乾隆五十一年（1786），浙江學政叫竇光鼐。他在閱卷的時候發現了一張奇怪的考卷：這份考卷根本就沒有根據題目答題，而是列舉了平陽知縣黃梅的種種罪行。
黃梅在任八年來，揮金如土，造成錢糧鉅額虧空，又以彌補虧空的名義，向老百姓額外徵稅、勒索錢財，把聚斂來的鉅額錢財裝入自己的腰包，等等。
竇光鼐很猶豫，要不要管這件事呢？這一年竇光鼐已經66歲了，而且學政不管司法，不管人事，反腐敗不是自己分內的事。
但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骨頭始終是硬邦邦的。竇光鼐決定把黃梅的貪腐問題，放在皇帝關心的浙江府庫虧空的大問題下面做文章，向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摺。
其實，乾隆皇帝早就在調查浙江府庫虧空的情況，可查了三年，報告給皇帝的浙江各地倉庫錢糧虧缺的數字是33萬兩，乾隆不信。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竇光鼐揭發浙江府庫虧空的奏摺遞了上去，竇光鼐指出的三個縣的虧空，加在一起就超過了30萬兩。
竇光鼐的奏摺讓皇帝很生氣，同時，浙江省的官員們也很生氣。全省官員齊刷刷地站到了竇光鼐的對立面，說竇光鼐是捏造事實、汙衊同僚。
說起虧空，咱們很自然想到貪腐，其實清朝虧空的出現，並不僅僅在於貪。有很大原因是財政制度僵化滯後，嚴重缺乏效率又不符合實際造成的。
另外，也與乾隆本人有關。他六次南巡，地方官傾盡全力迎駕，但多數款項根本就不能報銷，少數能夠報銷的款項長年得不到報銷，地方官只能挪用公款，造成虧空。
還有官員們的幕僚和傭人的工資，衙門日常的迎來送往等等都是造成虧空的原因。
就這樣，地方政府就把朝廷存在當地的公款一方面用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一方面為自己牟利。然後用今天朝廷下撥的款子，來填補昨天的債務。長此以往，地方的虧空越來越大，成為一個全域性性的、制度性的嚴重問題。
州縣衙門製造出了兩本賬，一本賬是給朝廷看的，規規矩矩；另一本賬是給自己看的，裡面記載了本地衙門實際收支、虧空舞弊和官場應酬腐敗的真實情況。
第二本賬的內容很潦草，甚至可能都沒有落在紙上，但卻是各級衙門真正的家底，是官員必須奉行的潛規則。
一旦辦理了交接手續，虧空的定時炸彈就從一個官員手裡傳到了下一個官員手裡。一旦日後虧空問題爆發，接任官員就要承擔所有的責任。
有時候上一任或者上幾任官員留下的虧空太大，下一任官員無論如何都不願接手。比如黃梅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被彈劾過虧空公款，遭到了撤職處分。
隨後浙江省先後派了金仁、汪誠先兩人接任黃梅的職務。奇怪的是，金知縣和汪知縣兩個人，到平陽縣沒幾天，先後找藉口都不幹了。
就這樣，平陽知縣這個職位竟然空缺了好幾個月。沒有辦法，上司只好申請由黃梅復職，讓他自己收拾平陽的爛攤子。
這樣一來，黃梅更加有恃無恐，他看到虧空問題普遍存在，是人人都害怕的定時炸彈，反而利用虧空問題大做文章。黃梅不但不填補虧空，還以此挾制頂頭上司溫州知府，默許他在轄區內橫徵暴斂。
就這樣，虧空成了黃梅的武器，用它綁架了越來越多的官員。像他這樣的害群之馬胡作非為，進一步惡化了地方財政，讓虧空問題越來越嚴重。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竇光鼐揭發浙江虧空為什麼引起了政壇大地震，為什麼無數官員向他施加壓力？因為虧空涉及的官員太多了，難以統計的眾多官員的身家、性命都牽涉其中。
竇光鼐能以一個人的力量去挑戰整個帝國官場嗎？
欽差大臣曹文埴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說經過認真盤查，認定浙江十一個府的倉庫共虧空白銀27.2萬餘兩。
曹文埴所彙報的虧空數目的減少，說明了之前報告的虧空數目的準確性，也表明沒有新的虧空，而且浙江省官員在認真地填補虧空。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填補6萬兩虧空的“重大成就”。
竇光鼐不畏懼、不退縮，決定用事實說話。他把從官場和民間聽到的很多官員腐敗的資訊，選取了一些和虧空問題有關的例子，寫成第二封奏摺，交給了乾隆皇帝。
浙江省的官員當然不能承認。他們紛紛上奏，極力否認竇光鼐的指控。
乾隆皇帝決定派遣新的欽差大臣徹查浙江的虧空問題。他選擇的是內閣大學士兼領班軍機大臣阿桂。
阿桂是個“聰明人”。他知道像虧空那樣的全域性性、普遍性的問題，必須要從制度層面入手解決，必須要進行“頂層設計”，不是憑一己之力就可以解決的。
阿桂還有一個難言之隱，那就是竇光鼐所揭發的閩浙總督富勒渾，正是阿桂的族孫，已經調任兩廣總督，是可以在政治上相互支援的力量。阿桂不希望查出他在浙江的罪行來，進而導致富勒渾的倒臺。
阿桂決定就事論事，把乾隆交代的事情敷衍過去就可以了，不深入追究浙江虧空問題。阿桂就回復乾隆皇帝說，竇光鼐揭露的問題，都是道聽途說，提供不了證據。
這一下直擊竇光鼐的弱點。他的奏摺，根據的都是社會傳聞，並沒有確鑿證據，而浙江地方官員卻反而拿出證據，一一否定了竇光鼐奏摺中的指控。
乾隆皇帝本來就信任阿桂，看了奏摺後對竇光鼐失去了信任。還頒佈聖旨，專門痛罵竇光鼐，認定他誣告平陽知縣黃梅，給予通報申斥，並要求竇光鼐“據實明白回奏”，也就是讓竇光鼐寫出深刻的檢討。
大家誰也想不到的是，竇光鼐作出的回應是拒不接受聖旨。他寫了一道奏摺，自我申辯，還說自己決定要“親赴平陽，查核確實，再行回奏”。
竇光鼐的公然抗旨，讓乾隆臉上掛不住了，大發雷霆，下令將竇光鼐“交部議處”，要給他嚴厲處分了。
竇光鼐當然知道抗旨的嚴重後果。他現在要做的就是搶在處分到來之前，趕緊調查取證。
竇光鼐選取的這個突破點就是平陽知縣黃梅，在上奏的當天晚上就奔赴千里之外的平陽，實地調查。
他來到平陽縣最熱鬧的城隍廟，貼出告示，鼓勵老百姓檢舉揭發地方官的罪行。老百姓踴躍來到城隍廟，七嘴八舌，哭訴黃梅等人的種種罪行。很多人還拿出了官府勒索攤派的告示、收據和白條等。
竇光鼐拿到了證據，但浙江的官員們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他們的策略是“趁熱打鐵”，趁乾隆對竇光鼐失去了信任，進一步攻擊竇光鼐。
乾隆十分生氣。他對竇光鼐已經不是懷疑和討厭，而是痛恨了。乾隆在聖旨中明確宣佈，將竇光鼐革職，並即刻捉拿，押赴京師治罪。
但案子還沒有結束。
竇光鼐手中還握有一張王牌。那就是他在平陽蒐集到的兩千多張田單、印票、借票、收帖等證據。
竇光鼐現在已經被逼到了牆角，手中的王牌得趕緊出手，不然就沒有機會了。竇光鼐不敢有絲毫延遲，迅速擬了一份奏摺，附上證據，以五百里加急的快件發往北京。奏摺剛發出，伊齡阿就派人來押解竇光鼐去北京治罪了。
竇光鼐坐在囚車中，走在回京的路上，他的奏摺搶先一步，進了紫禁城。乾隆皇帝百感交集地閱讀了奏摺和一張張物證。這些單據中有一半蓋有平陽縣的官印和黃梅的私人圖章。官印與私章很難偽造，就算造假也不可能造出兩千多份單據來，況且每個單據上都有遭到剝削欺壓的百姓資訊，可以一一核實。乾隆不得不承認，黃梅貪汙腐敗，鐵證如山。
至此，事實已經清楚了，但是該怎麼善後卻變成了另外一道難題。如何面對浙江省巨大的財政虧空、如何處置人數眾多的官員事大。乾隆皇帝猶豫起來。
最後，乾隆確定了浙江虧空案的善後原則，就是：動貪官，不動體制。
乾隆只處理了與黃梅問題有關的少數官員，且處理得相當輕。相反，對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英雄竇光鼐，乾隆處理得卻相當重。
乾隆的聖旨又一次斥責了竇光鼐，竇光鼐被連降了三級。乾隆專門解釋了把他降級的原因：“如果竇光鼐沒有揭發不實和亂講話的情節，我一定還任命他為侍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