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核潛艇，很多人會想到“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而忽略掉另一位堪稱核潛艇界“掃地僧”的人物——彭士祿。

早在1979年，彭士祿擔任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時，黃旭華是他的副手。直到1983年，彭士祿被調去主持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後，黃旭華才轉正為總設計師。

當然，這並不是說職務越高貢獻就越大。這兩位都是當之無愧的核潛艇元勳，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彭士祿主攻的是核動力，黃旭華則主攻潛艇設計製造。核潛艇與一般潛艇最主要的區別恰恰就在動力。

彭士祿的名字並不為大眾所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三個字都是中國的最高機密。另一個原因就是彭士祿非常謙遜、低調。

其實早在80年代外國報刊就將彭士祿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但彭士祿卻堅決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核潛艇的成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自己頂多是核潛艇上的一顆螺絲。

除了核潛艇元勳之外，彭士祿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他是廣東農運領袖、革命烈士彭湃的兒子。彭士祿的童年極為悲慘，3歲時母親蔡素屏犧牲，4歲時父親犧牲，8歲時被關進監獄……

彭士祿

彭士祿的人生可謂“逆風開局”，但他又是如何傳奇般地逆轉，成為我國核潛艇元勳的呢？

“我有20多個‘爸媽’”‍‍‍‍‍‍‍‍

彭湃是廣東海豐縣人，彭家靠開榨油坊起家，到了彭湃的父親這一代，已經是海豐數一數二的大富豪，家裡有1500多名佃農。受革命思想影響，彭湃從日本留學歸來後，開始在家鄉組織農民運動。

1923年11月的一天，彭湃當眾宣佈，凡是租種他家田地的佃農不用再交租金，並把家中的地契全部燒燬。在彭湃的發動下海陸豐地區的農會運動蓬勃發展，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然而當時紅色力量還很薄弱，大革命失敗後，農會組織被鎮壓，彭湃的妻子蔡素屏被敵人逮捕，並於1928年9月殺害。彭湃被調往上海工作，不久也遭叛徒出賣被捕。

儘管周恩來指示中央特科組織所有力量營救，最終還是功敗垂成。彭湃於1929年8月30日被敵人殺害。

彭士祿出生於1925年11月，在母親蔡素屏被捕的那個晚上，敵人四處叫喊著：“彭家人一個不要放過，斬草除根。”奶媽趁亂揹著彭士祿逃了出去，年幼的彭士祿天天吵鬧著要找爸媽，他哪裡知道母親已經犧牲，父親也已遠赴上海。

失去了經濟來源，奶媽只能帶著彭士祿在潮汕一帶乞討度日。後來七嬸將他接去澳門，經此大變，彭家已是一貧如洗，只能靠糊紙盒、做鞭炮艱難度日。

1931年初，從事地下工作的七叔準備把彭士祿送到中央蘇區，但走到潮安埯埠時，因臨時有其它任務，只能把他安置在當地農民家中。

農民們知道彭士祿是彭湃的兒子，對他比自己的親生兒子還要疼愛。平時自己捨不得吃，卻總不讓他餓肚子。過年過節有肉吃也是讓給他，自己吃骨頭。

那段時間彭士祿東躲西藏，隱蔽在不同的家庭中，靠吃百家飯長大的，後來回憶起那段時光他說：“在潮汕地區我有20多個‘爸媽’，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

1933年農曆七月的一天，由於叛徒出賣，彭士祿和照顧他的“媽媽”一同被敵人抓捕，關進潮安監獄。《廣州國民日報》上刊登訊息稱：“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

幾個月後的一天，彭士祿被押送到汕頭警備司令部。一同押去的一些人當天就被殺害，按照規定未滿18歲的不能槍斃，彭士祿和幾個“紅小鬼”便被關到汕頭石炮臺監獄。

彭士祿失去了大人的庇護。當時已經是冬天，彭士祿只能把地上一個破麻袋緊緊地裹在身上。監獄裡的伙食非常差，彭士祿每餐只能吃一小碗發黴的米飯，嚼一口，裡面還滿是蟲子和沙子。

由於營養不良，衛生條件差，彭士祿身上長滿了疥瘡，身體越來越虛弱。飢餓和疾病都威脅著彭士祿的生命，好在獄中一位老爺爺經常分給他一些吃的，他才奇蹟般地活下來。

彭湃

半年之後，彭士祿被送到廣州感化院關押，在這裡也又艱難地渡過一年。後來祖母得知他的下落後，才於1936年將他接到香港。

1940年末，周恩來派人把彭士祿和另外幾名烈士子女接到延安。由於幼年經歷了太多的磨難，彭士祿比起同齡的孩子顯得更加老成，他不愛說話，也很少出去玩。

彭士祿被安排在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這對他來說並不輕鬆。他說著一口粵語，來延安之前連普通話也不會講。而且上中學之前只上過兩年書，基礎很差。

但彭士祿天生一股倔脾氣，不願落在別人後面。他身上有一個特點就是“打破砂鍋問到底”，對於遇到的問題總是反覆思考，直到弄懂為止。並且能舉一反三，解決其它問題。這種思維模式為他日後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奠定了基礎。

在延安不僅培養了他吃苦耐勞、自力更生的優秀品格，更增強了他的報國熱情。1945年8月1日，作為模範學生的彭士祿光榮地入了黨。

1951年夏，中國計劃選拔一批優秀人才赴蘇聯學習科學技術。彭士祿順利透過考試，成為首批300名留蘇學生之一。

有資料統計，當時國家培養一名留學生的費用，相當於30戶農民全年的收入或者在國內培養26名大學生的費用。這對於國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彭士祿非常明白國家對自己的期望，絲毫不敢懈怠。他每天學習16個小時以上，除了吃喝拉撒都在學習。在留蘇的5年裡，他先後學習過36門課程，除3門課程成績合格外，其它均為優秀。

就在彭士祿努力學習之際，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1954年年初，美國第一艘，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核潛艇“鸚鵡螺號”下水。擁有“超強續航”和二次核打擊能力的核潛艇，在冷戰格局下無疑嚴重刺激了各國的神經。

20世紀50年代中期，各個大國的原子彈和氫彈相繼爆炸成功，新中國也決心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要使用核必須要先培養人才，彭士祿等35人被選派到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專業學習

啃著窩窩頭搞科研

1958年，彭士祿才學成歸國。這一年正是中蘇關係走向轉折的一年，赫魯曉夫拒絕按照承諾向中國提供核潛艇技術。聶榮臻元帥向中央提供了一份報告，計劃自行設計製造核潛艇。

美國鸚鵡螺號潛艇

這個任務被交給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便是日後的“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他領導著一支200人的科研團隊，所裡設定了各種研究機構。

初出茅廬的彭士祿被任命為核動能研究室的副主任，但室裡並沒有主任，一切都由彭士祿負責。為什麼不任命他為主任呢？按照當時的規定，技術評定為1-3級才能當教授和主任，4-6級只能當副教授和副主任，剛回國的的彭士祿只被評為6級。

彭士祿的任務是設計核潛艇最關鍵的部位——核反應堆。當時核潛艇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絕對機密，別說反應堆的樣子，就連核潛艇的外觀都不會透露。

那時，中國的科學家對核潛艇毫無概念，手上只有5張非常模糊的外國核潛艇的照片，真正稱得上“憑空想象”“閉門造車”。有一次一名外交官在國外商店看到一個非常精美的核潛艇模型，便買了回來。彭士祿知道後，硬是把它“借”了過來。

當時所裡的大學生大部分都不是核專業的，彭士祿等幾個有留蘇經歷的人不得不一邊搞研究，一邊為他們上課。所裡每人每個月只有5元錢，這還包含了生活費、出差費，日子過得非常艱苦。

彭士祿後來回憶：“那段時間是啃著窩窩頭在搞科研。”而且，到了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不夠吃，他們還不得不出去挖野菜。

艱苦的生活條件並沒有難倒彭士祿，最讓他感到艱難的是，當時只有一些非常原始的計算裝置。核動力涉及大量公式和資料的計算，一種技術方案往往需要連續計算一個多月才能完成。這既增加了工作量，又耽誤了時間。

但不管多難，彭士祿都堅持親自核算資料。哪怕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資料，也只有過了手，他才會放心。

在建設核潛艇的過程中出現過許許多多的爭議，彭士祿也拍過無數次板，以至一些同事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彭拍板”。其中一次重大爭議便是：在海上建反應堆，還是在陸上建反應堆。

彭士祿提出在陸上建立一個模擬反應堆，進行模擬試驗，培養維護人員。同時在海上同步建設，一旦試驗中發現問題能及時反饋到在潛艇上。這種交叉建設，能最大限度避免試驗失敗帶來的損失。

但反對者認為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沒有必要在陸上建反應堆，應該一步到位。既節省經費，又節省時間，就算搞不成功，將來還可以把核潛艇改成訓練艇使用。

909基地

出現爭議是很正常的，設計核潛艇對於大家來說都是頭一遭，沒有技術權威。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自然會出現不同的聲音，但這些聲音都是基於如何更快更好地造出核潛艇。

對於爭議，彭士祿始終堅持了自己的觀點，並試圖說服反對者。

彭士祿分析說：“搞核潛艇，技術上我們沒有百分百的把握，把反應堆直接裝到潛艇上，風險太高。即使成功，一些修修改改在潛艇上也非常不便。在陸地上建，雖然錢花得多，但能保證我們在艇上一次成功，而且還多建了一個試驗基地。這有利於培養人才，錢花得值。”

經過反覆的討論和研究，最終大家同意了彭士祿的意見，事實也證明這種方案是非常成功的。

在核潛艇的設計過程中，彭士祿敢於堅持己見，敢於拍板決策。他常常對同事說：“你們放手幹，遇到問題我來拍板，出了問題我來負責。”

這種敢於決策，敢於擔責的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彭士祿看來，搞科學，不敢冒險，不敢擔責，是不可能有成就的。

當然，彭士祿的拍板可不是隨便亂拍。這依託於他豐富的核動力知識，以及在實踐中對資料的反覆計算。用他的話來說：“作出一個決策，起碼有7層以上的把握。”

決定建設陸上反應堆後，彭士祿帶著全所的800多名職工和家屬，從繁華的京城奔赴川南一個峽谷中。他們從零開始，建設原子反應堆的第一個試驗地——“909”基地。

最初科研人員住的房子都是用河泥跟鵝卵石壘起來的，睡的是木板，吃的是山上採的野菜和蘑菇，連個廁所都找不到，只能在野外方便。大家一心撲在建設上，一個個搞得蓬頭垢面，曾有人因公外出，路過老百姓家討口水喝，被人當成了乞丐。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經過三年多時間，川西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中，建立起一個大慶式的試驗基地。

1970年8月30日，中國第一座潛用核動力裝置試驗成功。同年底，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8月1日，名為“長征一號”的首艘核潛艇正式列入海軍序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中國核潛艇

為公明白，為私糊塗‍‍

在核反應堆建設過程中，彭士祿無疑是精明的，每一個數據，每一項開支，都要仔細地核算。

但對於個人利益他卻非常“糊塗”。他從來不問什麼時候能評職稱，什麼時候能調級別，什麼時候能漲工資。甚至連後來評的院士，也是單位幫申請的。從工程一開始，彭士祿當過副主任、副總工程師，直到第一艘核潛艇交付使用，他還是頂著副職頭銜。

作為一項絕密工程的負責人，彭士祿也成了絕密人物，甚至連一些獎勵稱號都不能發給他。1978年，彭士祿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訊息傳來時他正在工地幹活，很驚訝地問道：“我也能得獎？”直到80年代，隨著相關資訊逐漸解密，彭士祿的名字才逐漸被外界所知。

為了建設反應堆，彭士祿帶著妻子住在基地，而把10歲的兒子和8歲的女兒託付給鄰里照顧。一次8歲的女兒突然患了肝炎住進醫院，不久10歲的兒子也因為藥物中毒被送進醫院，兩兄妹一個住在醫院一樓，一個住在醫院二樓。

他們不約而同地要醫護人員不要把訊息告訴爸媽，因為爸媽早就告訴過他們，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只能堅持到爸媽來接他們。

彭士祿因為廢寢忘食地忙於工作，一直患有胃病。在一次試驗中，他胃疼得非常厲害，額頭上冒出黃豆大的汗珠。同事們急忙把他抬到醫務室，診斷髮現是急性胃穿孔，必須進行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而手術就在工地上的醫院裡進行，這次手術切將他的胃切去了四分之三。醫生做手術時還發現，他的胃上早就有一個穿孔後自行癒合的傷疤。可見，彭士祿為了堅持工作，忍受著多大的折磨。

晚年彭士祿

在成功設計出核潛艇後，彭士祿又帶領團隊參與“728”工程，開展壓水堆30萬千瓦方案設計。後來秦山核電站一期工程就是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設計出來的。1983年2月，彭士祿調任水利部擔任副部長，同時還被任命為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籌建總指揮，負責廣東核電站工作。

繼設計核潛艇之後，彭士祿又成為中國核電的拓荒人和奠基者，對國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提起這些，他總謙虛地說：“我這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搞核潛艇，一件是搞核電站。”今天看來，這兩件事都對國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小結：

晚年，彭士祿寫了一份自述，他總結一生最遺憾的事就是“夫人”太多，總共有三個。第一個“夫人”是核動力；第二個“夫人”是菸酒茶；第三個夫人是小瑪莎。

核動力文章裡面已經說了很多，不再贅述。彭士祿從不避諱自己喜歡菸酒茶，這是由工作環境決定。他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的的工作狀態下，壓在他身上的擔子實在太重了，做出每一項決策更需要極大的勇氣。

適當喝一點，能讓他忘記憂愁。工作太累了，要喝一點振作精神。試驗成功了，也要喝一點慶祝，提振信心。久而久之，菸酒茶就成了他離不開的第二個“夫人”。

第三個夫人小瑪莎，是他的妻子馬淑英，瑪莎是她在蘇聯留學時的名字。前兩任“夫人”都與工作有關，唯獨真正的夫人被他排到了最後。彭士祿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可以看出他因為忙於核事業，而疏於對家庭的照顧，內心抱有深深的歉疚。

彭士祿在人民的養育下長大，秉承父親的遺志，承載著祖國的期盼，赴蘇聯學習先進技術。他沒讓祖國、人民和父親失望，透過不懈努力幫助國家設計出核潛艇和核電站，立下不朽功勳。

為了國家的事業，不計個人得失，甚至犧牲掉家人的幸福，這種無私的精神正是共產黨的優秀品質。正如彭士祿曾所說：“活著能熱愛祖國、忠於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