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川
艾倫·麥克法蘭（章靜 繪）
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現為劍橋大學人類學名譽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他關注現代世界諸起源及特性的比較研究，研究物件覆蓋西歐、喜馬拉雅地區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區域，已經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在國際學術界有廣泛影響。2021年夏天，“日本三部曲”作者馬國川先生透過郵件，圍繞日本近現代歷史的幾個重大問題，對麥克法蘭先生進行了一次書面採訪，麥克法蘭先生詳細闡述了他對明治維新、戰後轉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關係、國民性等問題的看法。
沒有西方，日本的自主起飛是不可能的
日本和英國都是被大海包圍的島國，歷史卻大不相同。在十九世紀中葉，當英國已經成為富裕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時，日本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假如沒有1853年美國准將馬修·佩裡率領“黑船”艦隊駛入東京灣，開啟日本的國門，日本是否會一直閉關鎖國？還是說，不管怎樣，日本最終會像英國一樣駛入現代化道路，進入現代世界？
麥克法蘭：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的一代人中，日本從一個孤立的、農業的、封建的社會迅速轉變為一個先進的、現代的、強大的工業文明，並且能夠在戰爭中打敗中國和俄羅斯，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是一個真正令人驚歎的事件。日本某些經濟史學家和最近的一些社會學家的一種觀點是，無論美國是否迫使日本向西方開放，從而引發保守的幕府被推翻和改革的明治新政權的建立，工業化和現代性都會在某個時候在日本發生。
乍一看，這似乎是合理的。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日本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都與十八世紀初的英國非常相似，那時英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才剛剛起步。在此前的幾個世紀裡，兩個國家透過控制人口，保證了資本積累、財富逐步增長和消費社會的成長。兩國農業都非常有效，日本以大米為基礎，英國以牲畜和硬殼穀物為基礎。兩國都有早期的市場體系，而且市場普遍滲透；兩國都發展了銀行體系，甚至建立期貨市場和半股票市場體系；兩國都有大型且長期的商業公司和貿易組織；財產基本上是私有的、是受保護的。因此，兩個國家的經濟在許多方面具備了現代經濟的雛形，只是沒有工業特徵。
同樣，這兩個國家的社會都有現代特徵：家庭制度都透過契約安排將個人與家庭分離，都有獨特的單一繼承人繼承製度，都有一種階級制度。在日本，以經濟為基礎的群體享有很高的特殊地位，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都被賦予不同的社會地位。為了獲得社會地位，人們高度重視賺錢。
甚至政治制度也非常相似。研究封建主義的史學家馬克·布洛赫認為，當時除了西歐外，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實行封建體系的國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歐洲各國中，英國擁有獨特的集中式的封建主義，這種體系至少從十二世紀起就在日本發展起來。在這樣一個體系中，有一個強大的統治者及其顧問，但大量的其他權力被逐層下放。那些獲得下放的權力的人，英國的紳士和日本的大名和武士，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大的“中等”階層。在這兩個國家，地方政府都很強大，每個國家至少有一個大城市，英國是倫敦，日本是江戶（東京）、大阪和京都。這些城市擁有大量的自治權和個人權力。這兩個國家都有高度的社會和地理流動性，都有受過良好教育和識字的人口，有許多學校，有很大的圖書市場和繁榮的文學文化，從首都一直到地方。
換言之，如果有人來到十八世紀初的英國，然後訪問十九世紀初的日本，經過仔細的調查，會驚訝於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相似性，甚至會被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兩個地方法律發展的相似性所震驚，因為德川幕府的法律出奇地類似於英國普通法。當然，他們會注意到，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在語言、思想、宗教、藝術等方面——兩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工業革命的大多數基礎都已經存在於這兩個國家。
然而，儘管日本當時已經擁有了日本奇蹟的大部分基礎，這可以解釋日本的速度和成功，但我確信，如果沒有“西方”來開放日本，或者沒有西方科技體系的引進，日本就不會有工業資本主義的革命性發展。
因為在突破前的幾十年裡，英國和日本有兩個基本的區別。日本在這兩個方面的欠缺，導致它不可能自主起飛。一個區別是日本人口史學家速水融指出的，日本以“勤業”為基礎，即勤奮工作，讓農業和工藝製造的效率越來越高，而英國則是以“工業”為基礎，這是生產的增量，就是用非人類力量代替人工勞動。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五百年裡，英國的增長是由緩慢、深刻而漫長的技術革命所推動的，它取代了農業和許多手工業、製造業的人力，提高了效率，如布匹和玻璃製造業。這是透過利用風力實現的。
一般認為，世界上第一批有效的大型風車在中世紀被用於英國，使用水力來推動高效的水磨。根據《末日審判書》（諾曼人征服英格蘭期間，在征服者威廉命令下，於1086年完成的一次大規模調查的記錄）記載，到1086年，幾乎每個村莊都有一個磨坊來碾磨玉米，不過都是使用牲畜拉磨。機械功能取代各種畜力的做法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被用於農業的許多方面，包括提供肥料和耕作。考慮到人口規模，英國的馬、羊、牛和其他大型牲畜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得多。最後，煤不僅用於取暖以代替木材，還用於製造和生產石灰肥料。這種做法至少在八百年前開始發展起來。到了十六世紀，煤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被廣泛使用，由海上從北部煤田運來。到1700年，煤炭供應了英國能源的約四分之一。
這些形式的能源在日本都沒有開發出來。水車和風車幾乎沒有。由於各種原因，動物在日本越來越稀少，以至於到十九世紀，從英國到日本的旅行者經常說，日本幾乎沒有任何動物，連雞鴨都沒有。
換句話說，日本當時正在經歷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所說的“農業內卷化”，而英國則經歷了我們應該稱之為“農業進化”的過程。用馬克·埃爾文在《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中的話說，日本已經陷入了一個“高水平均衡陷阱”。在這條道路上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在任何意義上，當時日本人所走的道路都不符合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向。
這並不奇怪，因為除了英國以外，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整個東歐，甚至與之相鄰的偉大的伊斯蘭文明，也陷入了這種“內卷化”的陷阱。即使是主要依靠航運和使用泥炭作為燃料的荷蘭，也已經達到了經濟的極限。
因此，如果英國沒有奇蹟般地率先實現突破，工業化在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會發生。事實上，即使有了榜樣和技術，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德國南部仍然花了一百年的時間才成為工業社會，而日本人只花了三十年、一代人的時間就模仿了千山萬水之外的實踐，這顯示了日本的情況是多麼特殊，也顯示了工業化的道路是多麼不同尋常，而且是基於偶然的巧合。
所以，對於你的問題，答案就是 “不”。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的“黑船”到達之後發生的事件是至關重要的。以蒸汽驅動的鐵甲艦帶來了一種新文明的願景。如果我們把它想象成一場大火，那麼燃燒所用的大部分木材在日本都已經存在了。然而，如果沒有英國人和美國人的火柴，偉大的突破也不會發生。日本將繼續作為一個勤勞、高效、美學和工藝智慧驚人的文明而存在。然而，它不可能自主發展成為現代工業國家，它將朝著完全錯誤的方向前進。
為什麼明治維新成功了，晚清改革卻失敗了？
您怎麼評價明治維新的歷史意義？為什麼明治維新成功了，中國晚清的改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卻以失敗告終？
麥克法蘭：前面我已經給出了部分答案。日本不僅更加統一，像英國一樣是一個民族國家，而不是像中國一樣是一個龐大的帝國，這使得改革更加容易，而且幾乎一切都準備就緒，可以起飛。如果我們用W.W.羅斯托（Rostow）的比喻來分析，四分之三的先決條件都在那裡——跑道已修好，飛機已加油，準備就緒，只需要一個飛行員就可以起飛了。
如果我們轉向清朝，情況就完全不同了。1850年的中國與英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特徵有諸多不同。
中國沒有任何現代工業轉型的要素，事實上，這方面存在許多障礙。它還受到許多其他困難的困擾。十七世紀中葉清朝建立之後的兩百年裡，中國人口增長五倍，耕地過載，大量饑荒，使內卷化進一步加劇。西方侵略特別是兩次鴉片戰爭對中國的破壞，使中國陷入了不可能的境地。在一片瓦礫、磚塊、小牆和深溝的原野上，沿著跑道“起飛”是不可能的。當然，奇蹟是一個世紀後，在幾乎完全相同的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中國發生的驚人變化——在規模和效果上甚至遠遠超過日本。
因此，答案是日本在明治時代已經把大部分牌捏在手中了，而清朝官員一無所有——除了廣大人民的巨大才能、勤勞、聰明才智和對財富的熱愛。只有當一切條件改變時，這些力量才會像潰壩一樣釋放出來。
日本為什麼走上歧路？
日本和德國都是追趕型國家，在1930年代都曾走上錯誤的發展道路。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有共同的歷史原因？
麥克法蘭：一方面，在現代化程序中德國和日本因挫折感和侵略性而右轉，是我們應該引以為鑑的。可能的共同情況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他的《註定一戰》一書中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是一種趨勢，即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大國，試圖粉碎不斷上升的國家的挑戰，導致戰爭。最早的案例就是斯巴達受到雅典的威脅，最終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艾利森研究了十二個案例，發現其中八個發生了戰爭，四個沒有發生戰爭。
就現代德國而言，衝突可以進一步追溯到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外部壓力積累，崛起中的德國感受到當時的主導國法國和大英帝國的阻撓，這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部分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試圖以1919年《凡爾賽條約》中的鉅額懲罰性賠償和條件進一步壓垮德國，導致德國遭受巨大痛苦，引發憤怒，這些事件都是後來德國再次挑戰主導國的原因。
日本同樣如此。它的崛起對西方構成了威脅，這種緊張關係正是法西斯主義興起和日本反西方戰爭爆發的因素之一。例如，1940年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這讓許多日本人深感憤怒，認為必須衝出敵人的包圍圈，因為當時日本自認為已經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大國，而被迫退出國際聯盟的日本人認為，種族態度和西方的傲慢意味著他們從未真正被接受為西方高階文明俱樂部的平等的正式一員。自尊心和自我認知導致他們尋求補償。在這種補償心理驅動下，他們把政治權力與精神權威統一在一起，把天皇變成“神”（在德國希特勒也變成了類似的東西）。
然而，雖然我們可以看到“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種模式，但它不是一種必然規律，只是一種強烈的趨勢。艾利森自己也表明，在十二個案例中，有四個案例中，主導文明被另一個文明所超越並沒有導致明顯的戰爭。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和大英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儘管美國的經濟遠比英國強大，但因為龐大的大英帝國的存在，英美實力旗鼓相當。這導致美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制定了入侵加拿大的秘密計劃（“紅色戰爭計劃”），以將英國海軍吸引到加拿大，然後在英國海軍兵力分散的情況下接管大英帝國的部分地區。這個場景並沒有發生。該計劃一直被放在抽屜裡，直到1939年。但該計劃的存在顯示，即使是在如此密切的文明之間也有潛在的戰爭可能性。1945年之後，美國在財富和軍事實力的各項指標上都明顯地遙遙領先於英國，但兩個國家並沒有發生衝突。
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可以解釋這一點。雙方有共同的文化、語言、根源、宗教，使他們的關係就像是一個日漸衰老的父親和一個變得更強壯的兒子；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喬納森（美國人的綽號）是‘約翰牛’的兒子。”另一個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掩蓋了從英到美的天平傾斜，同時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然而，這個案例和其他案例確實給了我們希望，這個世界能夠和平地實現大國權力的轉移。儘管在焦慮和恐懼的驅動下，可能出現煽動者，煽動者可能試圖透過仇恨“他者”來團結相對衰落的本國，但衝突並不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不要為了對欺凌和威脅做出反應，而拋開其古老的智慧、和平與和諧的哲學，拋棄與西方軍國主義掠奪帝國截然不同的“天下”概念。中國可以借鑑《孫子兵法》的古老教訓，避免以牙還牙的陷阱。中國可以在不動用任何武器的情況下實現自身的目標。
如果沒有美國，日本會成為現代民主國家嗎？
1945年以後，日本走上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如果沒有美國的佔領，這種變化會發生嗎？如果沒有美國的推動，日本會成為現代民主國家嗎？
麥克法蘭：1945年日本被西方打敗，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儘管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至少日本的許多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打敗美國的可能性很小。對珍珠港的襲擊幾乎是一種“民族剖腹”，是日本人悠久的為榮譽而自殺的傳統在國家層面的一次演繹。在個人層面，自殺往往發生在一個人的榮譽受到損害的時候，而這次“民族剖腹”則是緣於日本人認為民族尊嚴受到了種族主義和西方經濟禁運的損害。
二戰不僅重創了日本的經濟和政治，也撼動了日本的道德核心、文化確定性和精神特質。事實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儘管日本戰後看起來一片廢墟，很多工業基礎被核彈和轟炸摧毀，但事實上，更深層次的經濟基礎大部分仍然保留了下來。這些牢固的根基使得日本得以很快重新崛起，就像1978年的中國一樣。
因此，美國的佔領和經濟援助看起來幫助了日本，加速了它的經濟復甦，但其實日本無論怎樣也能重建起來。這甚至可以視作熊彼特（Schumpeter ）所說的“建設性破壞”。這場戰爭帶給日本的影響，與日本古時的一種現象類似：日本大城市的房子多是竹子和紙造的，每過十年甚至更短時間，就會發生一些意外的火災，把它們一片片燒燬。每當大火過後，人們就會投入繁忙的重建工作，後者又會刺激其他許多經濟活動和社會變革。
就民主制而言，天皇的領導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戰敗而失去了民心。日本的法西斯中央集權被唾棄，就像在德國和義大利（但不包括西班牙）在歐洲一樣。然而，如果沒有美國的干預（干預的主要目的就是重建日本民主），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有可能發生在日本。換言之，日本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存在的強大的共產黨可能興盛起來，日本可能成為一個共產黨治下的社會。這只是一種推斷，但人們普遍認為，是美國的干預使得日本走向了西方式民主。
這種論調——以及問題本身的提出——都假設日本確實已經成為了一個民主國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說法。誠然，日本有著真正的地方民主，有著選舉產生的議會，也存在黨派競爭。然而，這是一種奇怪的政黨制度——有時甚至可以說這是個一黨制國家。例如，自民黨從1955年到1993年幾乎一直統治著日本，從1996年起的十五年間，在大部分時間裡，日本再次處於自民黨治下，這看起來不像是英美的政黨交替式的民主。同樣，在日本，政治的日常運作顯然是透過背後操縱、關係網、派系間的政治交易來完成的，與我們在英美文化圈所看到的截然不同。所以很明顯，日本採納的既不是停戰二十年前的天皇制度，也不是西方民主。這再次表明，一國政府的形式，必須符合這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歷史。試圖讓所有國家都像西方經常倡導的那樣採用同一種“普世化”制度的做法，註定要失敗。
戰後日本成功的秘密是什麼？
戰後日本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一個奇蹟嗎？在您看來，戰後日本成功的秘密是什麼？
麥克法蘭：日本的第一個奇蹟發生在1868年之後，我來解釋一下這是為什麼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到1868年，日本幾乎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它只需要一些微小的政治、社會和教育改革，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就可以開始快速轉型。日本人的辛勤勞作和嫻熟合作，已經讓日本實現了九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水平的農業經濟，現在則可以用來實現新的使命。日本人的傳統工匠技藝，特別是他們複製和小型化的能力，非常適合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興起的微型技術。日本人是完美主義者，能夠製造出優美雅緻的藝術品，所以他們的汽車、電腦、隨身聽等產品讓世界目眩。
日本發生的第二個奇蹟，是第一個奇蹟的重演和復興。它發生時，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精力正被其他事務所牽扯。美國先在朝鮮、然後在東南亞、再（秘密地）在南美洲捲入長期而昂貴的戰爭。冷戰期間，蘇聯軍費開支過度，逐漸式微。當英國不再以一個帝國的姿態面對外部世界時，陷入了內部經濟和政治困境。只有德國與日本一樣，經過戰爭的洗禮，從廢墟中重新繁榮起來。
日本和德國一樣，以奇蹟般的速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世界格局中的空白。日本能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恰是因為包括印度在內的所有其他經濟體當時都陷入了困境。這並不能抹煞日本的發展奇蹟，但它有助於我們理解，在一個多岩石和貧瘠的島國，為什麼一度甚至有超越美國之勢。這也預言了中國——實際面積是日本二十倍、人口是日本十二倍——的發展前景。中國的發展勢頭甚至比日本還要強大，部分原因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科技的效率已經比五十年代高出許多倍。依據摩爾定律（該定律預測每十八個月或兩年計算能力就會翻一番），那麼中國可利用的技術要比那時的日本強很多倍。
現代化是否只有一條道路？
在二十世紀，日本、德國都曾探索不同於美國和英國的現代化道路，導致了與西方的衝突（包括價值觀衝突和文化衝突），但是它們最終都認同了英美的現代化道路，認同了英美代表的價值觀。這是否意味著現代化只有一條路？
麥克法蘭：“現代化”一詞，以及它的詞源“現代性”一詞，有兩個主要含義。在有關問題的討論過程中，我接受了一個普遍的觀點，即當我們談論“現代”社會時，我們主要談論的是外在的物質世界。我們談論的是現代的通訊方式，不僅僅是汽車和飛機，還有電報、電話和電視，現在則是網際網路。我們談論的是現代能源——煤、天然氣、電力、現今的核能及可再生能源。我們談論的是廣泛而有效的教育，普遍的醫療保健，充分的養老金保障。我們談論的是工廠裡的分工、有效的市場體系和私有財產。這是大多數人認為的“現代”。
從各種國家的實驗來看，要首次取得上述現代性，看來確實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和流動性。私有財產、激勵措施、政府支援（而非無情統治）、現代技術等等，都是需要的。然而，這套規則被英國發明之後，是可以被獨立地複製和仿製的，產生出不同於西方的“修訂版本”，就像日本、中國所採納的那樣。
而有些國家的實驗表明，註定失敗的做法，是將所有階級、私有財產、家庭、信仰體系和傳統政府形式一掃而光。這類實驗在整個二十世紀導致了數不清的災難。
然而，“現代性”還有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含義，從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到福澤諭吉、馬克斯·韋伯，許多偉大的思想家都對它有過深刻探尋。它將真正的現代性定義為，將人類生活中的四個領域——權力（政治）、財富（經濟）、個人關係（社會）和信仰（意識形態）——儘可能地分離開來。在大多數社會中，在直到過去一兩百年前的漫長時間裡，這四者都是糾纏不分的。即使到現在，我們也做不到將它們完全分離。如法國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中所說，西方大部分地區，例如歐洲大陸，都是如此。四個領域之間的分離仍然遠未完成，而且不斷受到挑戰。然而，英國用了好幾百年時間實現了最高程度的分離，並將這一模式植入到了新英格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其他帝國觸角所及之地。
這種深層現代性——也即四個領域的分離，對於首次實現上文所述的物質世界的現代性，看起來也是有必要的。然而現在，它們間的分離並不需要被推向極端。歐洲大陸，尤其是其天主教地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政治、宗教和家庭的某種深層結合上。日本當然也沒有實現四者的完全分離，儘管福澤諭吉的偉大著作《文明論概略》中提出了這樣的願景藍圖。他透過觀察和閱讀托克維爾和J.S.密爾等西方思想家，相信四者分離是西方充滿活力的基礎。
在做到四者的部分分離、又繼續保持它們間的一些傳統結合方面，中國提供了一個偉大的案例。中國已經做到了相當程度的分離，但政治仍然是社會生活的主導力量或“基礎設施”，正如宗教在印度、經濟在美國、法律在英國、美在日本的地位一般。在中國，信仰體系在許多方面仍然是非現代的。這裡混合了道教、佛教、儒教、祖先崇拜和其他特徵，韋伯將其恰當地描述為一個“魅術之園”（magic garden）。這個古老的、合一的體系成功地與極度高效的現代科學、技術、教育和經濟生產並存，就像日本在其物質現代化以來的一百五十年裡一樣。一邊是文化，另一邊是社會/經濟，兩者捆綁在一起的緊密程度，似乎並不像我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深。
文化傳統與現代化是否相容
日本既實現了現代化國，同時也保持著濃厚的傳統文化。但是也有人認為，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障礙，必須排除。那麼，在現代化程序中，一個國家獨特的文化傳統是否必然與現代化相矛盾，能否在現代化程序中保持其獨特的文化傳統？
麥克法蘭：從我對上一個問題的回答，已經能部分推測出我對現在這個問題的回答。曾經有人認為，“西化”意味著全盤接受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思想體系。然而歷史從來不是這樣的。看待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是比較西方曾經出現過的兩種帝國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導致了這兩種帝國在世界範圍內的不同擴張模式。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這些歐洲大陸帝國建立在一種非現代的、四者不分的觀念之上，這種觀念認為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必然是融合一體的。所以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南美，或者法國人到北非和印度支那時，他們相信，他們在那裡透過軍事征服得到的一切，都必須成為他們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你當時住在越南，你就立刻變成了一個法國人，有權作為正式的法國公民去到法國。你在越南的法國學校學法語，吃法國食物，喝葡萄酒，你最好是個天主教徒，很可能和一個法國殖民者結婚，生育幾個混血兒。
而在英國傳統中，早在英國人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建立第一批殖民地之前，文化與社會就已經實現了分離。例如，大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疆域如此之龐大，土著人口如此之眾多，即使英國人有這個意願，他們也不可能把治下的數百萬印度人吸納到他們的小島上。但實際上，無論如何，英國人長期以來享有一種傳統，即政治、法律和經濟、社會、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信仰和其他一切，都是分離的。所以在印度，你必須遵守英國法律，允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滲透進日常生活，保持和平，成為英國政治組織的一部分。然而，你的信仰、飲食、衣著以及你的大部分習俗和宗教（除了某些陋習，如燒死寡婦或童婚），都由你自己決定。
這證明了一種可能性，就是在今天，我們可以遵守一套全球普及的法治觀念、一套普遍和公認的經濟規則，甚至可以設立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世界政府，但與此同時，又允許並高度重視地方文化傳統和特性。
如果我們看看日本的情況，在日本現代化開始一百五十年後，其深層結構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思想家丸山真男稱之為“執拗的低音”，就像一曲延續了幾千年的古老薩滿文明在今天仍在迴響，我在我的書《日本鏡中行》中也描述過。自1868年以來，日本的家庭制度和文化制度發生了一些變化，但變化不大。我相信這也是中國可能將要發生的事情。
中國人不會放棄他們的哲學傳統——它混合了道教、佛教、儒家和祖先崇拜。他們不會變成一神教，也不會相信有“宗教”這樣的東西（這個詞在中文裡其實並沒有一個準確的對應），也不會相信存在著造物主——一位全知全能的、如上帝般有著個人形象的至高無上的神。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飲食、書畫風格、文學特別是詩歌傳統、音樂風格、審美趣味，他們也不會停止將群體置於個人之上，這是一種古老的“機械團結”——而不是社會學家涂爾幹所說的“有機團結”——在這種團結中，重要的是關係而不是個人。他們不會放棄他們的陰陽思維方式，而轉向衍生自希臘的二元邏輯。他們將是世界公民，但在核心上，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就像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一樣。
世界存在“國民性”嗎？
在中國，有些人習慣用“國民性”來分析歷史或現實問題。您在研究日本時，有沒有總結過日本人的特點，它們是日本獨有的“國民性”嗎？在您看來，“國民性”是否存在，如何對待“國民性”問題？
麥克法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讓兩個明顯矛盾的想法並存。一方面，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人類學家已經證明，以生物學為基礎的民族性格是不存在的。基因中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一個人喜歡中國菜或英國菜，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他更喜歡用文字而不是字母。如果你把一個英國嬰兒在剛出生時就帶到中國的一箇中國家庭撫養，他或她將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是中國人，把一箇中國嬰兒帶到美國同樣如此。所以，並不存在天生的“國民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觀察每一種文明，就像我在我的書《中國、日本、歐洲和盎格魯世界》中試著對四種文明進行比較研究那樣，你會發現，每一種文明都展示出一些相互關聯的特徵，這些特徵在一瞬間就能告訴你，某個人是英國人、中國人、日本人或其他什麼人。例如，我遇到的所有日本人，正如我在《日本鏡中行》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不同地區的日本人有些細微不同，但所有日本人都有著一些家族相似性。
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很有禮貌，對上很恭敬，但對下卻往往很霸道，正如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在她那本極富洞察力的《縱式社會的人際關係》中所說的那樣，日本是一個縱向社會。他們都比較害羞，往往喜歡沉默而不是說話。人與人之間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也就是所謂的“納豆社會”。正如思想家丸山真男所描述的那樣，日本是一個“章魚壺型社會”——人們聯絡在一起，但每個人又都是獨立而孤獨的。他們不相信合同是有約束力的，除非是那些基於個人關係的合同。他們相信人類與生俱來的善良。他們熱愛美，這體現在他們的園藝、陶器、儀式和其他許多事物上。他們的共同特徵還有很多。
所以，各民族是存在特色的。然而，當我們談到英國人和中國人時，我們必須加上限定條件。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明智地指出，英國人似乎根本就沒有民族性，因為他們的來源非常不同：“因此較之普天之下的任何民族，英國人擁有的民族性是最少的，除非這個特點本身可以被視為一種民族性。”
如果在十八世紀中葉這是真的，今天更是如此。在過去的五十年裡，大量不同民族背景的人湧入英國，使得這一點更加明顯。除了許多（但非所有）人對足球充滿熱情，喜愛討論天氣、吃炸魚薯條和喝溫啤酒，具備一定的幽默感，普遍愛排隊之外，英國人還有什麼特點是普遍的呢？一個蘇格蘭北部人和一個南部康沃爾郡人之間、北部城鎮的一個穆斯林商人和南部海岸的一個白人基督徒農民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也是如此。在過去的兩千年裡，將中國統一起來的因素很簡單。一方面是書面語言和教育，另一方面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但在此之外，龐大的少數民族群體（今天有超過一億人，分屬五十五個少數民族，有些民族還有許多亞群體），南北之間、東西之間、滿族/蒙古族聚集的華北地區和廣東人居多的華東和華南之間，都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休謨的話也適用於此。
因此，英國和中國提供了一個人類未來的可能縮影。這是一個全球性的、一體化的世界文明，在這裡，我們都承認我們共有的人性——平等、博愛和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每個部分和子群體都可以自由地維護自己的身份和傳統，不會被迫成為美國人或者中國人。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馬嘯女士對本採訪提供的無私幫助，感謝劉波先生、王昉女士審校翻譯稿）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