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女紅軍指導員逃離虎口後，裝啞巴十幾年，誰知道她的辛酸？

1937年初，陰曆是1936年臘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甘肅省白銀市景泰縣寺灘公社甘墩子村的鄭宗賢，在外闖蕩多年後回來了，而且還帶回來一個媳婦，媳婦卻是一個啞巴，還是四川人。

回來的第三天，鄭宗賢夫婦又被父親送到白茨水的煤窯，在那裡幫助地主看地。

啞巴開口說話，還當了農民代表

十幾年後，解放軍來了，這裡也得到了解放，讓鄉親們意外是，鄭宗賢的媳婦突然會說話了，而且說和非常厲害，彷彿要把這十幾年沒說過的話，都被回來，還是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

鄭宗賢的媳婦叫吳蘭英，不僅開始說話，還當了農民代表。

當地老鄉說：“解放了，啞巴也會說話了！”

鄭宗賢去哪闖蕩了？媳婦十幾年不說話，為什麼解放後會說話了呢？這背後都包含了哪些秘密？

原來，鄭宗賢先是被國軍抓了壯丁，後來被紅軍抓俘虜後做了紅軍的軍醫，媳婦吳蘭英是西路軍婦女先鋒團的幹部——連隊指導員，併兼營教導員。

吳蘭英的命更苦，九歲時父親死了，母親嫁人走了，哥哥逃命去了，無依無靠地給地方放牛為生，17歲時紅軍來到家鄉，我丟掉牛，跑去參加了紅軍，翻雪山、過草地，又紅軍西征河西走廊……

1979年10月16日，作家董漢河驅車來到鄭宗賢夫婦的家，採訪了二人，揭開了塵封四十多年的秘密，鄭宗賢、吳蘭英夫婦拿出小板凳，幾個人坐大大門口，二人講述了西路軍失敗後，二人死裡逃生的脫險過程。

鄭宗賢原是一方面軍紅五軍團的醫生，老家就在甘肅省景泰縣寺灘公社；吳蘭英是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連指導員，老家在四川桐江，都已年過花甲。他們的結合和遭遇頗有戲劇性。

今天就來記錄和分享兩個人紅色故事，以及吳蘭英為什麼要裝啞巴十幾年，為便於敘述，文中採用第一稱，兩個老人語言簡單樸實，但是卻包含了無數次驚心動魄的歷險經歷：

鄭宗賢老人腰板還硬朗，個頭不矮，一副西北人特有的黝黑的臉盤，不過略多了一些乾淨和富態。看得出，他是個懂醫道、會保養的人。他說，他七十歲了，原先在公社衛生院工作，老伴在公社婦聯，“文化大革命”以後都不幹了。

“我今年六十八歲，‘文化大革命’前是公社婦聯主任，當紅軍時我是婦女團的指導員…”

吳蘭英快嘴快舌地插話，她仍帶著四川口音，個子不高，但白白胖胖的，在紅軍中大家給她起外號，叫她“棉花包子”。

鄭宗賢老人瞪了她一眼，不無譏諷地說：“噫——，看你當過多大的官！紅軍時你就是婦女團指導員，你怎麼不到北京當官去？”

吳蘭英不再說話，鄭宗賢老人開始講紅軍經歷：

禍從天降，鄭宗賢被抓了壯丁：

我是坐地戶，我和老伴當時在尾泉（景泰縣地名)結婚的。她當時在婦女團，我在紅五軍醫院。為啥結婚？長征到甘肅後，說我是當地人，怕我溜掉。就讓我結婚了，是想把我拴住。結了婚，我們又各回各的單位。

我為啥到了紅五軍給董振堂當部下？那得從頭說。

民國十八年（1929年），我們這裡遭了災，兩個兄弟都餓死了，一個妹妹賣到寧夏。

十一月裡，我被馮玉祥的部隊抓壯丁，先在蘭州、臨夏住了一段時間。民國十九年到了河南，一下火車就和蔣介石的部隊接上火了，打了半年。後來才聽人說那是蔣、馮、閻中原大戰。打敗後，隨部隊投了蔣介石。

民國二十年秋末，蔣介石調我們到江西打紅軍，經過南昌、宜黃等地到了寧都。那時我在的部隊是國民二十六路軍，下面有73、74、75三個旅，我在75旅醫院當護士，在寧都城裡住了一年。

寧都暴動時，我們團部醫院住寧都東城。那天夜裡我正在值班，聽到城裡槍響。第二天一早，傳下命令來說，讓我們準備出發。那時軍長孫連仲到上海看病去了，是參謀長趙博生、73旅旅長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下的命令。

寧都暴動，跟隨董振堂參加了紅軍

走了兩天到了根據地。紅軍站在一個橋頭上，少年先鋒隊拿著紅纓槍在操場上，歡迎我們當紅軍。紅軍當時唱的歌后來我也學會了，現在還會唱：

白軍戰士你細聽，你們也是窮苦人，

無職業你們才當兵。

你們當兵有幾年，身上沒有一文線，

生活上苦苦慘然。

當兵就要當紅軍，官長士兵是一樣，

沒有人來壓迫人。

當兵就要當紅軍，退伍下來不受貪，

會做工的有工做，會耕田的有田分。

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

資產階級黑地主，殺他一個不留情。

紅軍把我們優待了三個月，休整，吃好的，女紅軍來跳舞唱歌慰問我們。後來又開會說，願意當紅軍的留下來，願意回家和願意回到國民黨部隊裡去的，給發路費，寫路條。當時留紅軍的多，我留在紅軍裡。

入黨時，問我家裡是中農還是富農，我說我不知道；又問：“你家裡有多少房子多少地啊？”我說：“啥也沒有。要飯時馮玉祥把我抓的兵。”於是表上給我填了僱農。

整編後，把我編到軍部醫院第一衛生隊當護士長，那時共兩個衛生隊。軍長是董振堂，參謀長還是原來的。紅軍派來一個在湖南城裡做地下工作的黨員作政治部主任，是個大學生。打過幾年仗。

二過草地，見到了頭年犧牲的紅軍戰士遺體已經風乾

長征開始時，我編到五軍團偵察連當衛生員。

過了夾金山，毛主席讓五軍團留下來等張國燾的部隊。指戰員們想不通，不願和他們一起走。主席說，你們和他們一起走，相互交流經驗，提高政治覺悟。

在川西北停了一年，進的時候搬苞谷，出的時候收蕎麥。我們重新過草地時，一方面軍頭年死下的戰士，被風吹得乾乾的，衣服被雨水沖洗得白白的。

出草地，過臘子口，到岷縣住了幾天，又到漳縣，華家嶺。華家嶺打仗時，副軍長羅南輝犧牲了，埋在會寧南山底下。又到了馬營，從紅嘴子過的黃河，開始了西征。

進梨園口，女人、娃娃、病號留在了一個山溝裡

到了大靖、土門子，把馬家的工兵營全部收撫。從山裡買來牛羊給他們吃，又把自動步槍和輕機關槍送給他們，放了他們。

我們夜裡從涼州城南七里的地方繞過，城上的燈籠明朗朗的，我們悄悄地走，沒有打。在永昌、山丹住了一個半月。

過了新年到的臨澤，董振堂帶多數人打高臺去了，我們留在臨澤打了七八天。馬匪白天用迫擊炮轟開城牆，晚上我們把土抬上、水澆上，凍住。死的人沒法埋。眼看守不住了，三十軍把我們接到倪家營子。當時說蘇聯、蒙古的紅軍要來接我們，背靠蘇聯打西北馬家軍就有力量了，可一直不見來。

進祁連山時，說是去打游擊，後面增援部隊很快就來。

進梨園口後，把一些女人、娃娃、病號留在一個山溝裡，給了一個二十瓦的手搖磨電機，一部無線電臺，主力部隊就走了，說打游擊去，增援部隊來了就接我們來。我也留在了山溝裡。

雪下了整整一夜，有床沿那麼厚。

一早，馬蹄聲響起來，馬匪的馬隊來了，喊著：“共匪把你們扔下了！你們受騙了！不要跑，我們給你們送乾糧來了！……”

我們能跑的都跑了。一些婦女、娃娃、傷員跑不動的被抓走了。

當時還有一個腿部受傷的師長，躺在擔架上，警衛員要跑，師長要拿手槍打他，他沒敢跑。

逃命：跟隨淘金老漢背沙子

我跑了兩三天，到了河沿上，遇到了一個姓王的淘金老漢。

老漢問：“你那裡來的？是馬家隊伍還是紅軍？”

“紅軍，我是紅軍。”

“你要是紅軍就在這裡蹲幾天，聽你的口音是咱甘肅人。這裡離甘州八十里，等鬆下了我把你送走。你把外面的口音改一改！”

那時我在外面待的口音有些雜。

以後我就給他背沙淘金子。過上幾天，王老漢就到甘州背米，打聽訊息。

偶遇紅軍妻子，藏在淘金洞裡躲避馬匪追殺

一天，王老漢的兒子領我在山裡轉，見山上下來三個人，等走近一看，噢！還是我的老伴，還有她的馬伕吳大廚子和營部秘書王子清。老伴頭上裹著紅布，揹著個毛線毯子。還沒等說上幾句，馬家隊伍在對面喊起來了，我們趕快跑，跑著跑著，馬伕和秘書都不見了。

王老漢把我們兩個藏到淘金的沙洞裡，又把外面的腳印抹掉。

淘金的沙洞裡又陰又冷，水漫過腳脖子，搜山的馬家隊伍走了，王老漢才把我們叫出來。

過了些時候，王老漢從甘州背米回來，給我們說：“毛澤東要人家娃們著哩，抓下多少，要送回多少。”

我們聽了很高興，想走。

扮作醫生，潛回家鄉，紅軍指導員妻子裝啞巴十幾年

榆錢大了時，王老漢的兄弟把我們送過了黑河。在甘州的四十里鋪，一個姓白的老太太有病，嘴裡吐血，我就給她看病。從那以後，我就蹲在甘州。臘八過後，馬匪又搜查，我們又走開了。

從山丹過來，到了星河，一個老漢的娃娃長疙瘩，我又給他看病。民團抓住我，見了團總，我說我是看病的，甘肅人。團總讓我走。

第二天，碰上一輛皮鑽轆車，把我們帶到涼州城。老伴裝了個啞子，住了幾天。

到古浪峽，一個開店的老漢，也開油坊，我們和他說了實話，他說：“單是紅軍來的，住在我這裡，我啥也不要你的。有古浪慶陽川的車子路過這裡，明天你們搭他們的車走。”

早上，老婆子上了那車，身上蓋上草。我在車後跟著。到了岔口驛，遇上賣鹽的駱駝，就跟著順路到了咱景泰縣的甘墩子。

到家的那天正好是臘月二十三。

家裡待不住，臘月二十六，父親又把我們送到白茨水的煤窯上。我父親在那裡挖煤。我們不會挖，就在寺灘附近給地主看地。

老婆子裝啞巴，住在地頭上，一直過了十幾年。

解放了，老婆子才開始說話，還當了農民代表。

當地老鄉說：“解放了，啞巴也會說話了！”

鄭宗賢老漢說完，看看老伴吳蘭英，對我們說：“別看她裝了十幾年的啞巴，能說著哩。你說吧，把十幾年欠下的話，都說出來！”

女紅軍指導員吳蘭英：悽苦的童年

白白胖胖的吳蘭英並不介意，接著說了她十幾年裝啞巴的辛酸：

我老家在四川桐江縣臨山，九歲上父親死了，母親又嫁了人，哥哥逃命去了，我給地主周大魁家割草、放牛，受了好多折磨。聽說紅軍招人，我把牛甩掉，背鬥、鐮刀也都扔了，跑到三集口參加了紅軍。宣傳隊把我送到桐江，剪掉頭髮，換上紅軍衣服，算是正式當了兵。

那天是1933年的舊曆三月初九，我17歲。

17歲花季少女，毅然投軍變為革命戰士

先在婦女工兵營待了三年，縫衣服。開始我是二連四排十一班班長，第二年當了四排排長，第三年九月入團，到茅雨鎮入了黨。一個月後，讓我穿便衣出去買菜，打探敵情。

到了瓦寺堡，一天價讓我拿手槍站崗。在旺倉縣住了一年，白天給俘虜兵宣傳，晚上縫衣服，完全是手工。

和平解放了徐定縣，保凌府，這是國民黨造槍的地方，敵人的兵工廠都過來了，我們也有了縫紉機，每人一支三八式馬槍，也有了好手榴彈。

後來不能住了，說毛澤東來了電報，說沒有根據地不行，一天打游擊不行，要退，讓敵人進城，我們再消滅他們。我們撤出來，到了丹巴，頭兩個月上課，學俄語，還一邊縫衣服。

為啥學俄語？說要跟蘇聯接近，吃大米白麵，要軍火，怕到時跟人家搭不上話。

丹巴在草地邊上，離懋功不遠，挺好。

和一方面軍會師後，我們組織宣傳隊，到一方面軍五軍醫院慰問傷病員。老頭子當時是護士長，穿一身列寧裝衣服，罩著白大褂，我是我們這方面的排長，和他接頭，就認識了。

在爐霍，我們四方面軍的供給部長鄭義齋，穿著藏族衣服去見毛主席。

紅一、四方面軍在阿壩開幹部大會，毛澤東在臺上向大家招手，講了一陣話，說是幹部要混編。

一方面軍的幹部不願過來，嫌我們野蠻，沒文化。四方面軍的幹部都願意過去。我們女的編成婦女獨立團，張琴秋當團長。她先是政治部副政委，因為精減機構才下來的，是個留學生，尕個子，長得好，給我們上課。副團長叫王子蘭，河南人。營長叫林月琴，也是河南人。後來她沒有過黃河，直接到陝北去了，給羅榮桓當了老婆。我被編到一營當指導員，兼營教導員。

後來毛澤東帶著一些人走了。張國燾把我們留下，又從毛兒蓋折回來，住在藏民地區，買羊毛，做毯子，也學藏話，給藏民宣傳。

天荃、蘆山、十八道水，我都住過。國民黨的飛機天天來，我們天天打。我們住在十八道水的街上，在竹林裡做衣服。

女紅軍關於長征的記憶

1936年‘五·一’節，朱德給我們講話，說一定要走，不象以前再返回了，要艱苦奮鬥，準備好衣服、帽子，問我們有信心沒有。我們說：“有！”以後每天磨乾糧，牛肉乾也磨成面面。

朱德給我們上軍事課，朱德老婆給我們上黨課。晚上搞夜戰演習。

又到了阿壩，沒吃的，吃蘑菇。過草地時，一陣雪，一陣雨，一陣冰彈彈，冰彈彈把人打死得多。

走上十天半月，遇上一個寺，或一座牛屎房子，休息一兩天。吃下老鄉的大豆葉子，找不見主人，就把錢放到地裡，或放到石板下面。

快出草地時，能吃上樹皮，楊樹皮最難吃。上面傳下命令，叫大家緊緊腰帶，搞行軍競賽，誰走在前面，就拿飛機紅旗（布紮成飛機模樣），走在後面的拿烏龜旗。

當時編下的歌是：

先進隊伍坐飛機，落後掉隊的背烏龜。

過噶曲河時，水很深，漫到脖子，大家手拉著手過。

進了甘肅境，到岷縣買了大蔥。大豆、燕麥、穀子、糜子都能買上，也能吃上鹽了，可香了，都把草鞋子換了。

在臨潭水磨溝打了一仗，在漳縣也打了仗。

到會寧，住在離城三十里的堡子裡。那裡老鄉都是回民，男女都纏的布，把我們特務連弄掉了。我們都很緊張，白天晚上地站崗。後來到黃河邊一個冬果梨樹林裡蹲著，誰也不敢吃。那天晚上燈很亮，我們婦女獨立團和總指揮部的政治部一起，從三角城碾子灣過了黃河。

征戰河西走廊，巾幗不讓鬚眉

過黃河後，樹林子少了，再也沒見過張國燾。原來他到政治部給我們開過幾次會，大個子，白臉皮，大家叫他張司令。

過一條山，到了大靖，馬家隊伍出來，說歡迎我們。我們站到一邊，唱了兩個歌，一個是《八月桂花》，如今的學生娃也會唱，另一支是《解放西北來》：

解放西北來呀解放西北來，

殺殺、殺殺，殺得匪軍滿天飛。

解放那西北來呀，

同胞們，聯合起來呀，聯合起來，

受苦的同胞們，受苦的同胞們，

趕快聯合起來

我們還沒唱完，他們就擺手不讓我們唱了，攆我們走。

我們過了土門，連夜一直走到永昌豐樂堡，被馬家軍圍住了。敵人不知我們是男是女，綁了四十幾架雲梯攻城。我們一連、二連守在堡子裡，堡裡一個老大娘給我們送水，往傷員嘴裡灌。

打了一夜，天快明時，三十軍打回來把我們接上，說：“我們還以為把你們這兩個連報銷了！”

到山丹第五天上，女戰士趙順德被一個老漢送回來了。她是我們一個軍政委的老婆。原來她在豐樂堡外面上廁所，被關在堡門外面。老鄉把她藏在草裡，等敵人走後，老奶奶的老漢裝著拾大糞，讓趙順德用灰抹了臉，挑上擔子，裝成男的，送到山丹。站崗的開始不讓進，等講清楚了，老漢進來，我們獎了他。

西安事變後，我們和老鄉聯歡，老鄉唱舊戲，我們扭秧歌，演活報劇，有人扮成蔣介石。

往西到了水磨溝、沙河子、臨澤、倪家營子、西洞堡、梨園口，仗老打不好，人打死得多，踏死的也多。

兵敗祁連山，女紅軍幹部裝啞巴十幾年

進祁連山後，化整為零，供給部的歐致章和保衛局的劉局長對我們說：“你們把黨團關係儲存好，不要叫敵人搜去，三、五個人一起打游擊。女娃給農民當媳婦，把命逃過。我們去包頭、綏遠找毛澤東，讓大軍來接你們。”

在一個叫三道溝的地方，徐向前也給我們講了話。

我們就三、五個人一個小組，分開打游擊。我們幾個在拉牌裡藏著，拉牌就是石崖下面凹進去的坎坎，外面用草堵上，雪蓋住，外人發現不了。

馬匪騎著馬在山下來回跑，有些人手上拿著帽子、衣服叫著：“共匪婆娘們，你們出來！不要跟著共匪受罪了。我們拿著吃的穿的，出來吧！”

藏了三天，敵人走了，我們才出來。下山遇見了我的老漢和王四娃子——就是那個淘金老漢的兒子。我的老漢一天給人家背沙子，我在金洞子裡蹲著，一天給人家做衣服。後來又跟著老漢回到這裡，裝啞巴。

吳蘭英感嘆地說：要不是我的老漢是甘肅人，我也許就沒命了！

“你說啥？‘文化革命’？我們都沒脫干係了，說我們是‘逃兵’、‘叛徒’又是批鬥又是審查，從那以後我們都不幹了。

關於戰友的記憶

楊文局，是我們西路軍供給部長鄭義齋的愛人。解放後我們都見過幾次了。鄭義齋是河南人，楊文局是四川人，有文化，地下黨員，參軍後在供給部當黨支部書記。鄭義齋在祁連山裡犧性時，楊文局還懷著娃娃。人家把她抓住，要她作小老婆。一個回民老漢，原先是馬匪的連長，沒有老婆孩子，把她要下了，退伍後住在武威鄉下，開了個小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