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陝西省民政廳發出了《關於更改盩厔等13個縣和商雒專署名稱的通知》，從那一年起，陝西省13個縣以及商雒正式改名。
盩厔縣改為周至縣，郿縣改為眉縣，郃陽縣改為合陽縣，鄠縣改為戶縣，雒南縣改為洛南縣，邠縣改為彬縣，鄜縣改為富縣，葭縣改為佳縣，沔縣改為勉縣，栒邑縣改為旬邑縣，洵陽縣改為旬陽縣，汧陽縣改為千陽縣，醴泉縣改為禮泉縣，商雒改名為商洛
那麼當時陝西省人民政府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才會將一個個原本充滿文化底蘊的地名兒，改得面目全非呢？
如果說是原本的名字不好聽，也說不通，畢竟其中一些地名更改後的讀音，根本沒有什麼變化。
其實說起這件事，跟當時中國的一位文學大家很是有著一些淵源。
這位宗師就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的“文化巨人”郭沫若先生。
眾所周知，郭沫若先生早年曾有過留學日本的經歷，無論想學習什麼，到外國求學，最先需要解決的都是語言不通的問題。
郭沫若也不例外，到達日本後，他先進入了一所語言學校學習日語。
在這個過程中，郭沫若發現日語跟中國的漢字有著很多的相通之處，而本來就對漢字很感興趣的他，自然也就藉著這個機會，好好地研究了一下日語。
透過仔細地觀察，郭沫若發現日本人可真是不簡單，他們雖然在使用漢字，但絕不是簡單地拿來主義，而是根據本國的需要，將漢字進行了二次加工，愣是使得原本含義晦澀，書寫複雜的中國文字簡單了許多。
這樣一來，不但平日用起來比較方便，而且學習起來也更加容易，從而大大降低了國內的文盲率。
對比自己的祖國，郭沫若不禁有些失落，要知道作為漢字的發明者，雖然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不乏有睿智的國人曾不止一次對其進行改革，力求讓漢字變得更加簡便易懂，但時至今日，學習中國漢字的困難程度，仍然要遠遠高於日本這個根本不曾發明文字的國家。
這也是造成中國文盲率極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這一刻起，郭沫若心裡就種下了一顆種子，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自己的祖國復刻日本的這種文字改革，可以讓更多的國民識字，知禮。
懷揣著這樣一個偉大的夢想，郭沫若回到了祖國，只是不巧的是，中國此時正處在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一心想做個文人的郭沫若，終是未能靜下心來激揚文字。
在這段日子裡，比起文人，郭沫若更像是一位激情澎湃的革命者，勇敢無畏的鬥士，他像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投身於洶湧的革命洪流，絲毫不在意自身的安危。
1927年南昌起義後，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他這一走就是10年，並在日本成了家，直到1937年才再次踏上祖國的大地。
很不幸，這又是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全國上下慘遭日寇荼毒，明顯不是一個談論中國漢字改革的時機。
面對日寇的侵略，郭沫若不得不暫時放下中國漢字改革的心願，積極投身到抗日戰爭的洪流之中。
雖然他沒有領兵打仗的本領，也沒有衝鋒陷陣的勇武，但在抗日宣傳和建立統一文化戰線方面，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8年後，郭沫若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人投降，心想著終於可以做回一個徹底的文人，在自己擅長了領域為祖國的強大添磚加瓦了，可是老蔣又在這時候背信棄義悍然發動了內戰，鬥爭還要繼續，郭沫若的美好願望再次落空。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終於告別了戰亂，迎來了久違的和平盛世，郭沫若也如願成為一名純粹的文人，從此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他熱愛的文學事業之中了。
雖然距離郭沫若從日本留學歸來，已經過去了20多個春秋，但改革中國漢字這個心願，他可是一刻也未曾忘懷。
如今國內環境穩定，建設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那麼漢字改革這件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於是郭沫若就把自己對中國漢字的看法，以及他對中國漢字改革的種種設想，歸納總結成了一份詳實的報告，並將之交給了毛主席。
說來也巧，此時毛主席和周總理，也正在為如何提高全國人民的認字水平發愁。
據統計，在建國初期中國的文盲率超過了80%，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推行新政策，新制度都十分困難，怎樣才能讓人們用最短的時間學會最多的漢字，成了急需解決的問題。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讀到了郭沫若這份有關漢字改革的報告。
仔細閱讀之後，毛主席對郭沫若在報告中指出的中國繁體漢字書寫複雜，學習困難等缺點深以為然，並對他改革中國漢字的種種設想非常認同。
再加上當時有一大批高階知識分子都在積極推動漢字改革工作，所以在新中國成立還不到10天的時候，毛主席就下令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理事會，郭沫若當選為常務理事。
當然改革漢字雖然勢在必行，但並不意味著能夠貪功冒進。
漢字改革工作是一項長遠的任務，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我們要謹慎再謹慎，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絕不是朝夕可成，更不能妄想一蹴而就。
之所以說漢字改革是一件勢在必行的工作，不僅僅是因為繁體字書寫困難，還有一點就是在當時有這樣一種現象，同一個字會出現很多種不同的寫法，究竟哪個才算是正規的寫法，一直也沒有定論，這就會給人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惑。
以中國的“國”字為例，當時就有多達40種以上的寫法，比如國、囯、囶、圀、囻等等。
如果不能把寫法統一，那麼一個人就要將其所有的寫法都給記下來才算認識這個字，想一想就覺得頭痛。
這裡順便說一下，後來咱們使用的這個“國”，就是郭沫若改造出來的，寓意為“一玉口中國”。
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成員，每一個都是文學界的大佬，他們各自都有著對漢字改革不同的意見，因此發生爭論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這其中，雖然在細節上可能千差萬別，但在大方向上大略可以分成兩派，溫和派與激進派。
激進派主張走類似越南的改革路線，也就是將漢字徹底拉丁化，這無異於將漢字全部廢除。
而溫和派提倡的是給漢字加註拼音沒有問題，但漢字本身不能廢止，只是對其中的生僻字加以簡化即可。
經過激烈的討論，最後還是溫和派佔據的絕大多數，畢竟中國漢字有著五千年的文化底蘊，又怎會有人真正捨得棄之不用呢？
大方向定下來了，剩下的就是具體的簡化方法。
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好在這次有著足夠的時間和大量的資料，給大家進行研究。
到了1964年，郭沫若透過數10年對周邊國家文字改革歷程的深入研究，有了巨大的收穫，尤其是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日本，他們之所以能快速降低文盲率，跟國家的文字改革有著密切的關係。
漢字是在我國的隋唐時代傳到日本的，不過自日本明治維新後，就特意開始重視文字改革，使日語不斷得到簡化，進而一步步實現文字機械化。
郭沫若始終認為，日本的文字改革之路可借鑑之處甚多，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於是乎，郭沫若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日本的漢字改革和文字機械化》。其中列舉了日本在漢字改革過程中的先進做法，以及改革後的漢字對日本社會產生的影響，以說明漢字改革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
在郭沫若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寫文章的人，請儘量做到口語化吧，要做到人人能聽懂。好些生僻字眼的地名，請把它們改換成同音的常用字，大家都感到方便。”
其實這段文字，也不過是郭沫若列舉的一些文字改革上的事例，恐怕當時他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段話，導致了陝西省的地名大換血。
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絕大多數文人對郭沫若的看法都表示贊同。
這天，正在杭州療養的胡喬木讀報紙時，偶然看到了這篇文章，立刻愛不釋手。
胡喬木覺得郭沫若的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其中很多想法與自己簡直是不謀而合，要知道胡喬木雖然從政，但他可是號稱中共中央一支筆，其文學功底也是深厚之極。
既然也算得上文人，他對中國漢字的改革工作自然也是非常上心的。
反覆讀了幾遍文章，胡喬木感覺如獲至寶，特別是對郭沫若提出的將中國地名中的生僻字替換掉的這個提議，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付諸實施。
不過冷靜下來的胡喬木也知道，想要立馬在全國範圍內更改地名並不現實，不過找一個省做試點應該是可以的。
問題是找哪個省做試點合適呢？胡喬木一邊思考一邊拿出了中國地圖，既然要做試點，就一定要找一個用生僻字做地名較多的省份，這樣才更容易看到效果。
突然，胡喬木的雙眼亮了起來，盩厔縣，郿縣，郃陽縣，鄠縣，雒南縣等複雜的地名，映入了他的眼簾，而這些地方所在的省份正是陝西省。
於是，胡喬木立刻興奮地給當時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寫了一封信，大概內容就是說自己讀了郭沫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我們應該找個試點實驗一下。
正好，陝西省下轄的許多地名就包含了生僻字，你看能不能就把那裡作為試點，如果效果顯著就可以向全國推廣。
劉瀾濤收到胡喬木的來信後，立刻讓秘書找來了郭沫若的這篇文章。
認真閱讀之後，劉瀾濤陷入了沉思，他覺得胡喬木說的這個辦法可行，而且在實際生活中，這些生僻字的地名確實會給人們造成很大的麻煩，尤其是寄信的時候，經常會發生寫錯地名的情況。
要說在這之前，中國也不是沒做過這方面的嘗試，在1958年，國家就曾經動過這樣的心思。
當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就曾提出過，必須儘快使更多的人掌握文字，重點指出在中國有許多難懂又難寫的地名建議修改。
只是這個建議最後並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援，第一是大多數人都覺得中國歷史源遠流長，自古傳下來的地名都有其獨特的含義，如果貿然進行更改，恐怕並不妥當。
第二是廣大人民群眾早已習慣了現在的地名，更改之後多有不變。
平心而論，當時的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就拿禮泉縣來說吧，之所以曾經叫做醴泉縣，是因為其縣境內有一眼泉水名為醴泉，因其水味如醴而得名，正所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改為禮泉後，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味。
盩厔，因為南依秦嶺，北瀕渭水，襟山帶河，因此《元和郡縣誌》說“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有好山好水的意思，改名為周至，是不是感覺差了那麼點意思？
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大家是否有過耳聞，這裡的鄜州，也就是現在的富縣，改名之後，曾經的詩情已然不再。
不過不管怎麼說，在1964年的時候，由於大多數文人以及胡喬木，劉瀾濤等政界人士的支援，陝西省作為改名試點一事進行的非常順利。
在劉瀾濤收到胡喬木的來信後，就將其轉給了當時的陝西省書記張德生。
張德生讀了這篇文章後，對郭沫若的想法也非常認同，更何況還有頂頭上司的首肯，不過畢竟陝西省並不是他的一言堂，改名這麼大的事，不可能就這麼簡簡單單地決定下來。
很快的，張德生就把陝西省的幹部們召集在一起，開了一個研討會，專門討論更改省內生僻字地名一事。
在會上，大家討論地非常激烈，也有不少人對這件事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按照郭沫若的意思簡化的地名，多少差了點文化底蘊，不過大多數人還是投出了贊成票的，畢竟當時黨中央正在大力推進漢字改革簡化工作，總要有人跨出第一步不是。
之後，眾人就在陝西省管轄的範圍內選出了14個含有生僻字的地名，商量出了一個更改方案，轉交到了陝西省民政廳辦理。
同年9月份，陝西省人委報經國務院批准後，發出關於《關於更改盩厔等13個縣和商雒專署名稱的通知》，要求陝西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更改地名生僻字任務，全力配合漢字簡化和改革工作。
這樣也就出現了文章開頭提到的一幕，很快，陝西省14個包含生僻字的地名全部更改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