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在中國民間信仰體系中有著複雜豐富的內涵，它既是勇猛的化身，又是王權的象徵；它既是辟邪的瑞獸，也是令人避之不及的邪祟。
河湟民間對虎的信仰由來已久，對於生息在河湟谷地的人們來說，虎的信仰，究竟是舶來品還是本土的文化產物？歷史上河湟谷地乃至整個青海高原究竟有沒有生活過虎？
虎年話虎。新年來臨之際，青海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侯光良先生，以嚴謹的考據和論證，帶我們尋覓青海虎的蹤跡。
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棲動物，也就是說虎的生存環境必須是森林或者是森林和草原的相間地帶，這是虎特有的生活習性。
青海歷史上有關虎的文字記載很少，可是虎的形象卻出現在了不同時期的巖畫中，侯光良先生介紹，僅三江源地區發現的巖畫中虎的形象就有6處。
20世紀80年代，考古人員在青海湖北岸發掘出了一具較為完整的虎的骨骼，鑑定得知，這隻老虎生存的年代是在清早期，這是青海目前發現的唯一與虎有直接關係的考古遺存。
遠古時代的青海
適合虎的生存
侯光良先生說：“雖然這隻虎有可能是外來物種，但是也不排除歷史上青海真的有虎存在過。”
說到虎，必須要聯絡到森林的變遷，因為森林是虎必需的生存條件，目前青海的森林大多呈島狀和帶狀分佈，在這些森林中尚未發現虎的蹤跡。
“青海湖以及河湟谷地的廣大區域，處於溫帶草原、高寒草原、溫帶落葉闊葉林帶的交界地帶，從自然條件來看，這一帶是不可能有虎的存在。”侯光良先生說。
但歷史上這一區域的生態環境卻並非如此。考古資料表明，距今8000年前至4000年前，河湟谷地和青海湖周邊地區森林資源十分豐富，森林的覆蓋面積要比今天大許多。“那時青海的生態環境的確適合虎的生存。”侯光良先生說。
巖畫中虎的形象
青海地區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印證了侯光良先生的推斷。
在一隻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馬家窯文化時期的彩陶罐上，學者們就曾發現過類似虎皮斑紋的條紋裝飾。
大約誕生在青銅時代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剛察縣泉吉鄉海西溝巖畫上，也曾出現過虎的形象。這幅巖畫上的虎的形象，條紋交錯，形象生動，具有較強的寫實風格。
共和縣切吉鄉和裡木巖畫的虎食牛圖。圖片出自《青海巖畫》，作者湯惠生。
鑿刻於魏晉時期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縣的盧山岩畫，以及大約同一時期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切吉鄉的和裡木巖畫上也都出現過虎的造型。
巖畫上虎的形象，是古人對自然的描摹，還是文化交流的產物？
侯光良先生說，和裡木巖畫上的虎造型有一個有趣的名字——虎食牛圖，因為這幅巖畫表現的是一隻老虎正在吞噬一頭牛，為了表現虎的兇猛，鑿刻者有意將虎的形態放大得比牛高大好幾倍。有趣的是，那頭被虎吞噬的牛，從外部特徵來看正是青藏高原的獨有物種——犛牛。
“這也就意味著，這幅虎吃牛的巖畫正是古人對現實生活真實場景的再現，巖畫中的虎的的確確在青海存在過。”侯光良先生說。
虎的消失，是生態環境變化的佐證
如果虎曾經真的在青海存在過的話，又是什麼原因讓這個物種從青海大地上消失了？侯光良先生透過研究確認，人為的干擾是導致虎從青海消失的主要原因。
多年來，侯光良先生一直致力於青海人口變化的研究，他透過研究發現，距今5000年前至4500年前，河湟谷地的古人類大約不足一萬人；距今4300年前至4000年前，河湟谷地的人口增加到了大約三萬人；到了距今4000年前至3600年前間，河湟谷地的人口卻下降到了兩萬人左右。
侯光良先生說：“距今5000年前左右，正是新石器時代的馬家窯文化時期，這一時期青海的氣候十分溫潤，適合人類生存，原始農業發展較快，生產力的進步促進了人口的增長。”
馬家窯文化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分為石嶺下、馬家窯、馬廠、半山四個型別，其中石嶺下文化型別在青海沒有發現，其餘的文化型別在青海都有遺存。侯光良先生說，僅柳灣遺址就發現馬廠文化型別的墓穴1000多穴，數量不可為不多，可是，到了半山型別時墓穴卻只有260穴，這說明這一時期，河湟谷地的人口並非持續性遞增，而是出現了波動。
出現這種波動的原因，除了河湟谷地的氣候出現了持續性的乾冷導致農業生產受到很大影響外，還有戰爭的因素。
“按照考古年代斷定，早期青海人類族群出現第一次波動的時期，正值誕生在隴東地區的齊家文化西進的時期。”侯光良先生說。
喇家文化遺址是我省發現的最大的齊家文化遺址，在這一遺址中，考古學者發現過一具雙腿骨折、雙手反綁的屍骸，多數學者認為這具屍骸是戰爭俘虜。
“根據這個線索我們可以推斷，西進的齊家人到達青海後，曾經和生活在這裡的馬家窯人發生過戰爭，從而導致了這一時期人口的銳減，加之氣候的變化影響到了農業生產，從而使得生產資料變得緊張，或許是導致戰爭的主要原因。”侯光良先生說。
此後，青海進入了以牧業為主的文明時代，因為找到了適應氣候特徵的生活方式，青海的人口再一次出現了上升，到了漢武帝趙充國屯田河湟時，生活在青海的羌族人已經達到了五萬人左右。
此後的歷朝歷代，因為不同的原因，青海人口的漲幅一直不大，有的時期，河湟谷地的漢族人口甚至不足兩萬人。
清乾隆年間，官方統計的青海人口猛增到了24萬左右。
“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乾隆時期政局穩定，少有戰亂，老百姓得到了休養生息，人口自然就多了起來。”侯光良先生說。
在缺乏環保意識的年代裡，人口的增多，不可避免地會對自然資源造成破壞。據統計，乾隆年間河湟谷地的河谷地帶已開耕殆盡，耕地面積的增加，意味著森林的減少，時任西寧道的楊應琚不無感慨地說，湟中（泛指河湟谷地）的山，已經和老人的頭頂一樣不見“毛”了。
“青海湖邊的那隻虎，就出現在這一時期，這是青海虎的最後蹤跡。”侯光良先生說。
虎的豐富寓意
人類與虎的關係歷來是“相愛相殺”，盧山岩畫就描畫了人類箭射虎的場景，漢代將軍李廣也曾因射虎出名，並留下了“射虎中石”的故事，有關“虎患”的記載，在不同時期的歷史典籍中經常能見到，以至於武松打虎的故事在我國幾乎是家喻戶曉。
流傳於今天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的於菟就是一種典型的虎文化。
專家考證，於菟就是古語“老虎”的意思，當地人認為，農曆十一月二十是“黑日”，這一天黑夜最長、白晝最短，各種邪祟很容易出來作怪，所以當地人就將男青年打扮成老虎的樣子，用於驅逐邪祟，也有學者認為，於菟本身就是邪祟的化身。
“其實，漢朝跳於菟的儀式在中原地區十分流行。”侯光良先生說。
但是虎也因為勇猛的性情，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擁有了多重的文化個性。
虎曾是王權的象徵。發生在戰國時期竊符救趙的故事中的重要道具兵符就是虎的形象；出土於我省海北州海晏縣的虎符石匱，代表著中央政權對青海的統治，它的主體造型也是一隻伏虎；出土於我省海南州貴南縣的宋朝虎面瓦當，也有著同樣的寓意。
虎對王權的象徵意義，甚至還延續到了清代。清王朝統一中國後，將遊牧在青海境內的蒙古族部落編為左右兩翼盟，由清廷禮部頒發給海西左翼的印章上的印鈕，就是一隻生機勃勃的老虎。
在民間，虎的形象運用得更廣。
“在民間，虎被賦予了勇敢無畏、祈福辟邪的含義。”侯光良先生說。
虎的形象因此被廣泛運用於年畫、窗花，嬰兒衣飾之中。
“流傳在河湟谷地的虎文化，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體現和河湟文化多元匯聚特徵的體現，這是虎文化的當代意義和時代價值。”侯光良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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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全媒體記者 李皓 盧曉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