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王雲杉（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
人是“符號的動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
學者趙運濤的《符號裡的中國》，是一部在古代文學的學科範疇中，運用“符號學”等文化研究正規化寫成的新作。
該書選取傳世文獻、考古發掘和民間信仰中最能代表中國的100多個符號，如龍、鳳、鴻蒙、祝融、太極圖、八卦圖、河圖洛書、三星堆“太陽—神鳥—神人—神樹”等，分“祥瑞”“守護”“神聖”“人文”四輯，對每個符號的生成過程、發展流變、現今影響、寓意與應用做了細緻的考辨。
在此書中，作者藉助中、西不同的學術研究方法，以種類繁多的文獻典籍為考察物件，呈現出一個古代中國輝煌燦爛的藝術世界。
仰韶文化時期的鸛魚石斧圖彩虹缸
《符號裡的中國》趙運濤著中華書局
閱讀此書可發現，趙運濤在著書的過程中，不僅沿用了文獻考據、文史互證、文字分析等傳統文學研究方法，而且藉助了西方學界的理論資源，以“中西結合”的治學方式，重返中國的歷史文化現場。作者的研究物件雖然是本土的文學和文化，但是並不排斥西方的學術研究正規化。在自序部分，作者引述了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的《人論》，表達了自己的學術觀念，即“日常生活與世俗風景都是符號，而符號被瞭解，才具有意義，才是文化”。在全書中，作者透過細緻研讀中國本土的“符號”，再現了古代社會的生活場景。
除了卡西爾之外，趙運濤的學術方法還受到了羅蘭·巴特等人的影響。羅蘭·巴特所著的《神話修辭術》一書，透過考察西方社會的體育運動、生活用品、文化傳媒等“符號”，發現被人忽視的文化形態。
受到這一啟示，《符號裡的中國》同樣以“符號”為理論視野，考察中國文化——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中，提取出一系列重要的符號，對它們進行細緻研究，以便展現古代中國社會的民間信仰、日常生活、思維觀念、審美趣味。比如，“鳳凰”在不同層面的審美價值、“葫蘆”在民間信仰中承載的豐富寓意、“土地”和“城隍”在民間社會的真實形象、“門神”與古代社會的巫術思維、“魁星”和“文曲星”與科舉文化的關係，等等。透過文學與天文、地理、民俗、社會、語言等歷史資料的相互闡發，趙運濤帶領我們重新進入古代中國的日常生活。
縱觀全書，作者把“文史互證”作為具體的研究方法。在學術史上，“文史互證”屬於傳統的治學方法，是歷史與文學的相互闡釋，在現代中國得到了傳承和發展。例如，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對白居易《長恨歌》的評價，體現了“文史互證”批評方法的價值立場和實踐過程。諸如：“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一句，陳寅恪根據已有的材料，發現其中有趣的歷史細節，即：“溫泉之浴，其旨在治療治病，除寒祛風。非若今世習俗，以為消夏逭暑（避暑）之用者也。”在歷史的語境中，洗浴的日常生活功能已經發生巨大轉變。由此，陳寅恪又追溯了古代洗浴文化的歷史源流，認為：“溫泉療疾之風氣，本盛行於北朝貴族間。唐世溫泉宮之建置，不過承襲北朝習俗之一而已。”正因為古人“泡溫泉”的目的在於“治療疾病，除寒祛溼”，唐玄宗恩賜楊貴妃洗浴的時間，必定在於冬季或者較為嚴寒的初春時節。因此，陳寅恪推斷，“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等詩句中，皇帝與貴妃的“七夕誓言”，當為詩人杜撰場景。
然而，作為一種文學的研究方法，“文史互證”有其侷限性。具體而言，趨於客觀化的文學批評，很有可能消解作品的審美屬性。在《元白詩箋證稿》中，為了進一步證實《長恨歌》敘事的“虛構性”，陳寅恪又對“長生殿”的空間構成進行歷史考據。在空間上，陳寅恪最終發現：“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樂天未入翰林，猶不諳國家典故，習於世俗，未及詳察，遂致失言。”詩人的藝術虛構，被其認為是作品的“敗筆”。
站在文學鑑賞的立場，這樣的分析，讀起來讓人略感“掃興”。在敘事的過程中，詩人對男女愛情主角在仙宮、夢境相會的美好場景進行想象，並不刻意追求歷史層面上的真實性。同時，這些虛構的部分增加了詩歌的情感力量和藝術韻味。文學文字與歷史材料的相互闡釋，對於審美層面的一些問題未必能夠予以有效論證，這種研究正規化並不屬於萬能的法寶。
從學術史的眼光來看，《符號裡的中國》在一定的程度上彌補了“文史互證”研究方法的侷限性。此書以古代文學與文化為考察中心，建構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兼顧了學術性和通俗性。例如書中對雷神的分析，頗為精妙。以考據的方式，展現雷神的藝術形象，並分析了雷神承載的文化功能，指出了傳統觀念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發展。按照作者所說：“除了懲惡揚善，雷神還有保護民眾、祛邪等職責。”因此，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武漢建立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寄託著民眾對未來的美好祝願。
又如作者對禪宗文化的介紹，能夠提高讀者對古典小說的鑑賞能力。《西遊記》中唐僧取回的無字真經，以及阿儺（佛陀弟子阿難）向唐僧索取“財物”的故事，容易被人理解為原著作家對“請客送禮”之風的諷刺。對於這種“誤讀”，趙運濤闡釋了小說對禪宗故事的借用：唐僧把紫金缽還給阿儺，體現了禪宗“衣缽相傳”的宗旨。作者對歷史文獻的轉述，沒有降低小說的審美趣味，而是促進了普通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
通讀全書，不難發現，趙運濤的寫作，並非為建立不同型別文字之間互相闡釋的知識譜系，而是更重於探尋文獻資源與現實生活的隱秘關係。
當前，中國的傳統文化於每一個國人而言，仍是身上不可褫奪的精神本源。現代人的思維觀念和行為邏輯，難以真正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傳承和發展，對精神文明的建設，將會起到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趙運濤《符號裡的中國》，是具備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8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