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天的我們，經常用歷史上的王朝來比喻今天的現狀。比如，當我們談到新中國的成就時，我們就會稱讚“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然而，當我們談到今天的美國時，許多歷史愛好者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中國歷史上的明朝。那麼為什麼有很多歷史愛好者，認為今天的美國與昔日的明朝相似？明朝的歷史，又能否為今天的我們來推演美國未來的興衰？
今天，本期節目就來為您講述：明朝與美國的相似之處，以及美國自身的歷史興衰。
（明末歷史疆域）
如果我們從明朝、美國建國的歷史時期開始梳理，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距今654年的東方王朝，真的與西方大洋彼岸的美國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公元1352年，朱元璋參加郭子興、孫德崖農民起義軍，反抗元朝暴政。後朱元璋定都南京，開國國號為明，並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對北元蒙古殘部進行討伐。
而美國則於1775年爆發獨立戰爭，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由華盛頓領導美國大陸軍驅逐英國殖民統治者，歷時八年最終使美國成為美洲最早獨立的國家。
而在朱元璋病逝之後，其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因朱元璋生前分封藩王，因此在朱允炆繼位後不久，燕王朱棣便起兵南下，爭奪皇位，這就是歷史上明初的“靖難之役”。而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病逝後，歷經15任總統，但因美國立國之初並未徹底解決黑人問題，據記載，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10人以上的黑人奴隸起義就高達200餘次，1800年的加布裡埃爾起義。1822年的維齊起義更是動搖了美國當時的社會秩序。在美國立國後的第八十五年，美國黑人問題更成為了當時的社會痼疾，由此爆發了“南北戰爭”。
（美國南北戰爭）
歷史上的“靖難之役”和“南北戰爭”，雖然都曾讓大明、美國這兩個國家前後陷入短暫的分裂，但是隨著內部戰爭的結束，兩國的內部矛盾也得到暫時的平定，最終使得兩國都在這場大戰後不久進入到了各自的黃金時代：靖難之役結束後的兩年，朝廷便令鄭和組建起了當時亞洲最龐大的船隊，開始進行了首次的“下西洋”航行，從公元1405年至公元1433年，歷史上共計8次的下西洋航行拓展了明朝的國際影響力，使明朝長期居於亞洲地區朝貢貿易中心的位置。而美國在經歷南北戰爭後，第二次工業革命得以在國內迅速開展，到南北戰爭結束後的第29年，美國超越英國，雄踞全球GDP榜首的位置，並將這一紀錄保持至今。
以上三組歷史事實的互相映照，都反映出了歷史上明朝與美國的相似之處。然而，明朝因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攻入北京，於1644年便宣告滅亡，美國卻依然長存至今，這讓我們看起來很難再從明朝滅亡以後的時間中，找到中、美之間歷史相似的蛛絲馬跡。但實際上，我們依然能夠從明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中，洞悉到美國今日似乎漸趨衰落的原因。
（正在經歷衰落的美國）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鄭永年曾指出：一個國家的衰落，不僅是一種歷史的結果，也是一種歷史的過程，對於世界歷史上的一些大國，尤為如此。歷史上的大明曾雄踞東亞，萬國來朝，而它從衰落到走向滅亡，也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財政危機、政黨之爭、連年征戰、民怨滋生等多重因素合力所導致的結果。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財政問題是所有歷史因素中造成明朝從衰落，走向滅亡的最主要原因。而從今天看起來漸趨衰落的美國的身上，我們也能看到這些曾造成明朝滅亡的歷史因素的縮影。
為何財政對於一個國家的興衰而言如此重要？拋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一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真理，財政本身就是一個國家行使職權的物質基礎，也是構築國家行政組織的鋼筋。一旦國家的財政陷入紊亂狀態，那麼這不僅將影響國家的經濟民生，也會動搖國家行政的根本。而高額的財政赤字，是一個國家出現財政問題的重要表現，用淺顯的話來講，就是“國家遇到了自己缺錢花”的時候。
而根據《萬曆會計錄》記載，明朝萬曆年間，國家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了45萬兩白銀的天文數字，財政赤字率更是接近2.5%，遠超萬曆六年期間的國家年均財政收入。而國家財政不足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地方每逢饑荒災難，國家無力動用財政對地方進行救濟。官僚、軍隊也因國家財政虧空，俸祿、軍餉長期得不到發放，致使前者滋生腐敗，後者產生兵變。
而今日的美國，也面臨著和萬曆年間明朝相似的處境：據統計，在四年前，美國的財政赤字數為7790美元；三年前，美國的財政赤字數上漲至9700億美元。兩年前，美國的財政赤字數則達到了1萬億美元，而這僅僅是白宮所統計的財政赤字。如果算上國債，那麼美國的國債已經突破23萬億美元，其債務規模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06%。在這樣高額的財政赤字之下，一個國家對某些災荒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並不是它不願意關照它的子民，而是它現在無能為力。
但是，可能細心的朋友會發現另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既然萬曆年間的明朝和近些年來的美國，都面臨著高額的財政赤字，那麼它們為何不嘗試透過各種方法，減少財政赤字，反而使財政赤字不降反增？這便涉及到了導致國家財政赤字高漲的另一個因素：貨幣的泛濫發行，而貨幣的泛濫發行則又衍生了困擾明朝與美國的通貨膨脹問題。
明朝在成立之初，便面臨著嚴峻的通貨膨脹問題，朱元璋、朱棣即位期間，發行過面值為一貫、五百文、四百文等不同的大面值貨幣，用以市場流通。兩位皇帝發行紙幣，用紙幣代替金屬貨幣流通的最初用意，本是好事，然而在當時民間根本沒有如同紙幣面值一樣足量的貴金屬，來與紙幣進行等價兌換，由此便造成了紙幣的貶值和物價的上漲，明朝貨幣信用體系的崩潰到來得甚至比明朝滅亡的時間還要早。而物價的上漲，也是為何崇禎時期，皇帝認為“處處需要錢用”，但“處處錢不夠花”的重要原因。
（明代鈔票）
與明朝相似的是，美國也面臨著因紙幣的泛濫發行而造成的通貨膨脹問題。據統計，美國在三年前，便發行了7.7萬億美元的新國債，而美聯儲則認購了其中的1,5萬億美元。兩年前的3——8月份，便投入了共計2.8萬億美元的新貨幣。在4月份後，美聯儲取消了法定準備金的要求，這意味著自此以後的美國將沒有理論上的貨幣乘數上限，印鈔機將從此“開足馬力”。與市場上越來越多的美元相伴而生的，便是“水漲船高”的商品物價：據統計，近期美國消費價格指數已同比上漲7.5%，這是自1982年2月以來，美國曆史上的最大費價格指數。這不僅意味著美聯儲自己手中的美元貨幣在“縮水”，美國的民眾也將在近期花費比平時高出7.5%的工資，來購買平時就能買到的生活必需品。
而影響美國財政長期陷入赤字困境的第三點因素，便是美國的稅收制度。而稅收制度，同樣也是造成晚明財政困難的重要歷史因素。所謂財政赤字，指的就是在一定時間段內，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與財政赤字相減，結果呈現負數的情況。除了通貨膨脹這一在無形之中讓國家財富發生縮水的潛在因素，財政收入的萎靡，則直接讓國家財政陷入到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的困境當中。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便是國家的賦稅，而賦稅的來源則主要取之於民。明朝的稅收專案主要包括土地稅、人口稅和商業稅，而透過經商，創造巨利的商業稅在明朝僅佔稅收總額的5%，為宋朝的六分之一。
這也就意味著，明朝的稅收主要來源，是土地稅和人口稅，而農民則成為了兩項稅收的重要來源。據統計，明朝初年朱元璋時期的稅收約為三千萬石，但到了明朝中後期，明朝的稅收僅有二千萬石。造成明朝稅收銳減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士族、富商開展的土地兼併，侵佔了明朝農民的大量土地。而明朝對於士族、富商的稅收政策，都是少收，甚至是不收，這就使得明朝的稅源發生萎縮。晚年崇禎帝為應對清朝扣關，鼓動上下官僚、富商對國庫進行捐助，但終不過只湊出了二十萬兩白銀，對於明朝晚年虧空見底的國庫而言，依然是杯水車薪。
（明朝崇禎皇帝）
而美國目前的財政困境，也同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稅源的萎縮所致。自20世紀80年代裡根上臺，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後，美國對富裕階層的稅收便不斷減免，希望以此刺激和鼓勵資本的增殖。然而，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在美國排列前55名的企業創造了400億美元的利潤，而這55名企業背後的400多戶家庭，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卻僅有8.2%——而此前佔據美國家庭絕大多數的中等收入家庭，平均稅率卻僅有14%，這也就意味著：從富裕階級到美國的中產階級，越窮的美國人反而越要承擔更重的賦稅負擔，這不僅造成了美國財政稅源的萎縮，更造成了美國社會再分配的失衡。
也正是美國因多重因素陷入的財政困境，讓美國在近些年來衍生出了諸多圍繞“錢”而產生社會割裂的政黨問題、軍事問題和民生問題。其中，明朝末年的東林黨爭，恰巧可映襯今日美國兩黨的“驢象之爭”；美國在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經歷的種種失敗，以及居高不下的軍費開支，又何嘗不能從明朝末年的九邊衛戍，遼東軍餉問題上找到歷史景象相似的縮影。而人民因此歷經的戰亂、貧窮、饑荒和種種災禍，又何嘗不正印證了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嗟嘆”？
21世紀的美國，是否會重蹈明朝歷史的覆轍？這個問題，恐怕只能交給時間來告訴我們答案。但是，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預言“美國是人類歷史終結”的言論，如今已不攻自破：這名畢業於哈佛大學，親眼見證美國黃金時代的歷史學者，自認為美國已是人類文明史的巔峰，未來的歷史中再也不會有如此宏偉的帝國。然而，歷經過百年興衰的華夏，早已明白一個道理：這世上沒有永恆的、完美的帝國，更沒有亙古不變的制度。唯一能夠不變的，永遠是一國興亡在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以及世界大道的滄海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