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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強盛的綜合國力，不僅建立了皇帝與“天可汗”的雙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夠的魅力吸引各國首領前來貢拜。

作為當時的一個“超級大國”，唐朝在這10點媲美現代社會。

1、允許外國人入境居住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民族遷徙時期，各民族進入唐境分為被迫內遷和尋求保護兩種，因仰慕唐朝經濟文化生活先進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

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敦煌、肅州、甘州、涼州、原州、長安、洛陽等地都有其聚落，從西北輾轉到范陽、營州等東北之地的粟特人也很多。西安出土的康法藏、康志達、安萬通、安元壽、米繼芬、何文哲等人墓誌中，都反映了昭武九姓在京師居住的情況。

特別是在長安經商的西域胡人很多，“酒家胡”和侍酒的“胡姬”比比皆是，安史亂後胡商歸路斷絕，僅長安客省居住者“常有數百人，並部曲、畜產動以千計”，不少為冒充回紇使者的粟特商人。

廣州、洪州、敦煌、登州、楚州、洛陽、揚州等城市也是外國人集中的地方。因朝覲、侍衛、求學、傳教、行藝、避難而入居長安的西域人也不少。如武德時期疏勒王裴糾來朝，拜為鷹揚大將軍，“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時期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國亡求援於唐，入長安授以右武衛將軍，隨行的波斯王室成員和貴族子孫有上千人，皆流寓長安。為幫助唐朝平叛入居的柘羯軍也多留居中原，于闐國王尉遲勝率五千人赴難，後皆留居長安納入唐籍。

唐政府對外國人移居中國，曾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制定出專門的優惠政策，規定歸化中國的外來者，一方面具狀送官府奏聞，一方面所在州鎮給衣食並於寬鄉附貫安置，另外，還可免去他們的十年賦稅。

這對外國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粟特、新羅、大食、波斯等移民社群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羅坊”，青州的“新羅館”，敦煌、涼州的“昭武九姓”等。

2、允許外國人參政做官

唐王朝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州縣，都有外國人或異族人擔任官職，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異族有76人次，佔十分之一強，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國人安附國其父朏汗曾任維州刺史、左武衛將軍，後遷升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封定襄郡公。

安附國本人為左領軍府左郎將，後授上柱國，封騶虞縣開國男。他的兩個兒子分任右鈐衛將軍和魯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國商人康謙在唐玄宗時被授予安南都護，後又為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

高麗人高仙芝在唐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為唐開拓西域立過大功。另一高麗人王毛仲，也官至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進封霍國公，曾是唐玄宗時皇家禁軍的首領。

日本的阿倍仲麻呂留居中國50年，改漢名為晁衡，曾任左補闕、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鎮南節度使、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職。龜茲人白孝德，因累立戰功，官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公。波斯人後代李元諒曾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越南人姜公輔，在唐德宗時擔任翰林學士，曾一度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羅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長安宿衛任官，金雲卿曾任兗州司馬、淄州長史等。唐朝大膽起用外族和外國人入仕任官，採取“相容幷包”的用人政策，無疑是其國際性眼光的表現。

3、重用蕃將統軍

唐朝前期開疆拓土和後期平叛定難，大都透過提拔與重用各民族“蕃將”。

《新唐書·諸夷蕃將傳》列入許多著名人物，出土的“蕃將”墓誌也很多，如阿史那社爾、阿史那忠、執失思力、哥舒翰、白元光等為突厥人，契苾何力、契苾明、僕固懷恩、渾瑊、李光進、李光顏等為鐵勒人，泉男生、泉獻誠、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禮、李正己及其子孫李納、李師古、李師道等為高麗人，黑齒常之為百濟人，突地稽、李謹行、李多祚、李懷光等為靺鞨人，論弓仁、論惟貞祖孫為吐蕃人，尉遲勝、尉遲敬穗、尉遲青、尉遲伏闍信等為于闐人。

來自昭武九姓諸國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祿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進滔、何弘敬等。此外，還有出身党項、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將。這些在唐朝任職的武將，有的入朝聽命中央調遣，有的為邊疆都督、都護或節度使，擔任一方軍事長官。

唐玄宗時以外族將領32人代替漢將，更是將他們作為支撐帝國大廈的重要柱石，肩負著內護京師、外備徵御的重任。東突厥汗國的阿史那社爾等，鐵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濟的沙吒忠義等，都擔任過朝廷禁軍高階將領，連西域諸國和新羅、渤海等入侍質子也都配授禁軍諸衛郎將。

如蕃王子弟婆羅門（北印度）翟曇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吐火羅（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僕羅、于闐王尉遲勝等都在長安朝廷留充侍衛，官至大將軍等。許多蕃將及其後裔被唐王朝“處之環衛，委以腹心”，不僅賜姓封王，賜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襲。唐代的軍事活動，動員了很多外來民族的“降戶”或“歸化人”，在蕃將率領下防守反擊，這是唐朝“羈縻”政策為其國際戰略服務的特徵。

4、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記載，盛唐時有70多個國家與唐王朝經常往來，外國人在唐朝居住者眾多，難免有違法犯罪現象。

唐朝對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上所發生的法律糾紛，有專門的法律規定：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唐律疏議》解釋，化外人，即謂：

“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

這就明確表明，凡是外國人，同一國家僑民之間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當事人所在國的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根據他們的俗法斷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權；而對於來自不同國家的僑民在唐境內發生的糾紛案件，則按唐朝法律斷案，在法律地位上與漢人完全平等，沒有特別的治外法權。

這種涉外立法，分別體現了當代立法的屬人主義和屬地主義的原則，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5、保護通商貿易

開元二十五年，又在《關市令》中規定各國蕃客往來中國，根據其裝重，在第一道入關口檢查後，其餘關口再不必重複檢查。至於外國商人在邊境互市，要由互市官司檢驗，交易時官司要先與外商核定物價，檢查商品，然後交易。

中唐時期，唐政府對海上貿易也採取輕稅保護政策，太和八年（834），唐文宗下詔對“南海舶”，“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觀察節度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奏外，任其往來流通，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大批外國商人經由陸路海道來到長安、洛陽、廣州、泉州、揚州等地，運來香料、藥材和珠寶，帶走絲綢、陶瓷等物品。劉展反叛，入揚州大肆搶掠，“殺商胡波斯數千人”，可知胡商聚市人數不少。

在長安的許多胡商以經商致富而聞名，如敦煌文書記載:“長安縣人史婆陀家興販，資財鉅富，身有勳官驍騎尉，其園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

史婆陀就是世居長安的粟特人。正因為唐王朝對外商持優惠政策加以保護，有時甚至給予特殊照顧，鼓勵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給“蕃客”供應三個月柴炭取暖，所以胡商樂不思蜀，“安居不欲歸”。

長安有胡商以十萬貫買武則天青泥珠，有商胡以一千萬買寶骨，西市成為外商的聚居區，他們不僅有自己的店肆鋪邸，還舉質取利放高利貸。

唐文宗時曾責令漢人償還“蕃客本錢”，不得停滯交易，使外商遭受損失，“方務撫安，須除舊弊，免令受屈”。對於外商的遺產處理，唐廷也是盡力保護，按規定外商死後，官府照管其資產；如滿三月無妻子詣官府認領，則沒入官庫。這都說明唐政府對來華貿易的外商是採取一些保護性措施的。

當時除不得在邊境諸州進行冶煉鋼鐵，開採礦業以及弓箭兵器等貿易外，其餘物資都可以透過正常貿易進出口。但為了防止外商走私關塞偷渡，擾亂國際貿易秩序，杜絕利用秘密婚姻等不正當手段進行貿易，朝廷於開元二十五年、建中元年和開成元年多次詔令：諸絲綾羅錦、珍珠、銀銅鐵與奴婢買賣等，“不得與諸蕃互市，又準令式，中國人不合私與外國人交通買賣婚娶往來，又舉取蕃客錢以產業奴婢為質者，重請禁之”。

但政府的禁令只是防範走私，並不阻止中外貿易。

6、允許通婚聯姻

異國或異族通婚是打破“華夷之辨”的一個重要表現。貞觀二年（628）六月，唐廷敕令:“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類似規定:“諸蕃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妻妾，並不得將還蕃內。”

這僅僅是指外族男子不能將漢族妻妾帶走，並不禁止外族與漢族的通婚，相反，唐律允許外國人入朝常住者，娶妻妾共為婚姻。從出土的唐代墓誌可以看出，昭武九姓粟特人安氏、曹氏、何氏、石氏、康氏等與漢族劉氏、韓氏、高氏、羅氏等異族聯姻非常普遍。

特別是散居內地者更容易胡漢聯姻，如從河西走廊到關洛、太原等地區分佈著一連串的粟特移民聚落，長安、藍田、戶縣、周至等京畿地區胡漢雜居，通婚嫁娶自屬常理。雖然唐朝律令中嚴格限制偷渡入境者私自與境內婦女結婚，但境外諸族內遷則可以結婚聯姻同化。

至於胡漢聯姻之外的異族通婚，更是比比皆是，如突厥、粟特、契丹、沙陀等，一直到唐末之後，沙陀建立的後唐、後晉、後漢三朝君主的后妃仍有一些出自安氏、米氏、何氏、曹氏等。

《資治通鑑》卷二三二記載唐德宗貞元三年（787）時，“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

為了減輕政府供給負擔，朝廷下令將檢括的四千多胡人遣返回國，不願歸者則入籍為唐人予以安置，結果無一人歸返，全部加入神策禁軍。

這些人事實上已變為長安居民的一部分，其胡漢聯姻已不止一代。即使建中元年（780）唐朝曾一度禁止中原漢人與域外人通婚，但也是針對當時京城僑民通婚過多、仰靠政府供給衣食過重而採取的權宜之計。

《東城老父傳》記載元和年間“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少年皆有胡心矣”。

據史書統計，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給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尚異族駙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給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儉、張說、唐儉、於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漢聯姻。還有許多“雜胡”通婚於漢人的事例，如武周時遊擊將軍孫阿貴夫人竹須摩提，乃印度女子等等。

7、文化開放互融

西域與外國文化在唐長安長期流行，併成為時尚。

舞樂最為突出，宮廷十部樂中，除燕樂、清商樂之外，龜茲、西涼、天竺、安國、疏勒、高昌、康國、高麗均為外來樂曲，豎箜篌、琵琶、觱篥（bì lì）、都曇鼓、毛貞鼓、羯鼓等樂器皆為波斯、印度等地傳入。軟舞曲中的蘇合香、回波樂等，健舞曲中的柘枝、胡旋、胡騰、拂菻、阿遼、達摩支等，都是具有外國特色和異族風格的舞蹈，歌舞戲類的拔頭、驃國樂、南詔奉聖樂等亦是外邦傳入，至於吸收外來樂舞而新創作的霓裳羽衣舞、菩薩蠻舞、醉渾脫等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互融的結晶。

長安樂府中有許多樂工是外國世家，如來自曹國的琵琶名手曹保保、曹善才、曹綱，祖孫三代相傳，其後還有曹觸新、曹者素等。米國的米嘉榮、米和郎父子與米禾稼、米乃槌等都以擅長婆羅門舞蹈見長。

康國的康崑崙、康逎、康洽也是長安的琵琶名手，安國的安叱奴、安萬善、安轡新則是舞蹈家。

中宗時一度風行於長安的潑寒胡舞原出自康國，玄宗時流行的柘枝舞原出自石國，演藝者皆為“肌膚如玉鼻如錐”的外國男女。唐長安還盛行來自外國的娛樂，如“婆羅門胡”表演的拂菻幻戲，宮廷和民間都喜歡打的波羅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晚“西域燈輪千影合”的遊樂活動。

長安畫壇上別樹一幟的于闐畫家尉遲跋質那、尉遲乙僧和康國畫家康薩陀等，他們傳入印度畫法和西域凹凸畫派，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中稱:“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異域傳入的繪畫技藝對當時中原繪畫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8、衣食住行混雜

唐人大規模穿戴外國異族服飾，併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風尚，這是其他朝代比較少見的現象。

劉肅《大唐新語》卷十記載: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羃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為淺露。”

高宗顯慶年間雖下詔禁用帷帽，“神龍之末，羃羅始絕”，但“開元初，宮人馬上始著胡帽，靚妝露面，士庶鹹效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京城長安裡“胡著漢帽，漢著胡帽”，非常普遍，胡漢風俗融會的結果竟使司法參軍無法捕捉“胡賊”。

所以史書稱開元以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競衣胡服”，當時從貴族到士庶皆以穿胡服為時尚，來自波斯、印度婦女的步搖、巾帔等佩飾也流行一時。中唐以後，長安又流行“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唐人還仿效過吐蕃赭面、堆髻的“時世妝”：“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可以說，唐長安是一個相容外來服飾文化的中心。

至於“胡食”，在長安也比比皆是。東市和長興坊有專門的畢羅店，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長安：“（開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節。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白居易的《寄胡餅與楊萬州》更是眾口傳知:“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長安裡坊“酒家胡”開設的酒店頗有特色，“胡姬”更是有名。

唐人住宅內，從王珙家西域、波斯傳來的“自雨亭子”，以及玄宗宮內的自雨亭涼殿，都與《舊唐書·拂菻國傳》裡記載的一樣：“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

街衢上女子騎馬是一般民眾都能夠見到的景緻，連貴族婦女亦揮鞭走馬。近年來，西安地區考古出土胡裝女子騎馬俑和胡人三彩俑等文物不勝列舉，正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胡化”狀況。

9、允許外國僧侶傳教

唐朝對宗教傳播並不嚴厲限制，外國諸宗教的僧侶都可以進入唐境，特別是對佛教僧侶開放最大。

眾多外國高僧彙集長安，翻譯佛典，傳播佛法，如唐中宗時義淨在長安大薦福寺設翻經院，參加譯經的有吐火羅沙門達摩來磨，中印度沙門拔弩，罽（ji）賓沙門達磨難陀，東印度居士伊舍羅、瞿曇金剛，迦溼彌羅國王子阿順等。據佛教史書記載，唐代外國僧侶來華非常普遍，有些只知僧名不知國籍。

僅次於佛教的是史稱“三夷教”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唐朝對這三個外來宗教僧侶，早期頗為寬容優待，故三教一度在長安等地廣為流行。

貞觀五年（631），“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同年，唐太宗還允許大秦國景教上德阿羅本攜帶經典入長安傳教，貞觀十二年下詔於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21人。武后延載元年（694），摩尼教高僧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到達兩京，進行宣教傳經。據林悟殊考證，長安有6所祆祠供西域移民作為宗教活動場所，而景教高僧更是進入皇宮宣講，吸引了許多貴族，景僧伊斯甚至成為唐代名將郭子儀的副手。

會昌五年（845）滅佛時，“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32]。可見“三夷教”人數不是寥寥無幾。現在西安碑林所留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用古敘利亞文記載了119個景教僧侶，說明唐代景教在中國內地二百多年的傳教歷程。

唐朝還允許摩尼教於768年在長安及外地建寺傳教，統稱大雲光明寺，其僧大多是粟特人或波斯人，在長安摩尼師的人數也不少。

三夷教是西域移民和外國僑民的精神支柱，也是利用宗教聯絡團結外來人的中心，唐政府允許三教僧侶入華留居傳教，正反映了長安國際性都市的性質。

10、留學人員雲集

唐朝經濟強大，文化繁榮，對周邊諸國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於是一批批外國學子泛海越嶺到中國留學。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記載，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長安國子監增築學舍和增加學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此後，來自周邊國家的留學生絡繹不斷，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考證，日本入唐留學生有姓名者為149人，學有成就的有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橘逸勢、僧空海等。新羅入唐習業的留學生更多，僅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就有216人。

唐政府對留學生給予優待，補助日常生活費用，四季發放被服，允許他們在國子監太學、四門學等一流學校讀書。

特別是科舉考試入仕方面，為了照顧外國和其他各民族的學生，唐廷特設“賓貢進士”，以示區別。

據嚴耕望考證，僅新羅人就有23人登賓貢進士科，如金雲卿、金夷吾、金可記、崔慎之、崔利貞、樸孝業、李同等，最著名的是崔致遠，他12歲離家入唐，經過六年遊學，於唐僖宗乾符元年（874）19歲時考取唐賓貢進士後在唐朝入仕做官，官至侍御史、內供奉。

新羅人崔彥為18歲中賓貢進士後，在唐滯留二十餘載，直至42歲時才回國。

此外，大食人李彥升，渤海國人高元固、烏炤度、烏光贊等皆以外國留學生身份考中進士。據《唐會要》卷三五“學校”條記載，“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弟入朝就業”，僅太學諸生即有“三千員”。

由於留學生的生活費主要由唐政府負擔，所以不允許他們無限期留居中國，超過九年的就要另謀出路了。

各國入唐留學生對國際交往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他們在長安招聘人才，交結其他國家使節，蒐集或出資購買書籍，特別是他們將學習瞭解到的唐文化與典章制度傳播於各國，有的新羅、高麗留學生透過唐朝前往西域、印度，有的波斯、中亞、印度留學生則透過唐朝到達日本，更增加了唐帝國的國際色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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