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要到我國的傳統節日中秋節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所有人心中美好的期盼，然而因為工作等原因，有很多兒女們無法回到父母的身邊與家人團聚。

就在1984年中秋節當天晚上，一位居住在北京四合院裡的老婦把全家19口人都叫到了一起，此前儘管子女們大多忙於工作無法抽身，但得知長輩的召喚還是立即趕回了家中。

此時的子女們靜靜地端坐在老婦的周圍，臉上難掩笑意，原來這位老婦手上有一筆鉅款，他們覺得這次聚會很有可能是安排家產的，所有子女都充滿了期待。

然而老婦卻心平氣和地和家人們說道：“我決定把財產的百分之八十都捐出去，為丈夫贖罪。”

子女們聽後都感到十分震驚，因為老婦口中百分之八十的財產金額竟高達24億元人民幣，要知道在那時，改革開放才剛剛起步，我國職工的平均月工資還不足一百元。

第二天一早，老婦就在兒子的攙扶下主動進行了財產捐贈，鄰居們也得到了這一訊息，都感到難以置信，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平日裡靠掃大街為生的瘦弱老婦竟然會有這麼多錢……

她究竟是誰呢？她又是如何獲得這麼多錢的？這其中有何隱情？而她的丈夫又是誰，又犯下了哪些罪過呢？她又把錢捐給了誰呢？

這名老婦名叫趙碧琰，關於她的故事還要從其丈夫趙欣伯說起。

鐵桿漢奸，死不悔改

趙欣伯，於1890年在河北宛平縣柏彥莊（今北京市區）出生，家境很是窘迫，為了謀生，他曾在清政府的禁衛軍裡當過一段時間的衛兵，後因表現積極，又被安排到省立天津北洋大學學習。

趙欣伯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的統治結束，趙欣伯被迫離開了軍隊，為了生存，他到北京文明新戲團當了一個旦角演員，由於在學校裡接受過一段時間的新式教育，他主動加入了國民黨。

也就是在此期間，趙欣伯與王碧琰相識，她是北平城內某王府家的一個歌伎，在一次演出活動中，兩人偶然相識，互相心生愛慕，不久就結為了夫妻。

王碧琰因為多年的工作存有很多的積蓄，在婚後一直支援著丈夫的行動，此時的趙欣伯沒有了生活上的後顧之憂，立即就從戲團辭了職，當時正值二次革命爆發，他隨之南下參與了行動。

革命失敗後，趙欣伯逃往了大連，一路上王碧琰始終不離不棄，此刻的趙欣伯心中仍有救國的抱負，他準備到日本留學，以便將來施展拳腳，恰好王碧琰見多識廣，而且會說流利的日語，在她的幫助下，趙欣伯趕往了日本。

趙欣伯

趙欣伯到達日本後的所有衣食住行全靠王碧琰資助，他對這位善良無私的妻子非常感激，他先是在日本明治大學就讀了法學，畢業後，他又到日本帝國大學繼續學習法學知識，成績進步非常快。

然而正當趙欣伯躊躇滿志的時候，1921年，王碧琰患上了子宮病，在一家日本醫院進行手術治療時，因為醫生的診治失誤導致王碧琰失去了生命，趙欣伯頓時悲痛不已，而就在此時本文的主人公趙碧琰走入了他的視野。

趙碧琰，原名耿維馥，於1900年出生在遼寧瀋陽的富人家庭，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恰好是趙欣伯妹妹的同窗好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趙碧琰見到了趙欣伯，對他很是愛慕。

於是，在得知王碧琰去世後，趙碧琰開始了對趙欣伯的追求，因為她比趙欣伯小十歲，外貌十分出眾而且性格也很開放，趙欣伯也對她產生了好感。

趙碧琰（右）、趙欣伯（左）、趙宗陽（中）

可趙欣伯對亡妻的感情很深，面對趙碧琰的追求，他在同意之前便向趙碧琰提出了一個條件，表示在一起可以，但婚後趙碧琰必須把名字改為自己原配夫人的姓名，即王碧琰。

趙碧琰被趙欣伯的深情打動了，為了愛情，她果斷地接受了這個名字，兩人正式結為了夫妻，後來，兒子趙宗陽（因為在3歲時左眼失明，又叫趙重光）出生後，她才隨夫姓改叫趙碧琰。

伴隨著兒子的出生，趙欣伯從悲痛中徹底走了出來，他繼續奮發苦讀，並於1925年獲得了日本帝國大學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了第一個獲此學位的中國人。

當時，國內的革命人士以及一些他之前的好友都覺得他回國後肯定能為革命做出一番貢獻，但此時的趙欣伯早已不是當初心懷愛國之志的青年了。

當時的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思想正在急劇蔓延，一些激進的少壯派軍官開始展露鋒芒，而趙欣伯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板原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這些日後成為甲級戰犯的日本軍人結識，並在他們的影響下，從一個革命派變成了徹徹底底的親日派漢奸。

板原徵四郎

1926年，學成歸國後的趙欣伯在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本莊繁的推薦下被張作霖任命為保安軍司令部法律顧問，此後，在日本人的護送下一路高升，他更加下定決心為日本人賣命。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趙欣伯曾專門和日本關東軍聯絡，聲稱東北軍不準備抵抗，東北淪陷後，他積極協助日軍“維護治安”，還親自勸降滯留在境內的一些東北軍高階將領。

偽滿洲國建立時，趙欣伯一直充當關東軍的代言人，先後擔任過偽滿洲國奉天市（今瀋陽）市長、最高法院院長等重要職務，備受日本人器重，但同時對中國百姓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趙欣伯“功成名就”之後，開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壓榨民族企業，向百姓兜售鴉片等毒品謀取暴利，殘害百姓，短短几年的時間，他就獲得了鉅額的財產。

日本關東軍

但趙欣伯的種種劣跡最終還是引起了日本軍方的不滿，在東北形勢相對穩定之後，日本人就以前往日本考察憲法制度為由將其調離了東北。

趙欣伯來到日本後，依然妄想重回東北，官復原職，但遲遲沒有得到日本人的批准，於是，他開始用多年來非法得來的財產在東京做起了生意，並且在東京置購了大量的房產，為了避免引人耳目，他把在日本的所有財產都存到了妻子趙碧琰的名下。

1939年，趙欣伯終於找到機會回到了中國，在北平擔任偽政府的法律顧問，回國之前，趙欣伯專門委託了日本好友鈴木彌之助代為保管他留在日本的財產，但把所有購得的房契和地契都隨身攜帶，因為他覺得這些東西才是最值錢的。

後來，日本投降，趙欣伯也以漢奸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可他仍然執迷不悟，對日本人心存幻想，拒絕承認自己的賣國行徑，並且由於當時的國民黨獄警收受了他的賄賂，趙欣伯獲得了保外就醫的資格，延緩了被執行死刑的時間。

日本投降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接管了關押趙欣伯的監獄，他這才明白大勢已去，在接受審問前，他深知自己犯下的罪過罄竹難書，憂懼之下，竟然急火攻心，導致血壓升高，最終猝死在了看守所，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而趙碧琰為了不被別人說三道四，便在建國後又把自己的姓氏改回了原來的耿姓，即對外稱自己叫耿碧琰，帶著兒子在北京過起了平凡的生活，直到多年以後的一次客人來訪……

財產索回，曲折不斷

1963年秋季的一天，北京的一個普通衚衕裡停了一輛小轎車，車裡走出來了三個幹部模樣的人，為首的是一個年逾半百的中年人，他就是廖承志，時任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

廖承志帶著兩個年輕的同志走到了一處四合院內，只見一位老婦正在院子裡納鞋底，他趕忙走到跟前，熱情地問道：“請問你是耿碧琰嗎？也就是當年的趙碧琰。”

趙碧琰與趙宗陽

原來趙碧琰隱居在這裡以後，起初生活上還有保障，畢竟手裡多少有些積蓄，但漸漸地，經過多年的消耗，家中的生活也難以為繼，她平日裡也只能靠掃大街、幫別人縫補衣服維持生活。

在此之前，趙碧琰從來沒有和外人說過自己的真實身份，但看到眼前幾位幹部模樣的人後，她開始慌了，以為是政府要來追查漢奸家屬的餘罪，因而面對廖承志的詢問，她一時愣住了，沒有回答。

廖承志看到趙碧琰的神態後，更加確信她就是要找的人，便直接開門見山道：“你不要害怕，趙欣伯的罪行與你無關，我們此來是要幫你討回當初你丈夫以你的名義留在日本的不動產。”

趙碧琰這才放鬆下來，旋即疑惑地問道：“這麼多年了，我還能要回來嗎？”

廖承志笑著說道：“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國家決不允許本國公民的財產受到損失，我們一定幫你把它爭取回來！”

廖承志

趙碧琰冷靜下來之後，又產生了一絲疑惑，她再次詢問道：“請問國家是如何知道我有這筆財產的呢？”廖承志見她還是不放心，便把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都向她一一講述。

原來，當初趙欣伯留在日本的金銀珠寶都放在了其在東京住宅的地下室的保險櫃裡，二戰後，被美軍發現，在委託人鈴木彌之助的協調下，這些財寶被移交給日本政府保管，但趙碧琰仍是法律上的財產持有者。

不過當時由於中日還沒有建交，趙碧琰雖然也知道有這筆財產，但一直無法前往，只能不了了之，幾年之後，日本方面見無人認領，便於1962年在媒體上公開報道了此事，並聲稱趙碧琰下落不明，財產繼續由鈴木彌之助代管。

這一訊息很快就傳遍了日本、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地，於是，一些財迷心竅的詐騙分子紛紛前去認領，他們有的冒名趙碧琰，有的冒充趙碧琰的兒子或者女婿。

趙碧琰與趙宗陽

更有甚者，有一個人為了使自己打扮得像趙碧琰的兒子趙宗陽，竟不惜活活剜去了自己的一隻眼睛，裝成失明的樣子，而日本政府在派人去調查他們身份的時候，經常會有一些人被暗殺。

據當時一家日本媒體報道稱，僅在1962年一年時間裡，就有3人冒充趙碧琰，7人冒充趙宗陽，到底誰才是趙碧琰，在日本國內引發了熱議，而這自然透過東京華僑總會傳到了廖承志的耳中。

廖承志得知這是中國公民的財產，必須盡力幫她追回，於是廖承志透過檔案調查和多方查詢，才最終得出判斷：住在四合院裡的耿碧琰很有可能就是當年的趙碧琰，這才親自上門詢問。

趙碧琰聽完廖承志的講述後，徹底弄清了疑惑，她心裡很是感激政府的主動幫助，便在廖承志的幫助下，於1964年透過東京華僑總會尋找了兩名日本律師為自己向相關法院起訴，確定財產的所有權。

廖承志

為了能夠儘快地要回自己的財產，趙碧琰在廖承志的建議下又將自己的名字改回了趙姓。

然而因為戰亂和躲避災禍的原因，趙碧琰此時手上已經沒有了丈夫留給她的關於不動產的契約，再加上法院開庭審理時，委託人鈴木彌之助偽造了一份檔案，上面聲稱“趙氏夫妻一旦去世，他們名下的財產將無償贈與玲木彌之助所有。”

原來鈴木彌之助此時也對這筆鉅額財產產生了非分之想，在法庭上，他一直堅持稱趙碧琰已經過世，財產應當歸自己所有，而由於當時中日還沒有建交，趙碧琰無法當庭出席作證，這件案子就被擱置了下來。

可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保護本國公民的私有財產，有關部門一直在想辦法幫趙碧琰索回，但苦於委託人鈴木彌之助的堅持和中日關係不好等原因，事情遲遲沒有解決，直到兩國建交且鈴木彌之助病故之後，事情才有了轉機……

中日聯合宣告

為夫贖罪，深明大義

1973年，鈴木彌之助病故，中日兩國也在不久前建交，東京華僑總會再次向日本法院就趙碧琰財產一事提出了申訴，法院也決定公開審理。

但在之後幾年的時間裡，由於冒充趙碧琰身份者實在太多，以致於在一次審判中法庭上竟然同時出現了五個趙碧琰，而真正的趙碧琰因為時間的原因對財產的具體細節有些遺忘，經常含糊其辭，導致案件再次被擱置。

1979年，這件事引起了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耿飈和外交部部長姬鵬飛的關注，這年十一月，他們指示時任北京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傅志人擔任趙碧琰的代理律師，幫她全力要回資產。

傅志人是十分有名的律師，他知道這起官司肯定十分棘手，但在簡單地瞭解了事情的經過之後，他就抓住了整個事件的核心，那就是要在法庭上證明北京的趙碧琰就是趙欣伯的妻子，如此一切就迎刃而解。

於是，傅志人為此專門制定了詳細的調查計劃，首先，他透過和趙碧琰詳談了解了趙碧琰曾經去過的地方，其次，他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全力支援下，用了足足8個月的時間到這些地方進行了實地的調查。

事實證明，傅志人的辛苦沒有白費，經過他的不懈努力，最終找到了19份能夠證實趙碧琰身份的證人證言，其中包括趙欣伯下屬的供詞，趙碧琰多年來的戶籍變動情況，以及他們夫妻二人在日本時的舊友。

最為關鍵的是，傅志人找到了趙碧琰的好友，即溥儀的胞妹三格格金蕊秀，此人在日本可是十分有名，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幫助下，傅志人安排趙碧琰和她見了面，結果金蕊秀一眼就認出了趙碧琰，而且答應為她作證。

1984年4月，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日本法院決定開庭審理此案，然而就在這關鍵時刻，趙碧琰卻因病重無法前往，她決定讓兒子趙宗陽代她前往。

傅志人

可這下案子的重點又變成了確認趙宗陽的身份，以表明他是否有資格代替趙碧琰領取資產，而他的身份僅靠趙碧琰的一面之詞是很難具有法律效力的，傅志人沒有著急，他先向法院申請了延期審理，隨後繼續開始了調查。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傅志人繼續進行著調查走訪，最終在有關部門的幫助下，費盡周折才找到了趙宗陽在日本出生時的接生證明，以及他當時在日本生活的地址和好友。

最終，傅志人和趙宗陽一起出席了法庭，1984年9月4日，日本法院根據相關證據最終作出如下判決：“經對申訴人提供的諸多證據的稽核，現判定北京的趙碧琰確係趙欣伯之妻，故撤銷委託人鈴木彌之助的代管許可權，同意由趙碧琰親自管理自己的財產。”

至此，長達20多年的財產索回一案成功落下了帷幕，而法院工作人員對趙碧琰名下的財產進行稽核後，發現所有財產加起來摺合成人民幣價值高達30億元，趙碧琰一下子成為了國內最富有的公民。

趙碧琰（中）

此時，正在家中休養的趙碧琰得知訊息後，心裡也很激動，但她更多地是對國家的感激和愧疚，因為她知道這些錢都是丈夫壓榨百姓得來的不義之財，為此，她感到惴惴不安。

於是，趙碧琰經過思索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那就是把所得財產的百分之八十，即24億捐贈給了日本的“中華文化教育財團”，希望以此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從而為自己的丈夫贖罪。

這年中秋節，趙碧琰要求子女們無論什麼原因都要到家裡參加聚會，並準備在聚會上將這一決定告訴給家人，而她的子女們也都知道了她身上有鉅額財產一事，便紛紛趕回了家中，這才有了開篇提到的那一幕。

子女們在得知趙碧琰的決定後，雖然有些震驚，但卻都認為這在情理之中，因為他們也都知道這是一筆不義之財，大家都對這位“家庭領袖”的舉動很是敬佩。

趙碧琰（中）

1985年5月16日，趙碧琰正式以遺囑的形式把24億元捐了出去，而剩下的絕大部分又給了那些幫助過她的人和機構，只給後代們留下了極少的一部分，而自己則分文未取。

曾有記者採訪時看到趙碧琰依舊過著簡樸的生活，便問她為什麼不給自己留一些財產安度晚年時，趙碧琰依舊顯得有些慚愧。

她誠摯地說道：“如果沒有國家的幫助，我可能永遠也不會要回來這筆財產，事實上，就算國家全部收回也沒什麼可說的，但國家卻讓我個人處理。”

“要知道這些財產都是我丈夫趙欣伯取得的不義之財，我把大部分錢捐了出去，就是希望能夠為丈夫的罪行贖罪，幫助下一代的成長，而且我已經給子女們留下一部分了，又怎麼能再奢望給自己留一些呢。”

在趙碧琰的教育下，她的子女們都能夠自食其力，而且奮發上進，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地做著貢獻。

當然，國家也沒有忘記趙碧琰的貢獻，她生命的晚年是在中日友好醫院的加護病房裡度過的，雖然在政府裡沒有任何官職，但還是享受了高階幹部的待遇。

1989年6月，趙碧琰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

誠然趙碧琰的丈夫在戰爭時期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趙碧琰在晚年深明大義，主動捐款的行為還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事實證明，一個強大的祖國才是國人權利獲得保障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