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學習李凱老師專講《史記》第四講——《報任安書》的微詞。
李老師首先指出，司馬遷寫《史記》有著自己的獨特性，這個獨特性，有一篇文字值得深入研究，就是著名的《報任安書》（又名《報任少卿書》。李老師從六個方面對這封信作了分析和解讀。
第一，任少卿的地位及給司馬遷寫信一事。
任少卿就是任安，《報任少卿書》收錄在《古文觀止》中，也被班固收在《漢書》中。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在漢朝歷史上有傳記，《史記》中也有《任安傳》。他的地位很高，擔任過北軍使者。當時漢家有南北二軍，北軍擔負著整個長安城的治安和戍衛重任。北軍使者是北軍的負責人，手握重兵。任安曾給司馬遷寫信，說您不應當頹廢，應當薦賢進士，給國家舉薦賢能之人。
第二，漢朝職官曆史的演繹、禮儀及司馬遷受宮刑後的政治待遇。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後，雖然慘遭宮刑，但還被漢武帝重用，充任中書令，這在漢朝的職官曆史發展上是一個里程碑。因為中國古代的職官有一個歷史趨勢，從王室或者皇家的私屬逐漸變成朝廷的大僚，由家而國這個發展的過程。先看宰相的“宰”字，什麼叫做宰？宰就是家宰或者叫臣宰，這是貴族的家臣，王的家臣，後來給王當大管家，掌丞天子處理萬機。王把家和國同化了，所以他的家臣——“宰”，後來成為宰相，“相”是輔佐的意思，就是由貴族之私屬而演變為朝廷之大僚。錢穆先生在《秦漢史》裡說得很清楚，在秦的三公九卿制中，九卿和三公很大的特色就是為皇室服務，只有幾個官是國的色彩，比如廷尉掌司法，治粟內史掌管財政，而另外的許多官都是為皇室服務，像剛才提到的丞相，基本上就是周朝的太宰，御史大夫相當於少宰，也就是小宰，御史中丞相當於宰夫。所以由朝廷的大僚看，他的確這時候還不是太明確，還有貴族私屬的特色，由貴族私屬逐漸發展為朝廷大僚。後來三公權力越來越大，皇帝受制於三公，往往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怒。漢武帝採取手段，用聽他話的人來架空丞相，組成一個新的組織，史書稱之為中朝。中朝很重要的就是由兩撥人組成，第一撥人是文學侍從、貴姓長史，比如漢武帝重用過的司馬相如、衛青、朱買臣等人。而另外一撥人也進入中朝的，就是中長史、宦者，司馬遷就屬於這類人，以宦者的身份成為中書令。中書令就是皇帝的機要秘書。史書說漢武帝讓史官給自己的小兒子劉弗陵即漢昭帝講成王輔政圖。周成王年幼，聽他叔叔周公旦的，後來平息了三監之亂，治理卓越，周朝大治，迎來成康之治，周有成康，漢有文景。這個故事，電視劇《漢武大帝》就演成了由司馬遷講，司馬遷的身份一方面是史官，另一方面是漢武帝的貼身心腹。所以，當時司馬遷的處境是漢武帝的身邊人。
第三，司馬遷遲遲不給任安回信意味著什麼。
任安曾給司馬遷寫信，說你這麼重要的身份，不應頹廢，應給國家舉薦賢能。司馬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搭理任安，這意味的是，你沒有受過宮刑，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吧，我還薦賢進士呢，我給李陵說了一句好話差點人頭落地，我這倒大黴了，我噤若寒蟬你懂嗎？所以，他沒有理任安。
第四，西漢歷史上的“巫蠱之禍”。
漢武帝徵和二年，此時距司馬遷受宮刑的漢武帝天漢二年，已經過去了八年，天漢二年是公元前 99 年，徵和二年是公元前 91 年，這時出了一場大禍，叫“巫蠱之禍”。《史記》裡沒有太多記載，以“巫蠱之禍”為下限，很可能這一年司馬遷就停筆不寫了，再寫也沒法寫，那都是太敏感的話題。“巫蠱之禍”為漢代歷史上最大一次內訌，統治集團內部狗咬狗，據說當時長安的水渠都染成了紅色，誅殺上萬，太子兵敗。太子一度找過北軍使者任安，求他發兵，可任安按兵不動。這場變亂之後，漢武帝重重處理了一堆支援太子的人。任安因為沒有支援太子，而得到了皇帝對他的首肯和默許。可沒過多久，皇帝又說都是冤案，給太子平反，反攻倒算找到任安，質問他為什麼不發兵，為什麼不救太子？這時任安可是有口難辯，就被當做大奸大惡而判處腰斬。古代是秋後斬決，於是被關押在死牢之中，這就是公元前 91 年天漢二年的“巫蠱之禍”。這時司馬遷想起來了，任安還給自己寫過信，我得給他回信了，我要再不給他回信，他就看不到了。於是，司馬遷寫了《報任少卿書》，這個“報”字就是覆信的意思，你說讓我薦賢進士，我不是說不想，我是沒那個能力，我現在噤若寒蟬，想當初就是一句話給李陵求情，差點人頭落地，後來僥倖活了下來，受了宮刑，忍辱負重，這個心情你理解嗎？你當時根本不理解，而現在理解了吧，現在你的心情就是我當年的心情。
第五，關於《報任少卿書》的寫作時間的爭議。
王國維先生在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卒年一系列年代學問題的時候，認為這封信應當寫於公元前 93 年，在巫蠱之禍出現之前，因為這個信裡頭有明確字樣，說皇帝要東巡，而皇帝東巡是有史書記載的，這下找到了具體的事件做依撐。但今天也有不少學者不讚許他的這個推論，認為應當完成於公元前 90 年，也就是剛才說的漢武帝徵和三年。我們認為，把它說成徵和三年更有依據，因為這時任安明確犯死罪，《報任少卿書》明確的說，任安幾次犯死罪，這是最重大的一次，其它的沒找到。所以這種說法是幾種年代的推論中最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與司馬遷的價值觀和心境彌合程度最高。在任安判死罪，捲入統治集團這場內訌的時候，司馬遷才有可能敞開心扉地傾吐肺腑之言。否則，如果任安是因為其它過失而被判死罪的話，我們認為還不大可能讓司馬遷說出這麼多深刻的話。
第六，《報任少卿書》的話題。
司馬遷給任安回信的話題，其主題詞就是“伴君如伴虎，噤若寒蟬”。司馬遷的這個價值觀，與《報任少卿書》的語境彌合度非常大。司馬遷為什麼要寫這封信？這封信就是他晚年如履薄冰的心境寫照。這封信如此，《史記》書也如此，許多內容欲言又止。即便說是微詞，今天我們看也不是潑婦罵街，許多環節都是點到為止，我對你進行批評，也是有理有據讓你服氣，應當說這都經過司馬遷一系列縝密的考量，表現出他史官的風格。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有這麼一句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大意是說，人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還重，有的人死得比鴻毛還輕，這是因為他們死的作用不同啊。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引用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這句名言。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願《史記》的生命之樹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