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浮天。”嶺南大地倚山臨海，地勢開陽。自古以來，嶺南人採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昇華，自成宗系，形成別具一格的嶺南文化。且務實、開放、相容、創新之風至今賡續不斷。而其文脈之傳承，實有賴於歷代學者開館授徒，薪火相傳。尤其是書院產生之後，學派紛呈，名人輩出，在中華文化之林中獨樹一幟。
清 黎簡《碧嶂紅棉圖》
嶺南文化源於何時
清初“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廣東文集》序言中說：“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燃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
屈大均認為，廣東在我國的南方，所以古代叫“南中”、“南裔”。這個地方，與天上二十八宿的“大火”房宿對應，也是“火神”祝融管轄的地域。在《易經》中，離卦屬火，又代表“文明”，而廣東正處於離卦之地，所以屈大均說“天下文明至斯而極”。
“極”，是指地理之極。古人一直認為，我國的文化發源地是中原地區。中原文化向南傳播至廣東，在地理上已是盡頭了。所以廣東的文化相對於其他地方起步較慢，在秦漢時期才開始萌芽。不過，嶺南文化雖然起步晚，但後勁十足，到唐宋時期已嶄露頭角，明代中葉之後，更是大放光芒，直追中原。發展到清代和近現代，又達到了一個高峰。
嶺南文化始於何人
屈大均曾說：“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
又說：“南越文章，以尉佗始。”
高固是南海人。周顯王時，嶺南地屬楚國管轄。高固才能出眾，為楚威王相。傳說他擔任楚相時，位於越秀山的“楚庭”有“五羊銜谷”之祥。
當時，有個名叫鐸椒的文官，見楚威王沒有通讀《左氏春秋》(即《左傳》)，便把以往成敗得失的歷史經驗編為四十章，名為《鐸氏微》，由高固獻給楚威王，因此楚國文教日興。所以屈大均說廣東人從事文教事業是從高固開始。可惜的是，高固沒有文章流傳下來。
尉陀即南越王趙佗。漢初，漢文帝有《賜尉陀書》，尉佗也有《上漢文帝書》。屈大均認為尉陀的《上漢文帝書》“辭甚醇雅”，故說“南越文章，以尉佗始”。但又懷疑是由其來自中原的“秘書”代筆，未必是尉陀本人或南越人所作。
因此，高固和尉佗都算不上是嶺南文化的創始人。
那麼，嶺南文化的創始人是誰呢？
屈大均說：
“然則文其以漢之陳元為始乎？其請立左氏一疏，大有功聖經。次則楊孚有請均行三年通喪一疏，即其《南裔異物志》，辭旨古奧，散見他書，搜輯之亦可以為廣東文之權輿。”
屈大均在這裡只提及陳元和楊孚兩人，實際上陳元的父親陳欽，也是嶺南文化的開山祖。這三個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嶺南人。
嶺南經學的興起，始於陳欽
陳欽，字子佚，生於漢宣帝末年，世居蒼梧郡廣信(廣東封開縣及廣西梧州市一帶)。“廣信”的得名，是漢武帝平定嶺南後，鑑於原南海郡的郡治番禺城已焚為廢墟，遂將嶺南首府遷至蒼梧郡離水與鬱水的交匯處，並取名“廣信”，取意“初開粵地，宜廣佈恩信”。
因廣信地處中原與嶺南交通往來的水陸要衝，又一度成為嶺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所以最早受到中原文化的薰陶，出現了嶺南地區最早的一批文化精英，其中最傑出的就是陳欽。
史籍記載，陳欽自幼博覽群書，熟習“五經”(《易》《書》《詩》《禮》《春秋》)。漢成帝時，被舉薦為“茂才”，師從經學大師賈護，研習《左氏春秋》。他博採眾長，融匯貫通，卓然自成一家，撰有《陳氏春秋》(已佚)，與當時博學多才的經學名家劉歆齊名。
隨後，陳欽來到京師長安，被朝廷任命為“五經博士”。不久，又負責教育皇室子弟及貴戚。陳欽的弟子中，有兩人做了皇帝：一位是漢平帝，另一位是時任大司馬，後來篡漢的王莽。不過，陳欽雖是王莽的老師，但最終還是被王莽所害，在獄中自殺。
漢代的經學，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分。自漢武帝立經學博士後，今文派完全碾壓古文派，“五經博士”人是清一色的今文派學者。王莽改制，始立古文經學博士。陳欽是古文派學者，他能躋身於“五經博士”之列，在當時也是鳳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是嶺南研究經學的第一人。
嶺南人辦“書院”，始於陳元
陳元，字長孫。他幼承家學，傳習父業，逐字逐句對《左氏春秋》進行考證和註解。因所有精力和時間都用於經學研習，以至於“不與鄉里通”，被鄉親們視為“不近人情”。
東漢初年，陳元赴京城任議郎。由於他對《左氏春秋》考證深入，註疏周詳，見解獨到，一時名噪公卿。史稱他與當時著名的學者桓譚、杜林、鄭興齊名，“為學者所宗”。
陳元任議郎期間，做了兩件影響後世的事情：
一、力爭立《左氏春秋》博士。光武中興後，有人提出恢復“《左氏傳》博士”。當時朝廷對此事的爭議十分激烈，反對者範升等人認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立馬上疏光武帝，據理駁斥，後又與範升反覆辯論十數次，最後陳元駁倒範升，光武帝遂允立“《左氏傳》博士”。
二、在洛陽設館授徒。雖然光武帝同意立“《左氏傳》博士”，陳元也是公認的第一人選，但漢武帝偏偏不用陳元，而任用第二人選李封為博士。沒多久，李封病死，光武帝本來就不太喜歡古文經學，於是趁機將“《左氏傳》博士”廢掉。
博士未當成，陳元便另尋他徑傳經。據史籍記載，陳元在京城洛陽“以授徒為業，傳《左氏春秋》”。陳元在洛陽設館授徒，可謂嶺南人辦私學之肇端，雖然當時不叫書院，但形式上與書院無多大差別。
陳元的著作《陳元集》及《左氏異同》均早已亡佚，所幸《後漢書·陳元傳》收入了陳元的兩篇疏議，這是歷史上由嶺南籍人士撰寫的最早的政論文章。
學者評價：二陳是“粵人文之大宗”
陳欽、陳元作為漢代古文經學派代表，對《左氏春秋》的研究達到了最高水平，是當時全國學術界的標杆。儘管陳欽、陳元的活動主要在嶺外，但他們不僅是吸納中原文化的先行者，同時也是嶺南文化的“拓荒者”。
《廣東通志》的儒林傳，把陳欽、陳元列為嶺南儒林之首，盛讚“陳元獨能以經學振興一時，誠嶺海之儒宗也”。
屈大均說：“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學之初，即知誦法孔子，服習《春秋》，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餘澤之所遺，猶能使鄉閭後進若王範、黃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比事，多以《春秋》為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粵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
城中村裡深藏2000年“楊孚井”
漢代嶺南文化的“拓荒者”中，“二陳”沒有完整的著作流傳下來，活動遺址也蕩然無存。另一位重要人物楊孚，則不僅有較為完整的著作傳世，還有居住和著書講學的遺址可尋。
楊孚，字孝元，東漢南海郡番禺下渡頭村(今廣州海珠區下渡路)人。漢章帝時，楊孚獲舉薦北上京師洛陽，通過了朝廷舉辦的“賢良對策”考核，官拜議郎，以皇帝身邊近臣身份參政議政。
據《百越先賢志》等書記載，楊孚任議郎曾提出兩項重要主張。一是極力主張以孝治天下，要求郡國之士誦讀《孝經》，為漢和帝所採納，下詔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同時獎勵有孝行的臣民，救濟孤寡貧老者，影響深遠。二是提出“吏治必務廉平”，主張以廉潔作為選拔和考核幹部的標準，這一建言也獲得了皇帝的認同。
在珠江南岸的楊孚故居，古人多有題詠。如唐代詩人許渾有“煙深楊子宅，雲斷越王臺”，以及“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臺”句，表明至少在唐代，“楊子宅”已成廣州名勝，可與“越王臺”媲美。
楊孚故居保留了很長時間，“失蹤”的時間可能是明末。清乾隆年間的《番禺縣誌》曾記載：“後有張瓊者，掘地種蔞，得一磚刻雲：楊孝元宅。”這個獲磚之地，被確認為楊孚宅第遺址。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也提及此事。
現在，楊孚故居只剩下一處遺址，就是原楊孚故居後花園的“楊孚井”。這口形制古拙的紅砂岩古井，正是當年楊孚所開鑿，雖已有近兩千年曆史，但至今井水依然清澈。不過，這口井藏在海珠區的城中村中，要找到它著實不易，即使是廣州人，也可能會“蕩失路”(迷路)。
想參觀“楊孚井”，最好乘坐廣州地鐵8號線，在鷺江站B出口出站後左轉，進入下渡路，往前走數百米，走到冠記腸粉店處，就左轉進入旁邊小路，可見到不遠處有“楊孚故宅”照壁，然後按指示牌找到下渡東約一巷，就可見到“楊孚井”了。如乘坐公交車，可坐8路、24路、93路、182路、229路車等到下渡路口。
帶回松樹種宅前，珠江南岸變“河南”
楊孚從洛陽榮歸故里後，從河南帶回兩棵松樹植於宅前。這本來是一件日常小事，但不久後，便發生了令人嘖嘖稱奇的“怪事”。
據《廣東新語》記載：“廣州南岸有大洲，週迴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為在江水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其家在珠江南，嘗移洛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嶺南天暖無雪，而孚之松柏獨有雪，氣之所召，無間遠邇。雪其為松柏來耶？為孚來耶？”
廣州地屬無冬區，冬季一般不會下雪。但自從楊孚帶回洛陽松柏後，北方之雪便隨著他移植的松柏來到無雪之地，且只落在楊孚宅前的松柏上。此事確實有點神奇，人們搞不清楚飛雪是為松柏而來，還是為楊孚而來。出於對楊孚的敬仰，人們稱他所居住的地方為“河南”，並尊稱他為“南雪先生”。久而久之，約定俗成，進而把四面環水的整個“江南洲”也稱之為“河南”。
因此，屈大均認為：“河南之得名自孚始。”至今，廣州人仍稱呼珠江南岸的海珠區為“河南”。
此外海珠區不少地名也與楊孚移植松樹有關。歷代文化人以“門鄰楊子宅”為榮，百姓則紛紛種植松樹。由此出現了不少與松樹有關的地名，如萬松園、萬松山、大松崗、半松坡等，可見楊孚在民間的影響之大。
撰寫《南裔異物志》，漱珠崗上講學
楊孚是通才式人物，既有卓越的政治才華，又有淵博的文史學識。
在洛陽當議郎時，楊孚瞭解到交趾部和郡縣長官為了討好朝中權貴，大肆搜刮嶺南特產，“競事珍獻”，致使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便上疏提出嚴禁此類行為，懲治貪官汙吏。
同時，他還把嶺南土特產分列條目，撰寫成《南裔異物志》，並“列舉物性靈悟，指為異品，以諷切之”。此書一出，嶺南異物廣為人知，貪官汙吏不得不有所收斂。
《南裔異物志》原書在宋代已失佚，後人轉相引用，故“散見他書”。清代南海人曾釗從諸書中重新輯錄成兩卷本《異物志》，流傳至今。這本書開我國學者雜記地方風物之先河，為此後同類撰述開拓了新領域，漢代以後，步其後塵者層出不窮。
在史學領域，楊孚的《南裔異物志》處於正史與稗史之間，在當時史學門類單一、尚未充分發展的時代，為史學創立了新的門類。
楊孚晚年從京城退休，返穗定居。他見附近有一山崗(即現在的漱珠崗)奇石疊起，老樹參天，環境清幽，便結廬其間，名之為“石邊祠”，在此講學和著書，漱珠崗從此留下了嶺南書院的早期印記。
南宋時，嶺南文化名人崔與之慕名而來，也在漱珠崗設帳講學。清末道士李明徹在漱珠崗建純陽觀時，為紀念楊孚和崔與之，在純陽殿兩側建楊孚祠和崔清獻祠。
此後，漱珠崗便成為文化人的聚會點。清同治年間，名畫家蘇六朋在此建松枝仙館；嶺南畫派奠基人居巢、居廉常來此登高作畫；其後“二居”弟子高劍父、高其峰、陳樹人等在此栽梅樹，結成“梅社”，並將社名刻於漱石上。
學者評價：嶺南“詩始楊孚”
楊孚的《南裔異物志》，多為散文，亦有四言韻文的“讚語”，文體頗為獨特。後人認為，楊孚在行文中運用藻言韻語，是為了便於士民誦讀。
正因此書文體獨特，屈大均《廣東新語·詩語》中，有“詩始楊孚”一條，屈大均說：“其為《南裔異物贊》(即《南裔異物志》)，亦詩之流也。然則廣東之詩，其始於孚乎？”
標題為“詩始楊孚”，然後行文又打問號，屈大均之所以不肯輕易下結論，是因早在西漢初年，嶺南人張買“鼓棹能為越謳”。有一次他陪伴漢惠帝劉盈在苑池遊樂，一邊划槳，一邊唱自己改編的廣東民歌，歌詞頗有諷諫之意，讓漢惠帝有所領悟。
不過，張買充其量只是個“歌星”，不能稱之為“詩人”，且張買沒有作品流傳下來，廣東真正的“詩祖”，還是楊孚。
楊孚在嶺南文化史上還有一項第一。因《續後漢書·五行志》注引楊孚《董卓傳》，這也是嶺南人著作被載入史志的頭一回，所以曾釗說：“粵人著作見於史志，以議郎為始。”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鍾葵
圖：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 鍾葵
廣州日報·新花城編輯 戴雨靜
【來源：廣州日報全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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