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是法律的內在價值，也是古往今來人們共同的追求。但是何為正義，如何實現正義，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卻有著不同的理解與選擇。或認為正義就是各得其所，即不同的人根據其家庭背景、性別民族、個人條件決定其在社會中的階層或者地位，即類似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提倡的哲學王的統治，將軍領兵打仗，士兵衝鋒陷陣，工人和農民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就是正義。或認為正義就是對等的回報，正如中國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如古羅馬諺語：“一個人以什麼方式對待別人，就不能覺得別人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他是不公平、不合理和不正義的。”即一個人的行為應該與其行為的後果相對應。發生在中國漢代的緹縈救父與古希臘的安提戈涅故事，同樣都反映出人類對正義的探索，但其中滲透的情理法，卻透露出東西方文化不同的價值抉擇。
西漢時，在太倉公淳于意受人舉告，要被依法處以肉刑之時，小女緹縈上書文帝泣請，“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緹縈的上書，除了訴說父親堪稱“廉平”外，主要是訴諸家族親情，父親要受刑罰，並且是傷及肢體的肉刑，作為子女當然為之憂慮，提出代父受刑，維繫了孝道。更重要的，她對肉刑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刑罰並不單是為了懲戒犯罪人，使其承受痛苦，更在於輔助教化，使其能改過自新。肉刑的施行，使犯罪人或喪失性命，或終身受辱，想要改過也無可能。緹縈的這一番陳述，入情入理，不僅打動了文帝，赦免了她父親的懲罰，還啟動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刑罰制度改革，廢除了墨、劓、刖等刑罰，自此，以肉刑為主的刑罰體系開始向封建制五刑轉變。
與緹縈類似，在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劇作中，安提戈涅同樣面臨困難的抉擇：他的哥哥波呂尼科斯因反叛城邦，被繼位的國王克瑞翁宣佈為判徒，不僅將其處死，還將他的屍體拋棄在野外，任其腐爛，並且釋出禁令，任何人都不得為波呂尼科斯收屍。安提戈涅認為，儘管其兄長的行為觸犯了國法，理應受到刑罰，但依照她們家族的宗教信仰，她有義務埋葬兄長。如果她只是服從城邦的法律，使其兄長暴屍荒野，那就有違宗教信仰，會遭致神靈的懲戒。因此，安提戈涅勇敢地站了出來，收斂了兄長的屍體，並將之安葬。
安提戈涅的行動顯然違犯了克瑞翁的新法律，但她的一番申辯，並未訴諸親情，或者屈己以從法，而是以超驗的宗教命令直接反對這種非正義的法律，正如她對克瑞翁的回答：我敢違犯你的“法令”，因為公佈這條法令的不是宙斯，不是坐在地獄諸神旁邊的正義之神，這不是他們為人類制定的法律。
緹縈與安提戈涅的故事，雖然都體現出對親人的情感，但其背後的理據，卻反映出中西法律思維間的差異。安提戈涅為兄收屍的理由，源自於宗教命令，是“天神制定的永恆不變的不成文律條”。也就是說，克瑞翁的法令，只是人世間的法律，違犯它當然也會遭致懲罰，但總要好過對宗教律令的違反。這一論證的內在理據是，來自神靈的永恆律令高於人間的世俗立法，若世俗法違背了宗教價值指向，就喪失其作為法律的合法性。安提戈涅的做法儘管違背了克瑞翁所定的世俗法，但卻符合永恆律令的要求。由此，強調法律的普遍性與永恆性，認為“更高級別”的法律可以透過理性的審辨與思考來發現，就成為西方法律傳統的重要內容。二戰以後，對德國納粹的審判中，藉由對實證主義法律的批判而興起的“新自然法學”，不過是這一傳統的現代迴響。
早期的中國法文化同樣有神秘色彩。夏商時期，人們認為君權神授，君王制定的法律也代表了上天的旨意，因此刑罰又有天討、天罰之意。西周以後，源自天命、神意的法律觀開始轉變，人的地位及其道德性開始受到重視，出現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思想。漢代法律的儒家化，更使得法律走向世俗化，強調了法律與儒家式家族倫理道德的一致性。
緹縈的上書，主要是訴諸人情之常，無論是作為家族成員的親情，還是一般人改過自新的情理，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體悟的人情。當然，緹縈所揭示的這一番人情，並不全是“私情”，而是與漢朝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相通的，以禮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源自於家族式的倫理關係，既包含有尊尊卑卑的等級秩序，又融入了親情、仁愛的情感元素，這樣一套話語與漢文帝仁孝治國的理念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了支援。由此來看，儘管中國早期法律體現了神意色彩，後代也延續了“天理”的觀念，但“法不外乎人情”構成傳統法律及司法的核心要旨，亦即對正義之法的尋求，不必訴諸於超越性的永恆律令，而需要考諸世俗人情。
緹縈與安提戈涅故事法文化的不同，也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中國傳統司法之“卡迪司法”的誤讀。按照韋伯的型別化分析，現代法治應該是形式理性的，這要求法律具有規則性、穩定性，而中國傳統法是“卡迪司法”，是非理性的。西方法治的形式理性，是基於法律的自然法屬性，它是不可質疑的，司法者依法裁斷，也是不考慮物件的具體情形的，這種司法者的代表即矇眼的正義女神。
實際上，中國傳統司法同樣蘊含著“理性”的因子，只是這種理性不是隻注重形式規則的形式理性，而是更注重背後倫理價值的實質理性。中國法的實質理性，是在法律的規則及其執行中納入了價值的考量，作為核心的儒家價值是理性的，親親、仁民，乃至是齊家、治國等，都是理性的依據。在司法過程中靈活地協調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用情理重新來解釋形式化的法律，使得法律規則與情理能協調統一。
當然，現代司法強調依法裁斷，尤其是在大陸法系國家，正式的成文法典構成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據，不當地倚重“人情”可能會導致司法擅斷，甚至滋生腐敗。然而，即便是緹縈救父故事中，漢文帝也不是直接改變司法，而是把司法問題轉換為立法問題，透過刑罰制度的改革，實現了緹縈的訴求。因此，如何使得立法更好地融入人情事理，以及在司法中透過解釋實現情理法的協調，是中國傳統法律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作者單位：西北工業大學法學系）（口 韓 偉 黃俊雄）
（人民法院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