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主席128年的誕辰，僅以此篇文章紀念毛主席。
毛主席的政治成熟期是在長征之後，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曾問胡耀邦什麼叫政治？胡耀邦說了很多，毛主席說，“沒這麼複雜，政治就是把支援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一句簡單的話卻道破了政治的含義，為什麼毛主席會有如此感悟了，這和他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這需要從毛主席的工作經歷說起，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很長時間處於少數派，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向其他人解釋為什麼要這樣做，爭取到黨內同志的支援，才能把想法推行下去。
在博古還沒來到中央蘇區之前，儘管不認可毛主席的軍事指揮，但是畢竟距離較遠，而且通訊不方便。毛主席還有迴旋的餘地。
隨著博古來到中央蘇區之後，毛主席基本上賦閒了。博古把他的軍事指揮權給解除了。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後，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游擊戰的方針是對的。但是如何說服中央的同志認同自己的想法，這是擺在毛主席眼前的一道難題。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決定轉移時。當時毛主席從張聞天那裡得知中央領導同志要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的訊息之後，毛主席立刻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其中一條就是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這其實是關鍵的一步，只有讓中央領導同志認可了自己的主張，才能重新擺脫蔣介石的圍剿。
當長征一開始的時候，毛主席就經常和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的錯誤。為什麼不能取勝的問題。
透過多次的分析，張聞天和王稼祥認可了毛主席的分析，特別是在紅軍透過湘江之時，損失慘重。紅軍從中央蘇區剛出發時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紅軍血灑湘江。
這時，博古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一籌莫展。李德一面唉聲嘆氣，一面卻諉過於人。
嚴峻的現實不得不讓中央思考，紅軍未來如何走的問題？在12月12日的時候，中央在通道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戰略行動方針問題。
李德還是建議北上去和紅二軍團會合，而此時蔣介石已在紅軍北上的道路上布好了口袋。毛主席則是建議到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去。
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在發言中支援了毛主席的主張，而因為前面的軍事失敗，博古也沒在固執己見，而是支援了毛主席的主張。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援是非常關鍵的。這次會議也為後來遵義會議的轉折奠定了基礎。
同時很好的說明了即使是正確的意見，還需要讓其他人的理解，也需要把事情講透徹。不能埋頭苦幹，要有同路人。
毛主席在1933-1935年長期處於被孤立的情況下，使得他真正的懂得了團結大多數人的重要性。毛主席和張聞天、王稼祥一起分析軍事指揮的錯誤，讓他們認同自己的主張就是一個明證。
當時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的賀子珍說，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感嘆：“為什麼辦事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感覺到：“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以後，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
其實毛主席在1930以前就經常有這樣的說服黨內同志的情況，只是當時的他還沒有經歷過人生的低谷，三年的被孤立讓他想的更明白了，更加清楚的知道團結人的重要性。
如1930年，李立三的左傾思想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指示紅一方面軍去攻打大城市，當時中央派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慄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帶來了中央的指示，後來毛主席和周以慄溝通攻打長沙的弊端，說服周改變了看法，支援了毛主席的放棄攻打大城市的主張。
在後面的抗日戰爭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更大的團結，也是毛主席所說的政治是什麼，就是把支援我們的人搞的多多的更大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