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1897-1986），字孟實，安徽省銅陵市人。現當代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同時，作為教育家，經歷豐富。中國公學、春暉中學、立達學園等講臺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後成為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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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9歲的東北鐵嶺姑娘齊邦媛，聯考進入了武漢大學哲學系，由重慶前往四川樂山。一年後的期末考試，齊邦媛英語成績全年級第一，收到了一份來自武大教務處用毛筆寫的通知，大意是：教務長要見她。
武大的教務長要見一個一年級的大學生，齊邦媛“驚駭多於榮幸”（《巨流河》）地去了，走進教務長辦公室——大成殿。“森然深長的辦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裡並不壯碩的穿灰長袍的‘老頭’，也沒有什麼慈祥的笑容”。這位“老頭”，時年47歲。他就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教育家、一代美學宗師朱光潛。
“你聯考分發到哲學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為什麼不轉外文系呢？”問及學生為何報哲學系後，朱光潛接著說，“現在武大搬遷到這麼僻遠的地方，老師很難請來，哲學系有一些課都開不出來。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研哲學的慧根。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決定。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暑假過後的秋季開學，齊邦媛坐在了武大外文系的教室裡。
齊邦媛終於聽到了朱光潛的英詩課。當朱光潛讀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 ... 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 （天上的鳥兒有翅膀……鏈緊我們的是大地和海洋），說中國古詩有相似的“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樑”之句，他竟然語帶哽咽，稍微停頓又繼續念下去，念“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為我嘆息）“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他們憐憫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朱光潛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齊邦媛心想，也許在那樣一個艱困的時代，坦率表現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
坐在臺下的齊邦媛可能不會知道，時代的艱難困苦，恐怕還非她所想的那樣。臺上的老師，可以說有“內憂外患”——外患自不必說，內憂在於作為教務長的朱光潛，面臨諸多來自當時“教育部”的壓力。
就在齊邦媛進入武漢大學之前的1941-1942年，國民黨“教育部”“中央黨部”多次密令武漢大學監視一批點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學生，強制一批學生離校，這其中就有朱光潛的學生張高峰。身為教務長的朱光潛與校長王星拱、訓導長趙師梅一面應付“教育部”，一面向張高峰等學生通氣，提醒他們謹慎行動，直到1942年夏天，張高峰等人畢業安全離校。張高峰後來成了著名的記者，1942年河南災情就是透過他的報道進入世人視野的。畢業後兩年，經朱光潛批准，張高峰又轉入歷史系，回武漢大學繼續讀書，還獲得戰區學生甲種貸金維持生活。
我們常說教育要“因材施教”，其實因材施教是有前提的，那必須是“慧眼識才”。能夠“發現”學生，才能根據學生的情況進行教育。很顯然，朱光潛在齊邦媛、張高峰身上做到了。
除此之外，朱光潛學貫中西的課堂，確實是諸多學生美好的回憶。
他在清華兼職授課時，也有過一位後來赫赫有名的學生，名叫季羨林。當時20歲上下的季羨林，選了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
季羨林在50年後回憶說：“我選了這一門課，認真地聽了一年。當時我就感覺到，這一門課非同凡響，是我最滿意的一門課……朱先生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人，他的口才並不好，講一口帶安徽味的藍青官話，聽起來並不‘美’。看來他不是一個演說家，講課從來不看學生，兩隻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戶上的某一塊地方。然而卻沒有廢話，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他介紹西方各國流行的文藝理論，有時候舉一些中國舊詩詞作例子，並不牽強附會，我們一聽就懂……”
另一位學生方敬也回憶說：“上了他的課，學生總有所獲，覺得充實和滿意。甚至住在北大附近的人也慕名跑到紅樓來‘偷聽’他的課。朱先生不像有些洋教授那樣一股洋氣，空口說洋話，雖然他在外國生活多年。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篤學的良師。”（《朱光潛紀念文集》）
從這些回憶中，不難窺見朱光潛教學的循循善誘，從北國古都到四川樂山，再回未名湖畔，朱光潛透過中國詩詞引導學生體悟英國詩歌之精髓，使兩種文化在深層次上得以溝通。如果不是學貫中西的學者，很難對西方詩歌和中國詩歌作這樣深入淺出的闡釋。這對於資質好又好學的學生而言，是何其幸運！
斯人已逝，風流可再否？既能慧眼識才，又能中西融貫，這樣的教育家，是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的吧？
（作者單位系浙江省溫州道爾頓小學）
《中國教師報》2021年07月14日第13版
作者：匡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