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央農業部政治部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後，按照慣例，毛主席與來自全國各地的與會人員一一握手，問候這些紮根在第一線的工作者們。
毛主席和周總理
當毛主席出現在會場時，大家立刻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掌聲停下後，一名中年婦女突然從隊伍中走出，一路小跑到毛主席面前，熱情地和毛主席打招呼：“伯伯好。”
負責保衛毛主席安全的警衛看到婦女突然闖出，出於謹慎考慮，準備上前攔下這名“衝動”的婦女。站在毛主席身側的周總理也不認識這名女子，但看到毛主席臉上的笑容和放鬆的神態，立馬意識到這名婦女和主席的關係非同一般，於是急忙招招手，把警衛攔了下來。
果然，毛主席看到身前的這名婦女，立刻熱情地握住她的手，高興地說道：“李謹，你是李謹！”
那麼，這個“李謹”是誰？她和毛主席有著怎樣特殊的情分？這一切還要從那個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說起。
韓瑾行與毛華初結婚照
毛主席的侄媳
其實，李謹的真名叫韓謹行，“李謹”是毛主席對她的特有稱呼，她的另一重身份，是毛主席的侄媳。
韓謹行出生於1922年，黑龍江省寧安縣人。1949年，27歲的韓謹行與毛華初結為伴侶。正是此時，她和毛主席產生了聯絡，而這種聯絡，還要追溯到毛澤民前妻王淑蘭和毛華初母親羅醒的一段奇妙的緣分。
1928年，毛主席的弟媳，毛澤民的妻子王淑蘭在執行我黨秘密工作時，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被關押在長沙井灣子陸軍監獄，和她一同被捕的，還有她和毛澤民的女兒毛遠志。
王淑蘭被關押時，認識了同樣因參加革命被捕的女同志羅醒，當時羅醒帶著自己7歲的孩子王華初。因為有著相似的成長環境和革命經歷，又在牢房中飽受壓迫，還都是孩子的母親，兩人很快熟絡起來，結為知己。
毛澤民和王淑蘭
面對隨時可能來到的死亡，王淑蘭和羅醒在獄中約定：將來如果兩人中有一個人活著出去，就把對方的孩子撫養成人。
1930年，彭德懷率領紅三軍團攻克長沙，將王淑蘭和羅醒以及兩個孩子營救出獄。但由於王淑蘭是小腳，行動不便，不能跟隨部隊轉移，於是羅醒在出發前，把兒子交給王淑蘭照顧。遺憾的是，僅僅在一年之後，羅醒再度被捕，慘死獄中。
羅醒犧牲後，王淑蘭牢記摯友臨別前的囑託，待王華初如自己的親生兒子一般。當時王淑蘭和毛澤民雖已離婚，但毛澤民還是承認了王華初這個養子，並將他列入《毛氏族譜》，為他改名毛華初。那段時間，王淑蘭一邊堅持革命工作，一邊照顧兩個孩子，生活困難時，甚至不得不沿街討飯。
毛主席在延安
直到1938年，毛華初的命運才迎來轉機，這一年，他在毛澤民的安排下，來到革命聖地延安，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按照養母王淑蘭的囑咐，喊毛主席為“伯伯”。
毛主席瞭解毛華初的身世，把他當做自己的親侄子看待，安排他到學校上學，而且經常把他叫到窯洞來，和他一起吃飯，講授革命道理，並教育他，革命要不怕苦，不怕難，多吃苦才能革命成功。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華初主動提出到東北工作，與毛主席道別。毛主席十分支援他的決定，臨別時送給他一段話：今後不管從事什麼工作，要深入群眾，腳踏實地為人民服務。
毛華初牢記主席的囑託，在哈爾濱三年期間，先後擔任區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省委組織部幹部科科長等職務。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哈爾濱姑娘韓謹行，兩人喜結連理，韓謹行也就此成為毛主席的侄媳。
毛主席
四見毛主席，感情深厚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毛華初帶著妻子韓謹行南下，回到自己的故鄉，也是毛主席故鄉湖南湘潭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毛華初擔任湘潭縣委書記，韓謹行則來到湘潭縣株洲鎮，擔任新中國第一任株洲鎮鎮長，為建設株洲做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作為國家主席日理萬機，夜以繼日地工作，在閒暇之餘會接待來自家鄉的親屬和鄉親們。1952年，韓謹行到北京，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
當時，長時間在一線工作的韓謹行支氣管擴張舊病復發，引起大吐血，經組織批准到北京協和醫院治病，住在婆婆王淑蘭家。那時韓謹行正懷著第二個孩子，不能進行手術，於是醫生建議她保守治療，等生產過後再接受手術。
韓謹行住在北京期間，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來一趟北京，想見一見朝思暮想的毛主席，於是和王淑蘭一起寫了封聯名信，求見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回信，讓秘書葉子龍把婆媳二人接到中南海菊香書屋。
毛主席與子侄合照
這是韓謹行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她顯得很緊張，不敢叫“伯伯”，喊了一聲：“主席。”
毛主席倒也不在意，伸出右手和韓謹行握手，並熱情招呼她坐下。在得知韓謹行擔任株洲鎮鎮長後，毛主席顯得十分高興，詢問道：“小韓，你在株洲當鎮長，群眾反應如何？他們說你辦事辦得好嗎？”
韓謹行回答得很拘謹：“我過去在學校教書，沒見過什麼世面，工作不知道該怎麼抓才好。”
一旁的毛宇居先生聽到韓謹行這麼說，知道她在謙虛，於是插了一句話：“主席，她年輕，工作捨得搞，群眾反映都不錯。”
“真的嗎？”毛主席聽後十分高興、激動，鼓勵韓謹行：“肯學肯做，就有辦法。”
此後，毛主席又關心起韓謹行的身體狀況，告訴她，如果身體不允許，就按照醫生的吩咐，等時機成熟後再做手術，歡迎她隨時到北京來。
毛主席和韓謹行合影
7年之後，韓謹行果然又到了北京。1959年，韓謹行舊病復發，肺部大量出血，不得不再次暫停工作，在丈夫毛華初的陪同下到北京看病。
毛主席聽說侄兒侄媳要來，特意讓秘書葉子龍開車到火車站接他們，把他們送到中蘇友誼醫院看病。但由於韓謹行病情嚴重，需要做肺部切除手術，於是她又被轉到中科院阜外太醫院，在吳英愷院長的親自主刀下進行了手術，然後開始了長達10個月的休養。
出院後的韓謹行，對毛主席對她施以的幫助十分感激，想當面致謝，但又考慮到伯伯工作繁忙，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
1959年，烈士羅哲的遺孀曹玉芳到北京，專程看望毛主席。當了解到曹玉芳一家和毛主席關係密切後，韓謹行提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提出想和“曹大姐”一同去看望毛主席老人家。很快，韓謹行就得到了回覆，主席專門在10月8日這一天留出時間，接待韓謹行和曹玉芳。
再次見到毛主席，韓謹行終於不再拘謹，親切地喊了聲：“伯伯”。
毛主席
令韓謹行感到意外的是，兩人八年未見，主席還是在第一時間就認出了她，喊她“謹行。”
談話期間，毛主席從桌上的煙盒裡拿出一根菸遞給韓謹行。韓謹行連忙擺手，說道：“伯伯，我不會吸菸。”
“不吸菸好。”主席又把香菸放回煙盒裡，然後在自己的口袋裡摸索著。韓謹行看到這一幕，便拿起桌子上的火柴，問主席：“伯伯，您要點菸嗎？”
“嗯，要。”說完，毛主席就從口袋裡拿出一截菸頭，接上菸嘴。韓謹行見狀連忙劃亮火柴，給主席點菸。
看到毛主席抽著自己的半截菸頭，韓謹行感到很詫異，桌子上明明有好煙，為什麼主席放著不抽？
毛主席看出了韓謹行的疑惑，指著桌上的煙盒說：“那是公家招待客人用的，我抽我自己的。”
韓謹行一下就明白了，主席這是在為全國正在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做表率，這是何等的公司分明、兩袖清風啊！
毛主席與參會人員握手
這次見面，毛主席和韓謹行相處得十分愉快，臨分別時和韓謹行、曹玉芳母子一起合影留念。韓謹行回湖南時，主席特別指示秘書羅光祿到招待所請她吃飯。為她踐行。
1962年，毛主席到上海視察，專門約見了毛華初夫婦，向他們瞭解湖南的基層工作。在席間，毛主席突然改口，說道：“李謹，過去兩次見面，都有別人在場，不好了解你的具體情況，如今華初也在，我也調查你的歷史哩！”
毛主席把韓謹行喚作“李謹”，就是告訴她，自己早已把韓謹行當作自家人。在革命年代，毛主席曾化名李德勝，後來特別要求，自己的女兒都要姓李，李敏、李訥都是如此。毛主席這麼稱呼，是把韓謹行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
韓謹行最後一次與毛主席見面，是在1964年召開的中央農業部政治部工作會議上，於是有了文章開篇的那一幕。
毛主席和李敏
再見李敏，帶李敏捐款回韶山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韓謹行再未能與毛主席相見，但她謹遵伯伯教誨，踏實工作，堅守原則，一直留在湖南。
1991年10月，韶山政府和群眾正在籌備毛主席百年壽辰紀念活動，準備在韶山為毛主席建一尊銅像和詩詞碑林。帶著家鄉父老的囑託，韓謹行再次來到北京，一方面看望病中的李敏，一方面把這個喜訊告訴她。
果然，李敏聽後十分激動，連忙問道：“真的嗎？”
“是真的，但需要很大一筆資金，各省市機關、韶山群眾都自發為興建紀念館捐款，但還是不夠。”韓謹行告訴李敏。
李敏回韶山
聽到堂嫂這麼說，李敏立馬站起身來，翻箱倒櫃找出一堆凌亂的鈔票，共計3000元，交到韓謹行手上，說道：“請把這些錢帶給韶山人民，支援修建紀念館。”
此時李敏的女兒正在上大學，一家人生活拮据，韓謹行知道這個情況，堅決不收。
“我有錢，父親留給我的8000元稿費，是永久性紀念物，我不能動。這3000元是母親去世後上海市政府分給我的撫卹金，應該在任何時候也不能動的。”李敏一邊說著，一邊流下兩行熱淚。
韓謹行感同身受，經過一番思考後，她拿走其中的1000元，剩下的又還給了李敏。臨出門前，她緊緊握住李敏的手，說道：“嬌嬌，韶山人民都希望能在主席百年壽辰活動上見到你！”
李敏再次落淚：“嫂子，我一定去，替我謝謝韶山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