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比較文明史視角看全球，世界五大文明古國均以農業立國，有四個文明始於麵食加黃金崇拜，唯有華夏文明始於米食（北方小米南方大米）加玉石崇拜。從精神信仰方面探尋早期神聖化和神話化的聖物，在距今3600年前的中國全境之內，尚未生產過一件黃金器物。而代表我們國族精神最高價值的玉禮器生產，則始於10000年前的東北地區。歷經數千年傳播後，玉文化在距今約四千年之際已經覆蓋到國土的大部分地區。對照之下，文明發生的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命題得以彰顯。這也為思想史的重構找到核心價值的源頭。
在《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玉石裡的中國》等書中，我曾深入考察中國統一的三次歷史浪潮及其疊加效應：玉文化先統一，甲骨文代表的漢字再統一，秦帝國的軍事和行政再統一。中國統一的三大浪潮，以往學界沒有認識到的，恰是在距今四千年之際發生的第一次統一。那是玉石神話信仰及相關觀念獲得跨地域的廣泛認同和禮儀化表現。最能體現玉文化統一現象的文獻話語，是《左傳》所記大禹建立夏王朝時的萬邦聚會情況：“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專案A類“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於2013年以24部書的規模結項，為我國最大的文科攻堅專案“中華文明探源”創建出一種比較神話學的研究正規化。
夏商王朝以前的情況又如何呢？至此，根據文獻的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可暫告一段落，充分發揮和釋放出土文物的敘事能量，將為中國道路獨特性研究開啟前所未有的認知世界。為什麼玉文化傳承一萬年，而中原地區玉文化起源卻僅有五千多年？中原文明起源期的神聖王權符號建構過程如何？玉禮器如何在青銅時代到來之前引領王宮經濟的發生、城市的起源和跨地區的神聖物資交流？“玉成中國”理論三部曲之三《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新求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就是上述問題意識催生的成果。
玄玉時代，指的是中原及西部玉文化發生的第一個時代，時間在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之間，共持續了1500年。玄玉一名，出自《山海經》《禮記》《楚辭》等古籍，並與黃帝傳說密切相關。黃帝是否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目前的知識條件尚無法確認。黃帝敘事中的聖物“玄玉”，則得到中原文化五千年以上的考古實物證明，那就21世紀初在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13件墨綠色蛇紋石玉鉞群。還有比這更讓研究者興奮不已的資訊嗎？
2017年4月，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協助下，經由王煒林先生引介，從西安啟程後的第一站就到發掘中的高陵楊官寨仰韶文化遺址工地。楊利民領隊指引大家觀摩剛發掘出土（尚未發表）兩件墨綠色蛇紋石玉鉞。隨後在隴東的寧縣、正寧縣和慶城縣等博物館，以及陝北富縣的博物館庫房等處，找出一批同類的玉鉞。據此寫成《仰韶玉鉞知多少》系列文章刊發在中國甘肅網。
透過田野考察，大家意識到仰韶玉鉞在黃河中游地區特別是涇河渭河流域分佈的廣泛性，據此撰寫《認識玄玉時代》一文（2017年5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報》），成為文學人類學方面研究仰韶文化玄玉禮器傳統的發端之作。隨後就引出了上海市社科特別委託專案“玉成中國”系列著作。
截至2019年，玉帛之路考察共完成十五次田野之旅。十四次皆在西部地區展開，覆蓋七個省區的200多縣市，總行程數萬公里，獲得接地氣的第一手調研資料資料，對絲綢之路中國段的發生，給出前無古人的實證性認知結果：中原文化與西部的關聯紐帶，始於五千多年以前的渭河漕運之路。其物件物既不是絲綢布匹，也不是糧食作物，而是建構史前社會等級權力所需的宗教禮儀聖物之原料：甘肅武山縣出產的墨綠色蛇紋石玉料。其時代就是仰韶文化的後期即廟底溝期，距今約5300年。隨著渭河上游地區的玉料源源不斷向關中和中原輸送，比渭河源頭地區更靠西的洮河流域優質玉料隨即進入中原，那就是臨洮縣的馬銜山玉礦。再往後，更向西部延伸到祁連山玉礦、敦煌玉礦、馬鬃山玉礦、阿爾金山玉礦等。敦煌三危山旱峽玉礦作為玉石之路的重要節點，承前啟後地引出對新疆玉石資源的發現與東輸運動。西玉東輸運動持續數千年後，最終一環，才輪到葉爾羌河流域玉資源的開發。這個過程直到清代左宗棠大軍收新疆後才得以完成，並以玉礦資源為界標劃定國家西部邊界。
綿延數千公里的西部大山脈，也是世界上最優透閃石玉料儲量最豐富地帶。從多米諾效應看，五千年西玉東輸運動中的前一千多年，是在為發現新疆和田玉而做的準備和鋪墊。和田玉後來居上，獨超眾玉，在周代之後變成中原國家統治者所豔羨的至寶“崑山之玉”。依據新發現的玉石標本，重新確認：在秦嶺以西，凡有華夏先民開發透閃石玉資源的山，皆可列入古人所云“崑崙”之列。這樣，從馬銜山到祁連山、馬鬃山等諸多玉山，終於可以連貫成整體。由此劃出一個總面積達200萬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礦資源區。這就給記錄一百多處出產玉石的《山海經》國家資源敘事謎題，破天荒地找到以科考來解答的途徑。至少《尚書·禹貢》所述敦煌三危山出產“球琳琅玕”的歷史之謎，已宣告揭破。長久以來，以佛教石窟美術聞名天下的敦煌，如今將再度以出產像和田玉那樣的優質玉石，而為世界所知。一段塵封三千多年的歷史，就此重新打撈出來，由此帶來學術連鎖效應，是可期的。
其一，各地玉礦資源取樣表明，在商周時期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之前，中原國家與西部的文化關聯是怎樣的？各個新發現的史前玉礦是按照怎樣的路線向東方輸送的。黃河的各大支流如渭河、涇河、北洛河、葫蘆河、馬蓮河等，如何構成隴東地區蛇紋石玉資源東輸的路網。
其二，如果早在五千年以前就存在中原文化與西部的密切聯絡，那麼除了玉石以外，還有哪些重要的物質在發揮作用（如鹽、麥子）？延伸調研這部分內容，將給中西交通史填補一千多年的資料空白。可以組成黃河上中游地區全覆蓋的文化傳播證據鏈條。
其三，玉石神話信仰驅動的玉文化底層，是華夏文明的基因層。找到先於漢字和先於中原文明國家的文化基因，成為獲得深度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新知識增長點。從信仰觀念到行為，其依次展開的連續性過程，使得文化大國的國家版圖向西拓展的動力要素得到解釋：玉之所在，國之所在。
其四，玉帛之路的原生性貿易物資是玉石的東輸，派生出的才是布匹絲綢的西輸。在這同一方向的運輸線上，先後接引東來的重要文化要素，依次為三大宗：玉、馬、佛。而西輸的文化要素，則主要為紡織品——布和絲。就實證意義而言，布匹的數量要大大超過絲綢。從當下現實視角看，這條路上的紡織品西輸早已終止，只有玉石向內地的東輸依然在延續。
綿延不斷的五千年之玉路，東西橫跨，越過高山大河，長達四千多公里，應是迄今所知最典型的華夏道路，這也是伴隨中華文明發生髮展全程的腳下之路。
與文明形成過程和西部開發史相伴隨，絲路起源史真相的探究，如今可得出結論，重新確認其起始點座標。這對於開啟中國文化的深度認知與廣度認知，具有重樹標杆的意義。玉帛之路的系列考察成果，成為文學人類學派建立中國文化理論的基礎。為全面記錄十五次考察的學術收穫，研究會同仁們先後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辦兩次成果釋出會，並陸續編撰出版四套書。
未來理想，是建立中國玉石之路博物館，成為帶入式體驗“中國道路”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佳課堂，把這一份中華多民族先民用血汗加足跡，浸染而成的無比珍貴的文化記憶，永久留存。
（作者：葉舒憲，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