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解放戰爭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早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就十分敏銳地指出：“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毛澤東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時東北不僅集中了中國絕大部分重工業，而且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糧食、發達的鐵路、便利的交通，可以給予我們黨以一定的物質方面的支援。因此，當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佈投降後，黨中央立即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指示華北、華東部隊急速進軍東北，併成立了由彭真任書記、陳雲等四人為委員的東北局，力求儘快控制東北。在隨後近四年時間裡，陳雲和其他東北局同志不辱使命，為決勝東北、鞏固東北，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陳雲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深謀遠慮地提出了關於我黨東北工作正確方針的建議
當彭真、陳雲等東北局領導同志抵達彼時由蘇軍佔領的瀋陽後，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黨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哪裡？對此，陳雲經過調查研究，尤其是1945 年11 月中旬他經過長春到達哈爾濱擔任北滿分局書記後，逐漸明確了三點認識：第一，蘇聯雖然會幫助我們，但囿於同國民黨政府之間訂有協議，必須將東北大城市和鐵路幹線移交國民黨，因此，我黨不可能從一開始就在大城市和鐵路幹線立足；第二，美國雖然表面上調停國共之爭，但一定會動用海、空力量，幫助蔣介石向東北運兵，因此，我黨不可能從一開始就“獨霸東北”；第三，東北部分群眾雖然透過抗聯14 年艱苦鬥爭，對我黨有所瞭解，但與關內相比，我黨在東北總體上缺乏群眾基礎。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利用蘇軍尚未撤退的有利條件，儘快將部隊由大城市分散到鐵路幹線外圍的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尤其是靠近蘇聯的北滿地區，放手發動群眾、清算漢奸、剿滅土匪、進行土改，以便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陳雲的這些思考，集中體現在由他主持起草的1945 年11 月29 日、30 日北滿分局致東北局並中共中央的電報。一個月後的12 月28 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東北局電，指示我黨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鞏固的軍事和政治的根據地，這種根據地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幹線，而在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中小城市及廣大農村；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清算漢奸，減租和增加工資；方法是把部隊的相當部分分散到軍分割槽，發動群眾，消滅土匪，建立政權。這一指示，後來被概括為“讓開大道、佔領兩廂”八字方針。1946年 5月，東北局由瀋陽退出後北移，直至遷到哈爾濱，與北滿分局合併。6月，黨中央決定對東北局領導機構進行調整，改由林彪任書記，彭真、陳雲等人為常委。7月 7日，東北局透過由陳雲主持起草的《關於形勢和任務的決議》（簡稱“七七決議”），並經過黨中央部分修改後批准實行。
“七七決議”總結了我黨進軍東北以後 9個月的工作，確定了東北此後的工作方針是積極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創造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鐵路在內的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規定了我軍作戰原則不在於一時得失，而是誘敵深入，消滅敵人；號召共產黨員掃除一切遊移不定及僥倖和平的想法，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下鄉發動群眾。它對統一東北地區全黨全軍的思想，認真貫徹黨中央關於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方針，取得東北解放戰爭完全勝利，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標誌著東北的正確工作方針和作戰指導方針已經得到確立，東北的工作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1985年，陳雲在一次談話中回憶說：“東北解放戰爭初期東北局內部在工作方針上確實存在過意見分歧。”“如果不是以後在一九四六年東北局召開會議，作出‘七七決議’，改變了以前的方針，那末，結果很可能不僅大城市佔不住，整個東北也佔不住，遼瀋戰役的勝利也會被推遲。”陳雲的這段話，充分闡釋了“七七決議”的歷史作用與意義。
二、卓有成效地領導了北滿根據地的建立
陳雲自 1945年 11月初出任北滿分局書記伊始，便開始謀劃和部署北滿根據地的建立工作。他一方面抓緊為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牡丹江等當時北滿五省配備黨政軍領導班子；另一方面，積極推動進入東北的主力部隊迅速北調，全力指導剿匪鬥爭，放手發動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農民運動，深入開展黨和幹部隊伍的建設。他指出：“群眾能否迅速廣大地發動是我們在東北成敗的關鍵”，還提出“縣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農委”。針對北滿 60%農民無地的情況，他指示把偽滿洲國的“開拓地”“滿拓地”分配給貧苦農民。針對北滿大地主大多有武裝且多與土匪相勾結的情況，他要求先透過經濟鬥爭提高農民覺悟，然後組織農民到地主、漢奸家中搜剿武裝，待農民有了武裝，再回過頭來進一步開展經濟鬥爭，簡稱“經濟—武裝—再經濟”。針對北滿地廣人稀幹部少的情況，他要求在一定時期內集中使用幹部，組成工作團，先選幾個縣、幾個村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開，並戲稱此法為“蝗蟲政策”。針對北滿幹部奇缺的情況，他不斷向上級反映情況，要求把關內來的幹部大量分到北滿，同時積極而審慎地吸收當地積極分子入黨，讓幹部在群眾鬥爭中經受鍛鍊和考驗，並注意做好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關內東北籍幹部和原東北抗聯幹部的團結工作。他把關內東北籍幹部稱作“大豆、高粱”，把抗聯幹部稱作“森林、煤礦”，指出他們都是黨的寶貴資源，都要珍惜和愛護。
正是上述措施，使北滿根據地得到了迅速建立和鞏固，並在後來國民黨大舉進攻、東北局機關由瀋陽逐步退至北滿的情況下，成為我黨在東北的大本營和勝利的出發地，以及大決戰的後勤基地，為東北解放戰爭最終勝利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支撐。
三、作出堅守南滿的英明決策，併成功領導了“四保臨江”戰役
1946年10月，蔣介石在“關內大打、關外停戰”計策的掩護下，向東北調兵遣將，集中 8個師 10萬兵力，對我南滿根據地發動三面圍攻，將其壓縮到只有 5個小縣、不足 40萬人口的區域，並切斷了南北滿之間的交通聯絡，妄圖用“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辦法，逐個吃掉我在東北的東西南北各個根據地。
當時，我軍在南滿主力只有2個縱隊（軍）和 2個獨立師，兵力不足 4萬人，且因地域狹小，難以施展開。在這種情況下，是打還是撤，無論南滿黨政軍機關還是東北局領導層之間，都存在不同看法。面對如此危急複雜的局面，陳雲分析指出，南滿是“東北重要的側翼戰略陣地”，“對北滿是一個重要的牽制敵人的力量”，“保持南滿，有全東北全國的意義”。守住南滿，可以和北滿形成犄角之勢，相互呼應，而失去南滿，敵人可以全力對付北滿，給北滿帶來更大壓力。而且，南滿部隊在從長白山北撤過程中也會犧牲很多人，如果屆時北滿頂不住壓力，撤到蘇聯，今後反攻過程中還會犧牲很多人。兩相比較，堅持南滿的犧牲比放棄南滿的犧牲要少。所以，他在東北局會議上力主堅持南滿，並主動請纓，前往南滿。東北局報經中央批准後，決定成立南滿分局，任命陳雲為書記，蕭勁光為副書記；同時組成以蕭、陳分別任司令員、政委的新的遼東軍區。
同年 11月下旬，陳、蕭一行進入南滿根據地的中心臨江縣，到後立即開展工作。陳雲透過主持會議，找黨政軍幹部談話，向東北局領導寫信發電報，闡述堅持南滿的意義、可能性和辦法。他說，面前敵人像一頭牛，牛身子向著北滿，在南滿留的只是牛尾巴。如果我們抓住牛尾巴，那就了不得，使敵人進退兩難；如果松開牛尾巴，那就不得了，南滿保不住，北滿也有危險。現在敵我雖然力量懸殊，形勢嚴峻，但我們也有優勢。首先，我軍指戰員是為自己利益打仗，士氣高昂，而國民黨士兵大多是抽壯丁來的，只要被我們俘虜，馬上就可以調轉槍口；其次，根據地已經開展了土改，現在農民又看到了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的罪惡，對我黨有了更多瞭解，一定會支援我們，把子弟送來當兵；再次，北滿和東西滿都已建立了根據地，可以和南滿相互支援配合，尤其冬天松花江結冰，有利於北滿主力部隊過江，從後面進攻敵人。此外，南滿東鄰朝鮮，地理位置優越，對我方機關和家屬、傷病員安置以及彈藥等補給也是有利的條件。所以，陳雲在和當地高階幹部充分交換意見後，毅然決定，南滿的部隊不走了，留下來“大鬧天宮，在長白山上打紅旗”。他和蕭勁光等領導還決定，一個縱隊留在根據地從正面抗敵，另一個縱隊突出重圍，到敵人後方進行外圍作戰。他視軍情變化，多次電請北滿出兵，和南滿部隊相互配合，採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辦法，內外夾擊敵人。
在南滿軍民英勇鬥爭和東北局大力支援下，我軍只用四個多月時間，便透過“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粉碎了國民黨對南滿的重點進攻。這一戰役不僅解除了南滿根據地的危險，而且從根本上扭轉了我軍在東北戰場的被動局面，改變了東北戰場敵我雙方的攻守態勢，實現了我軍在東北戰場由戰略防禦變為戰略進攻的歷史性轉折，為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中的遼瀋戰役首先打響並取得徹底勝利創造了前提條件。張聞天在 1948年東北局高幹會上談到堅持南滿問題時說：當時面對敵人進攻，有的主張轉移，有的主張堅持，陳雲的到來對改變南滿黨內黨外的形勢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有瞭解了這些，才能瞭解陳雲的作用”。
四、周密穩妥地領導了對瀋陽的接收， 創造了我黨接管大城市的成功經驗
北滿分局成立之初，曾將機關由哈爾濱搬到東部的賓縣，直到 1946年 4月才隨著蘇軍撤退和我軍進入而重新回到哈爾濱。不過，那時陳雲的工作重點在農村，後來在南滿的工作重點也在戰爭和土改上，沒有可能把太多精力放到城市。而且，哈爾濱人口相對較少，工業相對較弱，算不上特大城市。然而，遼瀋戰役後解放的瀋陽就不同了。它有上百萬人口，是東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是我們黨接收的第一個大城市。如何接收，能否管好，對於我們黨此後解放和管理大城市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為慎重起見，東北局在遼瀋戰役接近尾聲時，任命陳雲為瀋陽軍管會主任，決定由他率 4000多名幹部前往主持瀋陽及附近城市的接收工作。
根據接管哈爾濱的初步經驗，陳雲從一開始就提出了接收瀋陽的方針，即“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進入瀋陽後，軍管會根據這一方針，向原有公教職工、國民黨政府經營企業全體人員釋出了六項規定，包括照常上班；負責保管所屬部門資產、裝置、文件、賬冊，將人員、資產按系統造冊；酌情獎懲和發放生活費，等等。陳雲強調，瀋陽已經是我們黨領導的城市了，一定要比國民黨時期管理得好。他著重抓了電力供應、貨幣兌換、物價穩定、治安維持、報紙出版、工資發放、軍火疏散、外事紀律等問題，使接收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僅用三天，主要工廠就完成了接管；五天之內，15萬公教職工即領到了相當於 40斤糧食的臨時薪金（此後按級別，每月發給 80斤到 400斤）；十天之內，水電和公共交通均恢復正常，且商人開市、糧價回落；不到一個月，絕大部分工廠恢復了生產。
1948年 11月 28日，陳雲向東北局並中共中央寫出了接收瀋陽的報告。毛澤東等領導圈閱後，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各中央局、各前線委員會，稱讚此報告“甚好”，要求他們在“接收城市時參考”。陳雲總結的接收瀋陽經驗，為此後全國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鑑。
五、盡心竭力地解決東北財經工作問題，為東北解放區有序開展經濟建設奠定了基礎
陳雲雖然早在北滿分局與東北局合併後，就兼任了東北局財經辦事處主任。但那時陳雲的工作重點在剿匪、土改、發動農民，所以，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財經工作上。1947年 5月，李富春調到東北局主持財經工作。此後，東北局進一步調整了領導機構，併成立了以陳雲為主任、李富春為副主任的東北財經委員會，不過，那時陳雲還在南滿主持反圍剿鬥爭，不可能就任。1948年，他由南滿回到哈爾濱，戰爭形勢也發生了有利於我的變化，這才在李富春的協助下真正開始主持東北財經工作。從那時起到1949年 5月前往中央擔任中財委主任，陳雲在領導東北財經工作的一年裡主要做了四件事。
第一，根據形勢發展，和東北局其他領導人一起，及時確定將東北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他說：過去敵人是戰略進攻，城市在我們手中作用不大，現在戰爭形勢改變了，我們佔領的地區越來越大，城市作用大得多了。做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產，包括髮電廠、電車公司、自來水公司、煤炭公司，降低價格，要多生產對前線和人民有用的東西，多安排勞動力。他還說，城市工作內容主要是經濟，包括貿易、鐵路、公私企業的關係，正確對待私人工商業，公私分家等等。他強調，“經濟不發展，其他不會發展”，要把“最大精力放在此點”。1948年 8月，他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更加明確地提出，“需要把財經工作放在不次於軍事或僅次於軍事的重要位置上”。
第二，在將敵偽企業變為公營企業後，著力解決如何正確對待職員和改善管理的問題。北滿解放後，一些被我們黨接收的敵偽企業裡發生了打擊職員的現象。陳雲認為，企業職員包括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處理好這些人員問題是解決企業管理問題、使城市經濟正常運轉的關鍵。隨著被解放城市和被接收城市逐漸增多，如何正確處理職員問題顯得越來越緊迫，成為關係到能否發揮管理和技術人員積極性、儘快恢復城市經濟和企業生產的大問題。因此，他投入很大精力進行調研，併為東北局起草了《關於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職員中有 70%-90%是下級職員，他們主要是技術員、技師、工程師，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只要忠於職務，不作破壞，都應給予工作，並給以必要和可能的優待，使他們發揚長處，為人民服務。高階職員中的最大部分是生產及業務的負責管理人員，如鐵路的站長、段長，工廠的廠長、處長、科長，礦山的礦長、坑長等等。他們有專門知識、業務技能、組織生產和業務的經驗，在生產中有重要作用。他們和工人及普通職員的矛盾，根源在日寇和官僚資本，當企業變為人民企業後，這一根源已不存在。解決這個矛盾應採取批評、團結的態度，不應是“流血鬥爭”。共產黨員必須用心向他們學習管理知識和業務技能，他們依照企業原則進行的管理，工人、職員包括共產黨員必須服從。這個決定在《東北日報》公開發表後，由《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產生了廣泛影響，起到了“安民告示”的作用，緩解了工人與職員的矛盾，加快了新解放城市的企業接收工作，促進了公營企業的生產和運營。
第三，穩定金融秩序，制止物價暴漲。為了做好東北解放區流通券（東北幣）的發行工作，陳雲主張，一方面要在滿足解放戰爭需要的前提下適當控制發行，另一方面，要處理好與國民黨貨幣（九省流通券、法幣、金圓券）以及其他解放區貨幣的關係，決不允許敵幣在東北解放區流通，重點是排擠敵幣，換回物資。為了保證使物價平穩上漲而非暴漲，陳雲主張，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如糾正用行政辦法限制糧食流通的做法，對農產品收購價不能壓得太低，公家手中必須掌握一定數量的糧、布、鹽等物資。正是這些措施，既保證了我軍的物資供應，又基本穩住瞭解放區的物價，對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東北解放區的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著手製定東北工業生產恢復和發展的計劃。東北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在當時中國佔有重要地位。戰後加緊恢復和發展東北的工業生產，不僅對東北解放區具有重要意義，也關乎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1948年 5月，黨中央決定在東北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提議由陳雲兼任新一屆全國總工會主席。8月，陳雲在題為《當前中國職工運動的總任務》的大會報告中強調指出：“在解放區，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已經提到了重要的地位，這就必須解決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首先，加強工業的計劃性，一切國營、公營企業要在統一領導、統一計劃之下進行生產；其次，改善國營、公營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主要是貫徹企業的民主化原則，要有經濟核算，考核成本，個人負責制；再次，重視和培養技術幹部和管理幹部，先注重現在崗位上的幹部，同時從工人和職員中提拔，從別的崗位上抽調，還要開辦職業學校、職工訓練班或工業專門學校。這篇講話，是東北全黨工作重心適時地轉移到城市工作上的重要文獻，對指導以工業建設為中心的城市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上述措施，不僅對東北地區的經濟恢復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對全國其他地區的經濟恢復也發揮了重要的借鑑作用。
關於陳雲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貢獻，黨中央多次作過高度評價。2015年，習近平在紀念陳雲同志誕辰 11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解放戰爭期間，陳雲同志參加領導東北解放。遼瀋戰役勝利後，他領導接收瀋陽，創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經驗，並領導東北根據地率先開始恢復經濟，支援了全國解放戰爭，為我們黨提供了由戰爭轉向和平建設的寶貴經驗。”緬懷陳雲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豐功偉績，對賡續紅色血脈，傳承紅色基因，用黨的奮鬥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鬥志，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堅定信念，用黨的歷史經驗和實踐創造啟迪智慧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授權】，轉編自“黨的文獻”，原刊於《黨的文獻》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