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斯諾來到陝北，雖然數次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但那談的都是紅軍的發展、共產黨的理念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毛澤東接觸的時間越長，斯諾越能感受到毛澤東的個人魅力，對毛澤東個人的經歷和故事自然也充滿了好奇。可每當斯諾把話題朝這方面引導的時候，毛澤東總是一笑了之。
一天，斯諾來到毛澤東住的窯洞，聊了幾句之後，斯諾就緊皺起了眉頭。毛澤東看到了便關切地問，是不是哪裡不舒服。斯諾嘆了口氣，說，你之前說什麼都可以採訪，但我發現您沒有跟我說實話。外面的新聞界說你是土匪頭子，青面獠牙，說你的以前有很多不好的故事。這些問題，你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過我，不是什麼都可以採訪嗎？為什麼這個問題不能回答？
毛澤東一聽，馬上就明白了，這是斯諾的激將法。沉默了幾分鐘後，毛澤東對斯諾說，你要想知道，我就跟你講講吧。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向外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毛澤東用大量的時間講述了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前半生。這次毛澤東把自己全部家底亮了出來，說的都是心裡話，並且以後再也沒有向任何人講過這些話。
為了能真實反映毛澤東的原意，毛澤東說的話先被翻譯成英文，斯諾用英文記下後，又把斯諾的英文記錄翻譯成中文，交由毛澤東審閱批改，再翻譯成英文給斯諾。這樣反覆多次的採訪內容，最終成為了歷史文獻裡研究毛澤東前半生最權威的傳記。
1936年10月中旬，斯諾在蘇區已經進行了整整4個月的訪問，由於蔣介石即將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斯諾便於10月中旬告別了蘇區，回到了北平。
1937年2月5日，斯諾在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放映了他拍攝的陝甘寧邊區的紀錄影片，人們第一次透過影像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風采。1937年10月，斯諾將蘇區系列新聞通訊報道彙編成《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蘭頓公司在該書的封面寫下“此書會告訴你為什麼日本不可能取勝”。
《紅星照耀中國》的問世，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不僅有力地駁斥了國民政府對紅軍的誣衊和誹謗，而且轟動了世界。美國總統羅斯福通讀了全書之後，把它推薦給許多朋友，在以後的幾年中，這本書被譯成了六種文字，並多次再版，銷售10萬冊以上。
在中國度過了13個春秋之後，斯諾於1941年返回了美國。此後，斯諾繼續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當他陸續看到日本投降、新中國成立等訊息的時候，他笑著說：我比中國人還要感到高興。
而這個時候他更希望自己能有機會，再回到中國去看一看，再和毛澤東敘敘舊。毛主席瞭解到情況後，當即表示邀請這位美國的老朋友，再次回到中國。
1960年春天，斯諾以作家的身份正式獲得了前往中國的簽證。斯諾終於回到了他心中的第二故鄉。再次來到中國的斯諾像個孩子一樣，興致勃勃地看著這個曾經他住過多年的北京城。當他來到了天安門時，他感嘆道：“二十多年前我在這裡，看到人們在為了革命而努力，現在人民依舊很努力，但為的是給這個充滿生機的國家帶來更大的發展建設而努力。”
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斯諾夫婦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歡度中國的國慶節的合影，並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這些圖片、文字，表明了新中國對美國、對世界的姿態。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開始前往北京的同一個星期，斯諾死於癌症。斯諾生前寫道：我愛中國，我願在我死後把我的一半留在那裡，就像我活著時那樣。美國撫養和培育了我，我願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遜河畔，日後我的骨灰將滲入大西洋，同歐洲和人類的一切海岸相連，我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部分，因為幾乎在每一塊土地上，都有著同我相識的善良的人們。
遵照斯諾的遺願，他的妻子將他一半骨灰帶到中國。1973年10月19日，一場特殊的葬禮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舉行。在一座長方形的漢白玉墓碑前，放著毛主席送來的花圈。緞帶上寫著：“獻給埃德加·斯諾先生”。今天，如果你漫步北大未名湖，依然可以看到這塊由葉劍英元帥題寫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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