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百年中國：社會轉型》(點選即可閱讀)之後的第二部，重點講述在第二次社會大轉型中，中國從封建的改朝換代如何產生近現代的民族覺醒。
1. 社會轉型-民族覺醒
開始本節內容之前，首先要明確什麼是民族覺醒？
所謂民族覺醒，是指民族意識的覺醒，它與社會轉型息息相關，就此我們做一個梳理和回顧。
中國的兩次社會大轉型，發生在先秦的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以及從晚晴的鴉片戰爭至今(1840年-至今)。
秦朝之所以是我國曆史上的一道分水嶺，是因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華夏大地上真正出現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由此自然而然也就產生了統一的民族，而在從廣義(舊石器時代-秦統一六國)到狹義(春秋戰國-)的先秦時期，是部族林立的。
廣義的先秦雖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原始時本是沒有異族的。
隨著各部族的發展、壯大、分裂，華夏族與異族的區別慢慢顯現，文化、風俗、禮儀等等。
此處的異族，便是那些所謂的蠻夷戎狄，這裡也是統稱。
華夏族是農耕文化，居住於河流、平原之處；而異族則是遊牧文化，居於山澤、草原等地。
也就是說，華夷的位置大概是按照當時的地勢所定的，但從更大範圍的地理環境這個視角來看，這樣說明未免有點絕對。
即上圖並不準確，充其量算是概括的分佈圖，非要細化的話，一定程度上的華夷“雜處混居”是有史料根據的，當然這與視野和認識的侷限有關。
到春秋時期的齊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諸侯”、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至少說明，東周時期的華夏族與異族已經有了嚴格的區別。
他們經過不斷的發展最後逐漸趨向於統一，形成了民族的概念，這就是最初民族意識的覺醒。
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相對抽象和漸進化的過程，其實我們今天的姓氏就是由不同的部族演化而來。
《詩經》中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的西周，政治上改革宗法制與分封制、思想文化上制禮作樂有比較鮮明的推進作用。
不誇張地說，其實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即是拉開奴隸制社會瓦解的序幕：
中央集權統治形同虛設，土地兼併情況愈演愈烈，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和地主農民階級，此時封建社會形態已然初步形成。
如果用一個字形容，那就是“亂”，所以稱其為“社會轉型”。
這種“亂象”為東周的春秋戰國諸子及百家爭鳴的思想啟蒙奠定了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說孕育了民族覺醒。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的大秦王朝，由此中國進入了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改朝換代。
2.近現代的民族覺醒
近現代中國的民族覺醒比先秦的春秋戰國更為深刻，相比大一統的國家形成的民族意識的初步覺醒，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和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兒女為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抗爭史。
從清王朝晚期，歷經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洋軍閥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形成到瓦解的歷史。
(1)分水嶺
中國近現代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從鴉片戰爭1840-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權覆亡為止是中國近代，新中國成立1949年-至今為中國現代。
中國近代的社會性質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中1840-1919年五四運動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1949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劃分依據：是否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
五四運動雖是北京幾千名學生髮起的請願活動，但可謂影響深遠，到六月三日的市民聲援(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等)，已發展成為全國群眾性的愛國運動。
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獨立姿態登上歷史舞臺，表現出偉大的戰鬥力量，逐漸成為主力軍。
客觀上它和各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運動一起，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一批贊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對五四愛國的群眾運動起到了指導作用。
他們宣傳和指導行動的理論武器不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這批知識分子在轟轟烈烈的革命實踐中開展工作，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總結領悟反思，並最終走上建黨之路。
因此五四運動成為我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其思想啟蒙便是著名的新文化運動。
[延伸閱讀1]梁啟超、 林長民、汪大燮、蔡元培。
I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啟超即以在野身份，為中國參加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作策劃，並向大總統徐世昌建議成立了總統府外交委員會。
委員會以代理過國務總理、前外交總長的政界元老汪大燮為委員長，以進步黨領導人、前司法總長林長民為事務長，處理這一特定時期的外交事務。
梁啟超帶著一批著名專家—政治張君勱、軍事蔣百里、經濟徐新六、工業丁文江、外交劉崇傑等2月18日到達巴黎。
他以會外顧問身份，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英法等國的代表，請他們支援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立場。
美國實行的門戶開放政策讓中國人滿懷希望，但中日交涉的許多內情，比如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的秘密借款合同和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連梁啟超自己也一直被矇在鼓裡。
由此中國願望的實現遇到了嚴重的障礙，3月6日，獲悉詳情的梁啟超致電外交委員會汪大燮、林長民，交還青島查自日據膠濟鐵路，不承認日本繼德國權利。
會議程序中，日使也在英法美等國展開密集外交，積極運作，英法終為所動。
巴黎和會議定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本來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國出席和會首席代表陸徵祥準備簽字。
緊急關頭，梁啟超再次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國民外交協會最後在1919年4月30日收到梁啟超要求拒絕簽字的來電。
II
接著出場的是林長民，其堂弟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中寫下《與妻書》的林覺民，女兒是著名才女林徽音。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福建獨立，他以福建省代表到上海參加獨立各省代表會議，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包括讓位袁世凱都有他投出的一票。
參議院成立後，他不僅是參議員和秘書長，還參與草擬《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3年任眾議院議員，並於4月任秘書長。1917年，張勳復辟被平息之後，出任司法總長……
五四運動爆發之際，林長民是總統府外交委員會的事務長，同時又是1919年2月16日成立的民間團體“國民外交協會”的理事。
協會推舉出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範源濂、蔡元培、王寵惠、嚴修、張謇、莊蘊寬10位理事，從而實現了五四運動中官方與民間的互動。
4月30日，林長民接到梁啟超的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當晚即送到報館，總編輯陳博生馬上將其刊載於第二天的《晨報》。
此文雖短，僅有300餘字，卻像一枚重磅炸彈，使國人震驚。
5月1日外交委員會形成拒絕簽約且經過總統同意的決議，但5月2日國務總理錢能訓卻給巴黎和會代表發密電命令簽約。
III
恰好林長民有一位同鄉在電報處工作，晚間得知訊息後，林長民，5月3日到外交委員會向汪大燮報告此事。
這位外交元老得知這個訊息，失望憤怒辭職，並命令結束外交委員會事務，回家卻不能釋懷，苦苦思考以什麼辦法能夠阻止簽字。
最後，經葉景莘提醒，決定去找蔡元培，讓學生起來督責政府，於是他親自趕到到了蔡元培住處痛陳利害。
蔡元培隨即約見學生領袖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等，通報外交失敗及國民外交協會的決定。
當天晚上，北京大學和十幾所其他學校學生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議決進行辦法四項：
(1)聯合各界一致力爭；(2)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
(3)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舉行遊街示威運動；(4)定於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
(2)新文化運動
……
(特別說明：本文未完待續，純屬個人觀點，圖片源於網路，僅供參考，謝謝觀賞。精彩繼續，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