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美國人無論是在經濟上、道義上還是在立場上，始終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當時蔣介石的對美關係策略集中在兩點上：第一，爭取美國的道義支援。第二，爭取美國的經濟援助。道義支援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蔣介石曾經派遣胡適前往美國，要求美國對其在華地位公開支援。作為回應，羅斯福令美國國務院發表宣言，公開支援他。
經濟援助也是如此，截止一九四九年二月，美國先後六次在經濟上援助蔣介石：比如桐油貸款，兩千五百萬美元；滇西借款，兩千萬美元；鎢砂貸款，兩千五百萬美元；加上最後的連續一億美元和五億美元的兩次貸款，前後總計貸款六億七千萬美元。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援態度，延續到了中國建國以後，進而延續到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時。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二十六日，麥克阿瑟命令菲爾德和漢斯率領美軍遠東總司令部派駐臺灣的軍事聯絡組共九人前往面見蔣介石，並且開門見山：希望蔣介石儘快派出救兵，無論是向朝鮮還是大陸，以阻止戰爭局勢進一步惡化。當時正在密切關注朝鮮戰局的毛澤東明白，一旦美國侵略朝鮮，中國不可能袖手旁觀。他在這一年八月四日的會議上說道：
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毛澤東傳》，第三冊，第一千零七十一頁
然而要幫朝鮮，就意味著中國極有可能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按照當時世界戰後格局，走這一步極為冒險。一旦到了這一步，中國軍隊不得不用數量優勢換取質量劣勢。
誠如毛澤東在一九五零年十月二日草擬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所言：（我軍）應當準備當著美國統帥部在一個戰役作戰的戰場上集中它的一個軍和我軍作戰的時候，我軍能夠有四倍於敵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兩倍於敵人的火力，而有把握地乾淨地徹底地殲滅敵人的一個軍。
然而，如果調動如此眾多的軍隊前往朝鮮作戰，東南方向勢必空虛，蔣介石當時尚存的六十萬軍隊，將對我們後方造成巨大威脅和掣肘，且不提還有美國支援。因此，在抗美援朝爆發後，如何確保我軍在朝鮮戰場之上安心禦敵而無需顧慮後方，成為擺在毛澤東面前的一道題目。此時，毛澤東超凡絕倫的國際戰略思維派上了用場，他巧施奇謀，終於讓盤踞在臺灣的六十萬國軍不敢妄動。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日，二十四萬志願軍將士浩浩蕩蕩進入朝鮮戰場。至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志願軍先後收復了平壤、咸興、興南，人民軍收復元山時，抗美援朝先後取得了兩次戰役勝利，全殲敵軍共計約五萬一千人，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在兩軍軍民興高采烈地慶祝勝利之時，重擔卻全部壓在了毛澤東肩上：戰士們在前線浴血奮戰，圓滿完成了使命。如今戰爭進入第一個轉折點，需要毛澤東在最高戰略層面上佈置棋局了。
當時擺在毛澤東面前的任務有三個：第一，在最高戰略層面，重新評估和定位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話語權，並用以指導實踐。第二，在一般戰略層面，即戰爭層面，重新評估戰爭局面。對當時的敵我實力、統一戰執行緒度、優勢劣勢、各種威脅、戰爭指導思想等等方面進行徹底分析。其中，就包括盤踞南方、覬覦北方的蔣介石和他的六十萬國軍。
這段時間，根據毛澤東秘書後來回憶道：
毛主席過著十分緊張的生活，他半個多月沒有下床，就在床上工作、吃飯，睡眠極少。他每天批閱大量材料，有來自前方的戰報，有來自各方面的訊息，一個接著一個。戰場形勢，瞬息萬變，毛主席必須根據各個方面的情況加以分析，迅速作出決斷。——引文出處同上，第一千零八十九頁
當時，蔣介石在後方蠢蠢欲動。在費爾德與漢斯攜麥克阿瑟之命令抵達之後，蔣介石令賴名湯與劉廉前往迎接，隨後，四人一行來到陽明山面見蔣介石。費爾德與漢斯向蔣介石詳細彙報了朝鮮戰爭進展，蔣介石親口告訴費爾德：
得知戰爭爆發，我首先考慮用何種方法援助韓軍，其次令五十二軍進行赴朝作戰的戰時備戰。
隨後，蔣介石向麥克阿瑟覆電，承諾將先派出一支三萬三千人的部隊，隨後再陸續派出部隊支援作戰。同時，他下令其餘部隊加緊備戰，著重演練渡海作戰，隨時準備反攻。
當以上全部壓力都集中在毛澤東一人肩上時，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當時戰局極為微妙，利益相關的三方，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暫時的平衡狀態，任何一步行動都有可能打破這種平衡。
對於中國來說，抗美援朝的任何一個階段都要承擔巨大的風險。這一方面，是由於內部壓力巨大：當時我們經歷了太久的戰亂，全國上下都希望擁有一個相對和平發展的時期用以休養生息。抗美援朝會破壞這種共同心願，並且會進一步加重人們的負擔，這種負擔會對決策者造成巨大的內部壓力。另一方面，是由外部壓力巨大：我軍綜合實力和軍備能力相對於美國都相當落後。最重要的原因，則是我們很難承受任何戰爭進一步擴大的結果。
相反，對於蔣介石和他的六十萬國軍而言，我們的三個巨大壓力就是他的三個巨大優勢。其一，參加朝鮮戰爭，有可能實現他的夙願。其二，可以進一步獲得美國大量的經濟援助。其三，如果戰爭進一步擴大，甚至引發了蘇聯和美國的衝突，他就可以在東北或者東南沿海趁機開闢第二戰場。
但是，當時這種複雜的局面，並沒有過多地影響到毛澤東的分析和決策，他超凡絕倫的戰略思維，一眼就洞察了問題的本質：美國。當時，他對朝鮮戰局的發展前途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斷：
戰爭仍然要做長期打算，要估計到今後許多困難的情況。要懂得不經過嚴重的鬥爭，不殲滅美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引文出處同上，第一千零九十五頁
毛澤東做出了精準的判斷。蔣介石和他的六十萬國軍雖然始終是個威脅，然而他們過於仰仗美國。因此，只要在戰場上進一步打擊美國，西方勢力內部勢必出現動搖，動搖就會產生分歧和矛盾，屆時，作為美國提線木偶的蔣介石，也必然服從美國的指示，絕對不會輕舉妄動。
然而打擊美國談何容易。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的確對美軍造成了巨大打擊。當時部署在朝鮮半島的美軍部隊不超過十萬人，僅在這一次戰役中就被我軍俘虜、擊傷、擊斃共計兩萬四千餘人。但這個戰績根本無法反映兩軍的真實戰力水平。
其一，麥克阿瑟的戰略決策嚴重失誤。據他估計，當時投入戰場的中國軍隊不到七萬人，而實際已經達到三十三萬人。這一錯誤決策的直接後果是，聯合國軍過於輕敵冒進：美國騎兵第一師第二團和土耳其旅十小時急行軍四十五公里（直逼志願軍第一一三師十四小時急行軍七十餘公里的記錄）；美軍第二師、第二十五師用時不到十二小時，分別從風鳴裡急行軍至新興洞以南，從西松急行軍至桂林洞，這兩條急行軍線路直線長度都接近四十公里。在如此傲慢的心態下，和如此高速的行軍之中，戰鬥力必然無法保證。
其二，被殲滅的美軍部隊，有至少一半都不是精銳，而是諸如土耳其旅、第二十五師二十四團（黑人部隊。戰鬥素養低下，戰鬥力差），以及英軍第二十七旅（也被計入殲滅美軍數量）。麥克阿瑟自然傲慢，但也不會一直對現實視而不見。第二次戰役聯合國軍失敗後，他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支小小的軍隊（指美軍部隊），在目前的情況下，事實上是在不宣而戰的戰爭中面對著一個巨大的國家（指中國）。——《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第四百六十頁。
毛澤東深知，如果美國清醒過來，開始重視志願軍部隊，再想對美軍進行如此致命的打擊就極為困難了（我軍硬實力不足，以及朝鮮半島狹窄，無法充分發揮我軍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年代進行的大範圍調動、迂迴和敵後作戰等打法）。這種局面之下，如果換作一般的軍事家，極有可能為了求穩而保住戰果，變主動進攻為防守，以觀其變。然而，毛澤東不是一般的軍事家，而是軍事天才，他權衡了各種可能性之後，出人意料地放棄戰略防禦的戰爭手段，而是選擇即刻出擊、戰略進攻，一舉越過三八線，從而進一步打擊美軍，同時順帶達到遏制蔣介石的目的。
只要我們略加思考就不難看出，毛澤東當時做出這個決策，需要多麼巨大的勇氣和智慧。放手一搏並不困難，歷史上許多指揮官和軍事家都曾經武斷地選擇放手一搏，比如拿破崙在滑鐵盧，腓特烈二世在柯尼斯堡。但是困難在於放手一搏之後，該怎麼辦。戰爭不會因為某位軍事家放手一搏，就奇蹟般地勝利或者結束，任何軍事決策的水平都必須用結果來評價。
越過三八線的戰略決策，在事後雄辯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根本沒有想到志願軍竟然有如此巨大的決心和戰鬥力。麥克阿瑟立即命令全線聯合國軍撤退（《朝鮮戰爭》中部，第一八五、一八六頁），杜魯門立即召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美國國會原本已經批准撥付給蔣介石的十億美元貸款，以及准許蔣介石派兵參加朝鮮戰爭的兩項決議，經過再次表決被否定了，而其中的關鍵人物，正是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
艾奇遜是典型的美國鷹派人物，行事強硬，是摩根索國際理論的忠實執行者。他身後是以華爾街、摩根為首的美國東部財團，麥克阿瑟與他一路；杜魯門身後是美國中西部財團（加利福尼亞財團），兩人原本就比較對立。新中國成立前，艾奇遜尚且勉強支援杜魯門，志願軍越過三八線後，迫於戰事不利，艾奇遜開始加緊反擊杜魯門。他認為繼續支援蔣介石已經無法再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帶來積極影響，但杜魯門迫於美國對蔣介石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的一致性而繼續支援蔣介石。
最終，二人之爭還是要由既成的事實來裁決。聯合國軍在戰場上的糟糕表現，使得艾奇遜的觀點在美國國內佔了上風，杜魯門不得不一面應付蔣介石，一面應付反戰聲音愈發高漲的美國民眾，和來自國會的壓力。最終，艾奇遜贏了，杜魯門和蔣介石，輸了。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蔣介石用以支援朝鮮戰爭的第五十二軍早已準備就緒。他不斷詢問麥克阿瑟，自己的部隊何時飛抵朝鮮。麥克阿瑟在這一天夜裡急電杜魯門，杜魯門召集了柯林斯、布萊德雷、艾奇遜和英國特使進行商討。最終，柯林斯、布萊德雷贊同支援蔣介石出兵，而艾奇遜和英國方面堅持認為，一旦支援蔣介石出兵，戰爭的性質就會徹底變化，屆時美國將沒有能力去面對志願軍接下來的任何行動。此時，杜魯門也已經傾向於支援艾奇遜的想法。最終，杜魯門致電蔣介石：取消五十二軍的支援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