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普通人想要“改換門庭”，從平頭老百姓爬升到士紳官宦到底有多難？

如果說現在要考上清華北大雙一流高校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那古人要實現階層躍遷的難度就相當於大象穿針眼。

三四代人百年接力

在中國古代的很長時間裡，當官這個事兒基本上都被貴族壟斷了，平常老百姓壓根就沒有機會當官。比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袁紹，他家就是四世三公，可謂是東漢末年最顯赫至極的家族之一。

什麼時候平頭老百姓才有機會改換門庭呢？那當然是科舉制的出現。

隋唐科舉制的出現，才逐漸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官場的壟斷，使得平頭老百姓才有機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舉從白衣寒門躍升為“天子門生”進入士紳階層。

可是即便有了科舉，平頭老百姓要想往上爬依然非常困難，因為古代科舉的錄取率極低，最低一級的功名，也就是秀才的錄取率不過1%左右，至於想“更上一層樓”考中舉人、進士，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根據學者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以明代1393年為例，“進士只佔總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則佔0.000048”。也就是說，明清兩代進士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平均不過十萬分之五左右。

由此可見，從寒門布衣到入仕當官，一般情況下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大事業，而是需要好幾代人進行接力。比如學者宗韻分析了明代二十個家族的奮鬥史，他在《階層與流動：明初農戶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給出的結論是在明代初期，普通農民家庭要攀升到士紳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的時間，也就是說大約需要130年左右才能完成。

晚清著名的曾國藩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也就是說，曾家從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就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一直都是平頭老百姓。

必須邁過的兩道關口

為什麼這個奮鬥的過程會如此漫長和艱難呢？這是因為在此過程中，通常必須邁過兩道難關。

第一道關口就是，這個家族的奮鬥起點需要先從中農以下變成富農或者地主，也就是“要當官，先要富”，經濟基礎先要有一次上升。

雖然說古代中國的科舉制比世襲制要公平得多，但是這種公平性依然受到了經濟條件的極大制約。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和他的老師潘光旦就分析了清朝從康熙到宣統年間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結論是，科舉制看似公平，但是實際上對城鎮居民、有產之家庭更為有利。

這也不難理解，一個家庭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經濟條件，才有餘力供養子弟讀書。因為供孩子讀書這件事，是特別費錢的。如果把供養孩子讀書看成一個投資的話，那這項投資就是一項風險極高、投資週期特別長的專案。

讓孩子從小讀書買課本、請老師、進私塾的費用就不算了，僅僅參加考試這一項就花費不菲。比如參加鄉試，從鄉下到省城，就得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那時的房租又特別貴，真的非一般貧寒子弟家庭所能承受。那要是去京城參加會試，那花銷就更大了，要是不巧老家距離京城較遠，那就得提前三四個月就準備上京了，旅途勞頓之苦和花費之大就更不用多說了。

舉個例子，清朝光緒二十四年，河南有個叫王錫彤的考生從河南汲縣到北京參加考試，往返路費就花掉了約50兩白銀。到了北京之後，又走了一遍必須的程式，比如到禮部投文、報到、團拜等，又花掉了50兩左右。這麼大的開銷，中農以下的家庭基本上是負擔不起的，所以大部分科舉的成功者一般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這第一道關口就已經很難了，而第二道關口就更難了，那就是需要有一代人先獲得秀才這個低階功名，後代才有可能中進士，因為考取舉人、進士這些高階功名的難度遠遠大於秀才。

一方面是因為高階的科舉功名錄取率特別低。

有個叫艾爾曼的外國學者統計過，“在3萬名生員中，只有1500名（5%）從鄉試中勝出成為舉人，而在舉人中最後只有300名（20%）可以透過殿試。”可以簡單換算下，進士的錄取率只有0.000136。

《儒林外史》裡的范進，考舉人是一敗再敗，等到終於考上，竟然高興得瘋了，可見范進為了考舉人受了多大的艱難。

另一方面是因為考中舉人以上的功名還需要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

學者王先明就研究發現，晚清考中舉人的那些人，查他們的祖、父兩代，大部分都取得過秀才等基礎功名。學者何炳棣也說，明清兩代近百分之七十的進士不是出身於普通平民之家。具體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進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現過一個秀才。

你想，從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成功者，由於教育質量的限制，往往就只能止於這一步。但是他們卻可以給子弟提供更為優越的教育環境，做孩子的啟蒙老師，成為孩子“更上一層樓”的階梯。

晚清兩大官宦家族的崛起之路

我們以晚清兩大著名人物曾國藩和李鴻章為例，分別看看這一條艱難的階層躍遷之路。

湖南湘鄉曾氏走得就是一條典型的接力式奮鬥之路，曾家經濟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這一代完成的。

曾玉屏出生的時候，曾家不算太窮但也算不上富，大概屬於中農吧。但他“少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就是說曾玉屏年輕的時候遊手好閒，不務正業，曾家都有可能在他手裡破落了。好在從三十五歲起他痛改舊習，勤苦力田，“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多種經營，一年到頭，無稍空閒。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創業，終於使曾家經濟狀況逐漸改善。

到公元1811年（嘉慶十六年）曾國藩出生時，曾家有祖父母、父母、叔嬸、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有田地百餘畝，人均至少十二畝半。人均十二畝半的土地是個什麼概念呢？晚清中國人均田地，歷史學者的樂觀估計是3畝，悲觀估計僅為1.4畝，具體到嘉慶十七年，學者吳慧提供的數字是1.71畝。也就是說，曾家人均土地是當時全國水平的7.3倍。顯然此時，曾家已經成為小地主了。

曾玉屏有了經濟實力之後，就想讓曾家向紳士階層邁進了。曾玉屏下定了決心要讓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於是開啟了“雞娃”之路。他負擔起所有家業，供長子曾麟書從小讀書，並且不惜代價“令子孫出就名師”，儼然是不成功不罷休。

在曾玉屏的嚴厲督責下，曾麟書窮年累月刻苦學習，可惜天賦實在太差，前後應考了16次秀才，都失敗了。直到四十二歲頭髮已經花白的時候，才“得補縣學生員”。雖然有點兒晚，但這畢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書特書。曾國藩回憶父親生平至此，不覺嘆道：“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穫，何其難也！”

曾麟書在第17次考試時，才艱難科考才得了一個秀才，這個事實讓他認識到自己確實沒有天分，也根本不可能考上舉人，於是他又學著父親繼續“雞娃”，這次被“雞”的娃就是曾國藩。

曾國藩在祖父和父親的殷切希望之下，四歲就開始啟蒙，八歲就讀完了五經開始學寫八股文。然而由於天資普通，曾國藩的科名之路開始也並不順利。他十三歲即赴省城參加考試，一直考到二十二歲，前後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來很可能要步父親的後塵了。

不過在那之後就峰迴路轉，早年的積累讓他厚積薄發，轉過年來就中了舉人。在兩次進京會試失利後，在二十七歲更進一步，考中了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更因在隨後的朝考中發揮出色，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

最終曾家經過三代人的努力，終於實現了從普通農家到官宦之家的階層躍遷。

李鴻章家族的科舉史與曾國藩家族十分相似。

李鴻章屬於安徽李氏，最初李家是清貧無田，直到李鴻章的高祖時，才靠勤儉持家，有田兩傾，自此李家變成了地主，這才有了供養子弟讀書的經濟基礎。李鴻章的高祖有了錢之後，就讓自己的兒子，也就是李鴻章的祖父李殿華讀書，而李殿華也立志要發奮苦讀，光耀門庭，可惜時運不好，兩次鄉試都失敗了，只能止步於生員。

但是李殿華並沒有放棄科舉之路，而是將希望寄託在後代身上，落選之後他就退居鄉野，帶領子孫耕讀。他“足不入城市幾近五十年”，承擔起了所有的家事，讓子孫們專心於讀書。皇天不負有心人，命運最終還是給了李氏家族回報，李文安和李鴻章父子後來雙雙金榜題名，自此李氏家族“以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

相比宗韻所說的130年，曾國藩家族和李鴻章家族的奮鬥算是相當順利的，但是別忘了在此之前，這兩大家族卻經歷了非常長久的蟄伏期，正如曾國藩所說，他的發達“賴祖宗之積累”，這並非虛言。

可見，實現階層躍遷並非一代而成，需要一代代接力而為，但明確的是，起點都是始於“雞”自己，最終才成於“雞娃”。

參考資料：

《曾國藩的經濟課》

配圖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