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物價戰爭
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一段時間裡，在資本家中廣泛流傳著“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0分”的論調，當時暴漲的物價更是加劇了這種言論並對新生政權產生了一定威脅！中國共產黨面臨了十分棘手的經濟難題，那麼這場毛澤東評價為“不亞於淮海戰役”的物價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帶領全國人民取得勝利的呢？
一、嚴重的物價危機：半年時間上漲20倍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莊嚴宣告了新中國的成立。然而此時的中華大地滿目蒼夷、百廢待興，加上不死心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陰謀，全國出現了4次很大的物價瘋漲。作為當時最發達的城市——上海市，其物價從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批發物價上漲了約20倍。物價劇烈上漲，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嚴重損失，威脅了新中國政權，平抑物價、保障民生、穩定民心成為了一等大事。
與1936年相比，1949年的農業產值大約下降了25%，糧食產量下降了20%左右，棉花產量下降了40%。當時還在進行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行動，軍費開支佔到全國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新解放的地區，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大批人員採取了“包下來”的政策，需要人民政府保障他們的生活供應。到1950年初，連同老解放區的公務人員一起，共達900萬人。許多重點工業企業和交通運輸企業的恢復和重建，也要有財力、物力的巨大支援。因而，1949年國家財政收支出現了三分之二的赤字。為了維持財政支出，國家不得不增發貨幣。加上私人投機資本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全國除東北外，各地物價均處於劇烈上漲的局面。
這其中，敵人封鎖，物資調運困難，資本主義勢力乘機大肆進行投機活動也是市場物價猛烈上漲，幣值不斷下跌的重要原因。當時的形勢嚴峻到什麼程度呢？以上海為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只存有可供半月用的大米，7天用的煤炭和不足1個月用的棉花。主要行業的工廠只有四分之一開工。
二、破局：統一排程、大力發展、開源節流
穩定物價的鬥爭，是人民政府與工商業資本家特別是不法資本家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的鬥爭。國家首先在城市中積極恢復和發展國營工業，建立和發展國營商業，在農村積極建立和發展供銷合作社，加強了對棉花、糧食等生活物資保障品的收購和調配並積極打擊投機勢力。具體的措施為：第一、進行金融管理，關閉上海“證券大樓”，禁止金融投機活動。第二、控制主要商品，透過國營和供銷合作社的方式實現對全國糧食、棉花和紗布等重要物資的掌控。第三、採取市場準入審批制度。對於未經稽核的不準開業，打擊非法經營，確保了物資不會流入黑市。
這三板斧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物價，但當時真正的矛盾是財政收支的矛盾，是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所以根本上是要改善財政經濟狀況。基於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採取了重大措施，決定對國家財政經濟進行統一工作。
第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使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除批准徵收的地方稅收外，所有農業稅(公糧)、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的一切收入，均歸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統一排程使用。
第二，統一全國物資排程。成立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配委員會，所有倉庫物資統由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排程，合理使用，各地國營貿易機關的物資調動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統一指揮。
第三，統一全國現金管理。指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家現金排程的總機構，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國家銀行;外匯牌價、外匯排程由人民銀行統一管理。
第四、成立了全國編制委員會，緊縮軍政公教人員的編制和開支;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員，繼續實行供給制或低薪制。此外，規定了國營工廠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歸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或由中央人民政府暫時委託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還整頓了稅收，發行了一部分公債。
三、變數與定局：抗美援朝戰爭
1950年3月，全國市場物價基本穩住了。但正當我國經濟形勢日益好轉的時候，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全國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巨大的軍費開支對國內經濟形勢又提出了挑戰，中央基於此提出了邊抗、邊穩、邊建的“三邊”方針，當時經濟工作優先服從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其次是穩定市場物價，再才是經濟文化建設。這一正確方針，保證了在我志願軍出國作戰增加了軍費及有關的大量財政開支的條件下，全國的物價沒有發生大的波動而呈現繼續穩定的形勢。如以1950年3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當年十二月下降為85，1951年十二月為92.4，1952年十二月為92.6。我們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把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舊中國持續了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毒瘤消除了。對此，就連一些中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不能不佩服。當時，上海一個大資本家曾經說:“六月份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中共僅用經濟力量，就穩住了物價，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最後，在全國實行財政經濟工作統一管理和領導後，國家的財政收支很快就接近了平衡，從1951年起還有了結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