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甲申年是個重要的年份，幾萬騎兵殺奔山海關衝破大明最後的一道防線。入關之初，以八旗為主力，再加上大明投靠來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沈志祥等漢軍，撐起了大清268年的江山社稷。
早在1615年，大清王朝那會還叫“後金”。女真族部落全民皆兵，出則征戰四方，入則固國興邦。努爾哈赤在創業時，只有一支黑旗軍，後來接收了鄰近部落的紅旗，哈達部的白旗。努爾哈赤把後金管轄下的所有人，整編成八個組織，用旗幟顏色劃分，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
1642年，在屢次征戰蒙古各部、得到歸順請降後，清太祖皇太極參照努爾哈赤時期的“八旗制度”，將臣服的蒙古諸部劃分為“蒙古八旗”，將新歸順的漢人整編為“漢軍八旗”，滿、蒙、漢三個部分二十四旗的組織。
八旗制度是戶籍制度，是軍事制度，是行政制度，也是經濟制度。每300人被劃為1牛錄，設牛錄額真1人。每戶出一個壯丁，父死子繼，兄亡弟代，在全軍出動時才有每牛錄300人。一般作戰，每牛錄只有幾十人。八旗兵丁“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平時耕獵，戰時出征。出征時自備馬匹、器械、糧草；俘獲掠來的財物按軍功分配。當時的後金有滿洲牛錄308個，蒙古牛錄76個，漢軍牛錄16個，此時所編設的八旗，即後來的八旗滿洲。這400個牛錄中所有人都是“旗人”，便是後人口中的“八旗子弟”。
旗兵軍餉號為“錢糧”，“錢”按月發放，“糧”按季度發放。我們以“騎兵”為例，每月可領三兩白銀，每個季度可領4石8鬥。收相當於一名知縣的俸祿，出征還有額外的津貼，稱為“行糧"。旗兵還有“旗地”（成年男子給50畝地），不用向國家交納田賦，收穫全歸旗人分配。在宮中當差的旗人，時不時能得到皇上和妃嬪們的賞賜，低等級的旗人則無償享受朝廷按時發給的“月錢”，俗稱“鐵桿莊稼”。如果遇到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情況，朝廷還會根據情況予以經濟補助。清朝初年，一名旗兵的錢糧供養十口人綽綽有餘。為保持八旗子弟的純潔性，清廷也規定八旗子弟不得隨便離開旗地、不得從事民間技藝、不得經商、不得與民人通婚，這些條條框框把八旗子弟逼進了吃糧當官、當差或當兵的死衚衕。
八旗軍隊無論從大清統一來說還是從平定三藩之亂，都是主力軍，甚至包括康熙三次親征帶的都是八旗兵，除藩亂、逐侵略、收臺灣……每次捷勝都是八旗子弟引以為傲的戰績。
八旗本無高低貴賤之分。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去世，清世祖順治帝親政，為加強對八旗掌控，將自己直接控制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定為上三旗，將由諸王、貝勒統轄的正紅、鑲紅、正藍、鑲藍、鑲白五旗，定為下五旗。一般情況，下五旗子弟看到上三旗的人都得提前讓路，畢竟上三旗出的朝廷要員多，說不準在街上就撞到一個大官，得罪不起。有功績的八旗滿蒙漢大臣可換旗，比如，原下五旗的功臣可奉詔抬旗，入上三旗。乾隆時期，因軍費支出過度，朝廷強令漢軍出旗，除"從龍入關"的遼東漢軍之外的所有新漢軍都脫離八旗組織，節省開支。
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先後為內府子弟專門開設景山官學和鹹安宮官學，生額分別為382名和90名，不但配給更為優秀的師資力量，還對畢業生“包分配”，透過考核分派差事。景山官學的學制和課程設定均類似於八旗官學，鹹安宮官學的入學年齡則為15-20歲，更類似於初等教育之後的進修學校。權傾一時的和珅，當年便是以正紅旗生員的身份考入鹹安宮官學。除了像漢人一樣參加科舉考試之外，八旗子弟還能以部院筆帖式、推升等方式做官。朝廷裡許多重要官職，如八旗都統、八旗將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等，都是專為八旗子弟準備的，漢人沒有任職資格。
戰事漸止，平時無事可做，八旗子弟就琢磨怎麼玩，怎麼消遣，怎麼舒坦怎麼活。好熱鬧的就去茶館、去戲園子、去賭坊在哪都能泡一天；好清靜地就養個畫眉、放放風箏、抽抽菸。總之，打發時間的辦法多了去了。到了康熙晚年，大清開始出現“八旗生計”的問題，到了乾隆時期的“人口爆炸”導致各行收入都縮水。北京是駐紮量為集中的區域， 也是“八旗生計” 最嚴峻的地區。
嘉慶帝批評說:“邇年風氣日就華靡，飲食衣服，無-不競美爭鮮，毫無節制。以致新日之用，罄於一日;數人之養，竭於一人。甚或飲酒看戲，遊蕩賭博，錢銀人手，任意花銷，不顧身家，罔慮日後，豈非自取困窮乎?”
從太平天國起義，到八國聯軍。滿清政府財政困難，又要鎮壓起義，又要賠款給外國。把八旗旗丁的俸祿減到原來的70%，米減到原來的20%，加上物價上漲。八旗旗丁生活越發困難，他們開始借債度日，典當房產。當敵人從遠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時，八旗子弟已無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聯軍，1900年的八國聯軍，都輕而易舉地攻破北京城。早已刀槍入庫的八旗勁旅，匆忙披掛上陣，卻一敗塗地，作鳥獸散。努爾哈赤時代的雄風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外交上輸了，在精神上也輸了。
也許清朝的締造者們都沒有想到，是他們推行的恩養制度，把曾經驍勇的八旗子弟變成了一群不仕不農不商不賈、非農非兵非工之徒。晚清是中國恥辱史的開始，疏於國防與武備的八旗子弟對此更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在那樣一個多事之秋，這一大群“無所事事的人”(京師遊手之徒)，終將被轔轔作響的歷史車輪所傾軋，或者拋棄。
辛亥革命後，雖然袁世凱與民軍達成的皇室《優待條件》規定：“八旗禁軍歸民國改編，餉如舊”，但實際上這一條款從未兌現。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統治下，排滿之風盛行，旗民生活更加窮困。
老舍是正紅旗人，父親任職在一支衛軍中，不幸死於八國聯軍的炮火下，母親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打雜養活一家人。老舍的童年曲折坎坷、陰霾密佈。他以獨特的角度看透了八旗制度，眾多作品中，流露出心酸和他對八旗制度的痛恨。
老舍曾評價八旗制度，認為八旗子弟沒有自由，喪失了自勉、自勵，失去了事業。八旗子弟寧可要飯、餓死，也不願意靠工作謀生就不足為奇。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老舍設身處地，深有體會。
八旗子弟不會騎馬了，不會射箭了，不會戰鬥了?在拆房賣地、傾家蕩產之後，八旗子弟又將面臨亡國家破的命運。是他們，把祖傳的基業親手全送進當鋪裡的。大清始於八旗，也亡於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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