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全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侵略軍基本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對國民黨實行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把大部分兵力轉入敵後戰場，將進攻矛頭指向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美英派，雖然繼續抗日，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國民黨頑固派與八路軍、新四軍的摩擦則日趨公開化。
在山東，蔣介石派于學忠為蘇魯戰區司令，沈鴻烈為副司令兼山東省府主席，率十餘萬正規軍和地方武裝，與八路軍抗衡。
1938年12月，經過一年多艱苦鬥爭，山東當地抗日力量有了很大發展，成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同月，八路軍115師進入山東。
當時，齊魯大地有3支共產黨武裝部隊，即山東縱隊、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和蘇魯豫抗日支隊，總兵力達7萬人。
為加強黨對山東抗日武裝力量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共中央根據北方局建議，由八路軍總部作出決定：調徐向前、朱瑞等赴山東地區領導抗日。
1939年6月7日，父親凝望自己親手隆起的平原“人山”，揮手告別冀南，在館陶與從山西趕來的朱瑞會合，帶領100多名從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選調的優秀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幹部，向齊魯大地進發。
二
8月1日，經中央批准，正式組成八路軍第一縱隊，徐向前任司令員、朱瑞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的八路軍各部隊。
為便於開展對敵鬥爭，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父親和朱瑞於8月10日、18日，兩次在山東《大眾日報》刊登就職通電，在軍界、政界、輿論界和民間產生巨大影響，自此數年，國民黨統帥部一直把山東的八路軍稱之為“徐向前部”。
踏上齊魯大地，父親立即感到八路軍在此立足不穩，沒有政權和根據地，山東只能算是游擊區。
父親過往一貫強調革命要有自己的天下，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陝邊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塊自己的天下，所謂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話說就是“黨的天下，人民的天下。”
而當時，由於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曾一度影響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而國民黨政府又不給八路軍糧襪彈藥，部隊“叫花子要飯”，走到哪裡，要到哪裡，吃了上頓沒下頓，幾萬軍隊穿衣、吃飯、治傷醫病很難解決。
三
初到山東，爸爸馬上意識到建立政權的緊迫性，為此，他首先找了國民黨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
于學忠既暗中堅決支援過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對蔣介石關押張學良深為不滿，又不滿共產黨，還領兵打過紅軍。
十年內戰中，爸爸和于學忠多次交戰，曾是你死我活的對手，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這對冤家在沂蒙山區狹路相見，為了抗日民族大義，兩人如同老朋友相會，都是笑容滿面。
父親登門去拜訪時，于學忠非常敬重他，但當爸爸提出建立“政權”時，于學忠卻不同意。父親據理力爭，于學忠只好同意八路軍搞政權。
父親對於學忠以爭取團結為主，而對反共頑固派沈鴻烈則採取孤立與打擊的方針。
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頑固派利用群眾的抗日情緒，不擇手段地在各地擴充套件勢力。
父親對此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一方面，八路軍和民主政權發動群眾積極報名參軍，另一方面注意爭取和收編願意抗戰的雜牌武裝，在人力上與國民黨“拔河”，
到1940年上半年，山東縱隊由2.5萬人猛增到5.1萬人。
同時，對頑固派的侵擾則堅決打擊。
1939年8下旬，他親自部署了山東縱隊在魯中淄河流域的反頑戰役。
連戰幾天，八路軍拿下淄川等地，消滅秦啟榮頑軍一部，收編一部，繳槍2000多支，打擊了頑固派的囂張氣焰。
種靈活的鬥爭方式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政權的建設，到1940年底，縣政權發展到90多個，設有一個行政主任公署，14個專署，250多個區政權。
于學忠和他的將領們驚呼：“共產黨的徐向前厲害呀！”
四
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鬥爭形勢，及時提出了鞏固華北根據地，重點發展魯蘇皖豫鄂五省敵後游擊戰爭的戰略指示；
針對山東人多槍多，發展潛力比較大的特點，要求山東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爭取在1940年內將八路軍正規部隊和骨幹游擊隊發展到15萬人槍，地方武裝達100萬以上，以便及時向華中推進。
為實現這一目標，父親和朱瑞、羅榮桓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們透過政治工作、黨的建設、組織紀律等提高部隊質量，透過從上到下層層辦學、選送上學深造等方式強化部隊的教育和訓練，
採取幹部和戰鬥骨幹互相交流的辦法促進山東兩支主力部隊互相學習和共同提高，
使這支部隊實現了他們提出的“主力兵團正規化，地方武裝基幹化，游擊隊組織化，自衛團普遍化，
黨的領導絕對化，戰鬥力頑強化，行動積極化，生活艱苦化，紀律嚴肅化”的宏大目標，既完成了黨中央賦予的戰略任務，也為粉碎日寇的“新掃蕩”奠定了必勝的保障。
五
所謂“新掃蕩”，按爸爸的概括，即為強化漢奸政權，利用漢奸、特務進行破壞，等等。
針對這些特點，父親指揮部隊採取游擊戰、破襲戰、麻雀戰和伏擊戰等靈活多樣的戰術手段，狠狠打擊了敵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戰鬥勝利。
這些勝利彰顯了山東軍民的頑強戰鬥意志，也促進了部隊的發展壯大。
1940年6月初，父親在臨沂至孟良崮之間的青駝寺指揮所接到中央要他回延安準備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電報通知。
他便迅即向朱瑞和黎玉同志交代完工作，帶著50多人踏上了重返延安的戰鬥旅程，歷經半年艱難跋涉回到延安。
六
山東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山東的問題也歷來複雜。
敵方有日、偽、頑，我方有三支來源構成大不相同的平行部隊，能把幾支部隊擰成一股繩，戰勝日、偽、頑，絕非易事。
後來朱瑞回到延安黨校時，曾打趣地說：
“我乍到山東時，感到山東的局面就像是一籃雞蛋，不費勁就提起來了。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覺得用手是提不動了，需要用扁擔挑了。
後來沉得挑也費勁，得用背背了，最後覺得背也費勁，就上這兒學習來了。”
足見當時父親和朱瑞在山東工作戰鬥的難度。
從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父親在山東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戰鬥足跡遍佈齊魯大地，為山東的抗戰事業貢獻了全力，回到延安後他仍然關注山東抗日前線的情況。
結語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以弱小的力量、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犧牲精神，領導人民在敵後戰場譜寫了壯麗的抗戰詩篇，成為了抗日軍民的中流砥柱。
今天，我們這些沒有經過那場戰爭的人們，捧讀父輩留下的用鮮血染成的戰爭記錄，重溫先輩為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戰鬥歷程，就能真切感知什麼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