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新四軍第一師第一團工作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廖政國發怒時，先是鼻子發紅，如果臉色通紅，就要大怒了。
每當他鼻子發紅了，無關人員就一個接一個地悄悄溜出去。當事人是不敢走的，等著挨批挨罰。參謀處長毛奇新是不能走的，他得陪著，最後得根據廖政國的指示進行處理。
不少新人直覺地感到，很多幹部都怕他，因為他“兇”。特別是做了不妥當事情的人，聽到廖政國“請”他去，心裡就發怵。
參謀處書記官王昊（建國後擔任總政文化部文化體育處處長）是來自上海的中學生，剛到參謀處幾個月，不但對軍事知識完全無知，而且還沒有我軍各方面的常識。他到參謀處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刻印一份人事命令，任命一批連排軍事幹部。
稿子是參謀主任毛奇新（五五開國大校）起草的，他沒有寫抬頭，也沒有寫首長的名字，連“此令”也沒有寫。他以為這是太普通的常識了，沒有必要寫上。
王昊可為了難，刻寫油印蠟紙之前，翻了一些過去所下命令的存底，想依樣畫葫蘆，但都只有內容沒有格式。只能硬著頭皮刻寫起來。
抬頭的“命令”兩字總算沒有寫錯，寫到首長具名，寫罷了團長，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下通報時具名是參謀長，就隨手寫上了。
第二天，廖政國就派警衛員把王昊叫去了，不等王昊敬禮，就把那張油印命令扔給了王昊，用諷嘲的語氣說：“同志弟嘞，你這個二學生（指中學生），唸了那麼多年的書，連我軍的政治委員制度也不懂，啊？”
王昊的確不懂，他讀過的有關共產黨和紅軍的書本，主要是蘇聯小說，政治委員作為蘇聯小說裡常出現的人物是知道的，但和人事命令有什麼關聯，卻沒有想到過。參加新四軍後，也知道政治委員是黨在軍隊裡的代表，至於任務和職權則一點也不清楚。
廖政國臉色越來越難看：“你懂不懂？沒有政治委員共同簽署的命令是無效的！”
王昊感到委屈，淚水盈眶。廖政國注意到了：“沒有問毛主任？”王昊點點頭。
“看你人不大，還有點知識分子的傲氣哩！不懂，為什麼不請教人家！”
廖政國生氣了，轉過頭又批評毛奇新：“他一個娃娃，來參謀處幾個月了連常識都不懂，你到底教沒教過他！”。
後來王昊才知道，不光他，參謀處不少人都體驗過廖政國的兇。
參謀處主任毛奇新之前是新四軍連長，剛接觸參謀業務時也是摸著石頭過河，被廖政國兇過好幾次。
有一次，廖政國拿著兩張油印的通報，問毛奇新：“這是你起草的？”毛奇新點點頭。
廖政國指著通報，非常嚴肅地說：“你應該懂得你的工作的重要性，透過你的手發出去的東西，無論是命令，無論是通報，都是代表首長髮號施令的，要絕對準確，容不得半點含糊，更不能出任何差錯。軍隊是打仗的，出了差錯是要人頭落地的！”
他邊在通報上指點邊說：“軍事文書不同於一般文章，特別是作戰文書上，決不能用容易出錯或者容易誤解的字句，這裡的‘上午’、‘下午’就不能用，因為‘上’、‘下’容易產生筆誤，也容易使讀的人混淆，所以要用‘午前’、‘午後’。”
“這裡的‘四連’，也不行，是第四連，還是四個連？第字是不能少的。”
廖政國拿過另一份通報，那是預發的一週口令：“你以前不是當過連長嗎？怎麼帶兵的？各地方人的口音不一樣，口令不能用方言中讀音有很大差異的那些。你看這裡的‘進步’、‘工作’，假使‘進’和‘工’念重了，很容易誤解為進攻。‘徹底’容易誤聽為‘撤退’。‘散步’也不能用，哨兵會認為你要散開成戰鬥隊形，一槍打過來，打死人不算，還要引起全團大亂。這是有血的教訓的！”
最令機關幹部“害怕”的就是每週一次的“全團會操”。廖政國對部隊訓練非常重視，尤其對幹部抓得“兇”，操場紀律很嚴格。他善於利用戰鬥間隙，針對我軍作戰和裝備的特點，制定訓練的重點是四大技術：投彈、刺殺、射擊、土工作業。
他最重視投彈，因為團、營、連的火力都比較弱，機槍子彈全部取之於敵，而手榴彈則可以自己生產，及時補充。
當時的第一團擅長野戰，就是力爭將敵人消滅在運動之中或立足未穩之時，通常是步兵迅速隱蔽地接近敵人，至相距數十米處，將一排排的手榴彈投過去，利用爆炸的瞬間，勇猛地衝上去消滅敵人。
廖政國多次強調苦練投彈：“你們就是練得胳膊抬不起 來，腿發腫，手拿不起筷子，大便時蹲不下去，還要堅持練！”
其次，他也很重視刺殺訓練，團參謀處還專門12備了剌殺教員，因為接敵後就是白刃格鬥，而且他不讓訓練留下空白點和空白人。機關管理員、理髮員、運輸員，軍需、給養員、炊事員都得練。
每星期一，廖政國都組織全團會 操，會操的最後一個頊目就是排以上幹部集合表演投彈或剌殺。很多機關幹部最怕全團會操，他們長期在機關工作，怎麼和作戰部隊比呢？
廖政國對這些落後分子也有辦法對付：先是排成隊觀摩，當時稱為“隊前照相”。再就是會操結束，指派專人為落後分子補課，一補就是一上午，給大太陽曬得頭昏腦漲。
當時不少機關幹部真是叫苦連天，但既然廖政國下了命令，誰敢偷懶？只能一面埋怨他對我們真“兇”，一面想想他的話也是有理的，敵人決不因為你們是機關就不打你。 機關必須戰鬥化。
廖政國很注意部隊群眾紀律，也是“兇”得不準打一點折扣。1943年下半年，部隊要返回淮寶地區的西崗休整，有一天，廖政國走進住處的院子，見到咯咯叫的一群小雞，每隻都胖嘟嘟的，伸著長頸子，昂頭挺胸。
他高興地看了一陣房東老大爺餵雞，便和他嘮起了家常。
“這些雞挺特別的，是什麼品種?”
“是三黃雞，養好了有十多斤重，站在地上能吃到桌上的東西。”
“真有意思，一色黃毛，很好看的。”
房東看到廖政國那麼喜歡這種雞，第二天下午隊伍出發時，就選了一隻比較壯實的，交給了為廖政國挑檔案箱的運輸員周炳。
周炳問要多少錢，房東連連擺手：“送給廖政國玩玩的，要什麼錢呀！我家裡養著一大群哩！”
部隊到達西崗後，廖政國發現了這隻肥嘟嘟的雞，便問周炳是怎麼回事。周炳把經過說了一遍，廖政國發火了，指著他的鼻子吼道：“沒有給錢怎麼能隨便拿群眾的雞，立即把錢送回去！”
周炳委屈地說：“你們當時都走了，房東大爺怎麼也不肯要錢，我沒有辦法。要送錢叫班長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廖政國要警衛班長吳國祥去王莊房東家送雞錢，並且交代：“要向他講清楚新四軍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人都要遵守，不可以拿群眾的一針一線。”
吳國祥領命去了王莊，到房東家好說歹說，磨破了嘴皮，房東還是不肯收錢。他束手無策，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去。來回120裡，回到西崗已是雞叫頭遍了，但是廖政國的房間還亮著豆油燈，吳國祥哪敢懈怠，立即去向廖政國如實作了彙報。
廖政國停了幾分鐘，說道：“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你到偵察排借輛腳踏車，把雞帶著再去送。如果還不收錢，就把雞留下。”
吳國祥心裡嘀咕：為這麼一隻雞，跑來跑去，犯得著嗎？可看著廖政國那認真的神情，還有什麼可講的呢？說不定還要挨批評哩！
吳國祥騎了腳踏車又去王莊。房東家早知來意，不等他開口，一家人反倒做起他的工作來，七嘴八舌，吵吵嚷嚷，好不熱鬧。
吳國祥沒辦法，只好去找村長幫忙。村裡的眾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大人小孩全圍到房東家來了。當大家知道為了雞錢，吳國祥兩次遠道趕到這裡，就你一言他一語地說開了。
“新四軍真好，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軍隊。北洋軍、中央軍來，抓了雞就走，給錢？給拳頭!”
“為一隻小雞還大老遠地送錢來，新四軍真是好呀！鬼子、二黃（偽軍）來，不但搶雞搶糧，連牛羊都牽走，還要殺人放火！”
吳國祥聽了，覺得這兩趟來回兩百多里路真是沒有白跑！
最後，由村長做主，雞讓吳國祥仍帶回去，按市價三角錢（抗幣）一斤計價。雞重一斤七兩，共付五角錢。群眾齊聲叫好。
當然，廖政國對戰場紀律更為嚴格，車橋戰役時，第一團三營教導員剛從別的部隊調來任職不久，對幹部和部隊不很熟悉，戰鬥中與部隊失去聯絡，沒有積極找部隊，反而找後勤去了，戰後被立即撤職。
浙西孝豐戰役時，第四縱隊第十一支隊堅守孝豐，出擊時也打得很好，但有個連長延誤了戰機，廖政國直接對個幹部執行最嚴厲的戰場紀律。
其實也有人說，廖政國的“兇”，其實是愛戰士的表現。
1950年11月，部隊進入朝鮮境內，每人只帶一條米袋，最多可以維持五六天。進入朝鮮三四天後，各單位糧食就陸續告急了，個別連隊一天只能吃上一餐乾飯。
但是交通不便，加上敵機轟炸掃射，運輸更加困難。開始還能就地籌集一點大米、黃豆、土豆，可進入山區後，當地居民都缺糧缺草。
11 月27日我軍和美陸戰一師的戰鬥打響，有的連隊整整一天就吃了一餐白水煮土豆，戰士說：“我們是三個土豆打一個衝鋒。已經擔任20軍副軍長的廖政國的火氣很大，軍後勤部長喻求清就躲著他。但你躲他，他卻找上門。
廖政國火辣辣地質問喻求清：“兵沒有飯吃，槍沒有子彈，這個仗怎麼打，唵？！你這後勤部長幹什麼吃的？”
喻求清不敢正面頂撞，他說：“東北軍區後勤部發給糧食100 萬斤，還有各種炮彈7000多發、子彈14萬發、要從鴨綠江北面運過來……”
廖政國更火了：“有了東西為什麼不想盡辦法前運？”
“鐵路通到江界，江界到前川有礦上的小鐵道。軍後勤部在前川設了轉運總站。前川到龍水皮，可通汽車，兵團配給我部一個汽車連，負責這一段運輸，我在龍水皮和直裡設立了轉運站，由乾慈介到新德里，要靠人力運輸，也臨時設了站，直接由團、師運給部隊……”
喻求清
“別以為你說那麼多這站那站的就能矇混過關了，直接說，有沒有辦法讓部隊吃上飯？”
“運輸線太長，運輸工具缺乏，人力也不夠，恐怕有點難……”
“沒有困難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廖政國最惱火講困難嘆苦經的幹部，火氣又上來了，“你說缺人，我把軍部的男男女女都組織起來，交給你使用，怎麼樣？還有，你立即請當地政府，幫助就地籌借一些糧食，戰役結束後償還。”
就這樣，軍領導機關的管理員、文書、會計、收發、打字員等工作人員，全部勤雜人員及部分民工組成了兩千多人的運輸大隊。連軍文工團也動員去背糧。
廖副軍長親自去講了話，下了死命令：每人每天背糧30斤，完不成任務的，用自已的口糧補足。
30斤，算什麼？在那時那地可不簡單！11月26 日，也就是戰鬥發起的前夕，大雪紛飛，滿天烏雲，白晝宛似黃昏，氣溫急劇下降到攝氏零下30度。這個30斤糧比平時負重一兩百斤還累得多！
照說糧秣給養被服這類工作，有後勤處長籌辦，最多參謀長管一管就行了。但在戰爭環境裡，廖政國總是對這些問題親自加以解決。
1942年夏季，由於敵寇對蘇中三分割槽“清剿”，後方被服廠得天天“跑反”，無法進行生產。軍服供應不上，新戰士只好穿家裡帶來的便衣，老戰士的軍裝則破舊不堪。
廖政國那時是第二團團長，知道團部經濟副官黃更新參軍前當過裁縫師傅，他找黃更新商量：“我們自行解決軍裝問題，有沒有辦法?”
黃更新說：“辦法是有的，就是要有布。即使是白色的龍頭細布也行，可以染成灰色，再想辦法找人加工，或者買幾架縫紉機，調些戰士學著做。”
廖政國聽了這想法，十分高興，立即指定黃更新幫助後勤處設法籌辦。他親自交代偵察參謀王詳找到邊緣區的區長，透過他掌握的地下關係，到敵區東臺城裡購買布匹。
關係接通後，由黃更新帶供給員、出納員和偵察員，化裝進了東臺城。買了數百匹龍頭細布，分別由三家布店在三天內送到指定地區，貨到付款。
黃更新等人又押運布匹，日夜兼程返回駐地，分頭找鄉鎮的染坊把布染成灰色，再分散幾處加工成軍裝。廖政國對此十分高興。
秋去冬來，廖政國考慮到要在嚴冬之前，讓部隊穿上棉衣，又向黃更新交代了這項任務。
有了上一次的經驗，這回考慮得更為周密，交代加工棉軍裝的地點必須放在敵人據點附近，因為這樣反倒不會引起敵人注意，而且便於採購運輸。
1940冬夭，廖政國剛到第一團上任不久，各單位彙報。管理處吿訴他：由於敵人的封翅，機關、部隊辦公用品十分緊張，一個月的用品要用三個月，連照明的燈海也無法保證了。
廖政國把這事放在心上了。
當時，第一團駐於南通石港鎮附近的俞家園，這地區比較富庶。很多人家裡養羊，廖政國看到後，找到管理處問道：這地區每天宰那麼多的羊，我們能不能用羊油自己動手做蠟燭？
管理處有個江西老紅軍名叫曾國興，向當地羊肉鋪買了羊油，幾經試驗，壓成蠟燭。雖然燭光不算亮，但比起菜油燈要亮好多倍了，足以保證機關和部隊照明所需，
有一段時間，廖政國老是聊雨天行軍問題，遠的說起紅四方面軍冒雨雪翻越秦嶺，也說到新四軍初進蘇南敵後連天大雨的艱苦行軍，總要評論雨具的優劣。
他認為雨傘不適合大部隊使用，大雨中也不頂用，斗笠也只能遮擋小雨，油布雨衣反會把軍裝淋得透溼。老漁翁用的竹笠、蓑衣倒是既防風雨又保暖的最佳雨具，可惜不適合軍用。
大家都猜測，廖政國談論這麼多雨具的事情，肯定在琢磨一個既輕便又實用的雨具。
果然，一天下午，廖政國就把管理主任黃更新、供給處長趙廉找來：“我有個防雨的點子，每人髮油布四尺，每個連、排幹部髮油布五尺，放進揹包裡。下雨能當雨衣用，不下雨能當薄被子蓋，行軍攜帶也方便。行不行? 行的話，要多少布？多少桐油？盟費從驟裡籌劃？大家出點子。”
大家議論了一番，認為辦法是好的，只是桐油需要多少、市價如何，因為不懂行，算不出來。
黃夏新說：“九連連長陶桂福參軍前當過油漆匠，他懂行。”
廖政國辦事一向性急，隨即派通訊員把陶桂福找來參謀處。
桐油油傘
陶桂福，浙江紹興人，生得短小精幹，心細如髮，射擊技術很精，特別是短槍幾乎是“百步穿楊”，教導隊經常請他上射擊課，也曾在參謀處工作過一段時間。
陶桂福來到參謀處，一看廖政國也在，弄不清為什麼找他來。
“你當過油漆匠？”
“算不上油漆匠。年輕時到上海南市一家油漆店當學徒，剛要滿師，抗日戰爭就爆發了，我下鄉參加了抗日遊擊隊。手藝早還給師傅了。”
“你學過油雨傘沒有？”
“第一年什麼也沒學，光打雜，給老闆娘抱小囡；第二年才學油雨傘……”
“一把雨傘要用多少桐油？多大成本?”
“好傘要塗三遍，桐油也是品種多，質量不同，現在也不清楚桐油的市價……”
廖政國立即下達命令：“明天你就帶個偵察員，化裝進東臺城，瞭解市價，先買一批桐油回來
陶桂福到供紿處領了一筆敵佔區用的偽鈔儲備票，進據點買回來一批桐油，正想回連隊，廖政國卻把他叫去，交代了新任務：挑選四五個機靈的戰士，由他領著為全團每人制作油布，龍頭細布和桐油由供給處供給。
任務派下來了，可陶桂福並不高興，邊幹邊發牢騷：“我帶連隊好好的，怎麼成油布工了。團長對我有意見應該直說，何必讓我做苦力，xxx前段時間仗沒打好，也沒見他出啥事，怎麼我反倒出事了？”
活幹累了，陶桂福甚至生悶氣：“廖團長太不公平了，我憑什麼不能繼續幹連長？！”
配備油布大概用了四個月，完成後陶桂福帶著小組回到團部。廖政國很是高興，親自請他們吃飯，給他加兩大盆紅燒肉，好好招待一番。
那時候，部隊伙食差，整天吃糟糠、冬瓜湯。這午餐真是難得的豐盛。
大家吃得真高興，陶桂福卻放下碗筷，發起了牢騷：“團長，我問你，我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你罰我四個月苦工？”
廖政國沒吭聲，只遞給他一支香菸。
兩個月後，新四軍第一師成立教導旅，廖政國任旅長，在蘇浙軍區副司令員葉飛的率領下渡江南下，挺進浙西。
部隊一到長江邊就連天大雨，幸虧帶著新油布，直接拿新油布當雨衣，幹部戰士都有乾衣服可換，有幹被子可蓋。
陶桂福這才恍然大悟：廖政國早就為江南的雨季做準備，他又不能洩露軍事秘密，就只好和他默默地抽香菸了。
為此，陶桂福還特地找到特務連指導員、和他一起參軍的劉時雪，請他幫忙轉告廖政國：“旅長，我錯怪你了。”
令人惋惜的是，陶桂福在浙西反頑自衛戰中英勇犧牲！
這幾件事第一團特務連指導員，以後任南京新聯機械廠黨委書記的劉時雪晚年寫回憶文章時特地提到的。在紀念廖政國去世二十週年的文章裡，劉時雪這樣寫道：
廖政國同志對部屬要求嚴格，平時話語不多，不瞭解他 的，以為他不好接近。其實，與他接觸過幾次，便覺得他待人平等友愛，作風民主。無論是平時還是戰時，下級反映情況、提出意見，他都耐心傾聽，從不輕易否定，更不隨意批評指責。
1943年，有一次劉時雪看到一篇關於改進官僚主義作風的文章，讀了深有所感。因為聽說廖團長為了抓紀律，曾嚴厲整治過不聽招呼的參謀和警衛員，他想讓他也看看這文章，就用紅藍鉛筆劃了，叫通訊員給他送去。
隨後，劉時雪又覺得這事未免冒昧，提意見又不像提意見，連個字條也沒有寫，對領導也不尊重。
沒想到，未過多久，廖政國叫人給劉時雪帶口信：“上次送給我的文章，我看過了，以後會虛心改正。”
當年廖政國身邊的警衛員，後來任第二十軍副參謀長的吳國祥也頗有同感。他在參加廖政國去世二十週年紀念座談會時，曾說：“在部隊裡，很多人都以為廖旅長表情嚴肅，話不多，難以接近，其實不是那麼回事。”
1945年6月，孝豐戰鬥後，正值雨季，山洪爆發，糧食運不上來，部隊吃不飽。有一天下午，警衛連的戰士們下河摸毛豆煮螃蟹吃。正吃著，廖司令員來了，大家慌忙站起來，低著頭不敢說話，怕被批成紀律。當時為了避免暴露目標，部隊禁止下河游泳。
吳國祥想：不說真話不行，錯了以後改嘛！便壯著膽子說：“這兩天大家都吃不飽，才下河摸了這些毛蟹充飢。這是第一次。”
廖政國默默地聽著。過了一會兒說：“缺糧是暫時的，孝豐正遇上災荒，敵人又封鎖皖南糧道。蘇南的幾千民工正日夜兼程，為我們送糧，很快就會到的。你們要儲存體力。”
到晚上，廖政國的勤務員送來了一套軍裝和半斤麵條，說是首長讓他送來的，麵條不多了，首長也是一天只吃兩餐板，把早飯節約了。
大家聽了，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從這可見廖政國對部屬意見的認真態度。
不光是下級幹部戰士，廖政國對自己的同事也是點“兇”。
有一次，駐軍東臺縣小海鎮，半夜得到情報，日偽軍將於次日拂曉合擊部隊。
廖政國和梅參謀長商量後準備部隊連夜轉移，當時政委已經睡覺，沒有參加討論，當向他通報轉移時，他明確表示不同意。
政委是老紅軍，參加過湘贛邊區三年游擊戰爭，也是游擊戰爭的行家裡手。他認為情報不確，東臺日偽軍曾向南邊的梁垛、安豐調動，沒有向東行動的跡象；而且部隊已經休息，要轉移也得等到拂曉時再行動。
廖政國又派參謀向政委說明，連夜轉移是為了預防敵人示形於南而擊於東。
政委仍堅持原有意見。這時已向部隊下達了轉移命令， 廖政國很惱火，不顧政委同意與否，仍然命令部隊出發。當然，他也作了一定安排，派特務連一個排警衛政委駐地，如果發生情況，掩護政委轉移。
政治委員制度是我軍建軍的根本原則之一。不尊重政治委員，那還了得！這可不是個“兇”的問題了！為此，廖政國曾被上級批評了好久。
曾如清少將算是和廖政國共事時間最長的搭檔，從43年一直搭檔到志願軍入朝前夕。他非常坦率地說：“老廖這人，說好相處也很好相處，瞭解他的人知道他實實在在，胸懷坦蕩，光明磊落，開誠佈公，有話講在當面，有意見擺在桌面上，直來直去，沒有舊社會的庸俗世故，只要相互坦誠相見，關係就會很融洽。”
“說他很難相處也的確難相處，他也有個性強、不服輸，容不得不同觀點和不同作風的一面。他這人一輩子南征北戰，看不起不會打仗的，也看不起光講空話不幹實事的人。他最討壓背後搞小動作的人，一旦被他發覺，就再也坐不到一條板凳上去了。他又不會掩飾自己的感情，喜怒當場出彩，當然難相處了。”
“他富有帶兵經驗，帶過地方武裝，也帶過主力兵團，既能衝鋒陷陣，又能運用機動靈活的戰術動作，而且又熟悉後勤兵站和政治宣傳工作，可說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他腦子靈活，點子又多，常常讓你跟不上他的思路，當他的政委容易嗎？！但是，說句心裡話，和他一起工作，只要你心裡無私，雖苦雖累，心情卻會非常愉快。”
不過，曾如清能愉快地當廖政國的政委，還是經過了廖政國的考試的。
曾如清剛到一團不久，正好碰到日偽軍掃蕩。在部署反掃蕩會議上，廖政國故意把軍用地圖推到曾如清面前：“政委啊，敵人來勢洶洶，你看怎麼打好？我聽你的。”
曾如清當然懂得廖政國的意思，直接提出要採取伏擊戰術，具體規定了部隊伏擊的地段和部署。廖政國聽了沒有講什麼，直接宣佈就這麼辦，後來這仗打得很順利。
當然，與同僚關係不算難處理，最難處理的還是對上關係。
紅軍時期，廖政國當過徐向前的參謀。西路軍時和徐立清在河西走廊共患難。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長期在粟裕、葉飛指揮下戰鬥。
建國後，徐向前是元帥，粟裕是大將，葉飛是上將兼福建省委書記，徐立清是總政治部幹部部副部長。但除了開會和受領任務外，廖政國從沒來主動去過四位首長那裡串門。
五五授銜時，有人認為廖政國軍銜低了，鼓動他：“聽說總幹部副部長徐立清在西路軍時和你一起患過難，算是過命的交情。現在他管授銜，你去找他反映一下。”
廖政國嚴肅地說：“不錯，徐副部長曾是我上級，現在他地位高了，責任重了，我去打擾他幹什麼？我有我的領導，憑黨性為黨工作，幹嗎要去敲他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