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這個近年來最冷的冬天中，想必都無比地懷念夏天，但是夏天太熱了也讓人難以接受，就像距今二百七十多年前乾隆八年（1743年）的夏天。
根據史料記載乾隆八年是中國歷史上近三百年來被記錄下來的最熱的夏天，著名的氣候學家竺可楨認為中國在1900年以前歷史上總共出現過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而乾隆八年正處於竺可楨所提出的四個“溫暖期”中的第四個溫暖期。
據《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中記載，乾隆八年這場高溫天氣波及到了半個中國地區，尤其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都是極度高溫。看看下面的地方誌中如何記載：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
——《續東華錄》
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
——《續天津縣誌》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
——《高邑縣誌》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
——《浮山縣誌》
山東高青：“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
——《青城縣誌》
可以說這些地區都是赤日千里，非常的炎熱，而且還有不少普通民眾為此而熱死，可想而知這溫度有多高。
根據這些地方誌記載來看，連鉛和錫這類的重金屬都被高溫烤化了，土石皆被烤焦，隔著房屋傢俱都被烤壞，有些人忍受不了而逃離家鄉，結果在半道上被熱的脫水而死。可以想象當時的華北地區的情況有多慘。
其實乾隆八年這場酷暑完全算是一場熱災了，可是熱災在歷史記載中是十分罕見的事情，不過就這麼罕見的事情就被乾隆皇帝遇到了。
乾隆向來自傲自負，但是遇到這種天災人禍乾隆也只得向老天低頭，一向自負的乾隆被這場熱災逼得下了罪己詔，把天降酷暑的責任攬在了自己身上，並向全國人民道歉。
京師自五月以來。天氣亢旱。且溽暑炎蒸。甚於往歲。明細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憂惕。莫釋於懷。皆因朕躬之闕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
——《乾隆上諭》
不過乾隆沒有對外明確這是罪己詔，但從這道上諭的內容中可以看出，乾隆其實在上諭中所表達的就是罪己之意。
但是乾隆也只限於向全國頒佈了這道上諭，然後乾隆又寫了一首憐憫百姓的詩：
冰盤與雪簟，瀲灩翻寒光。
輾轉苦煩熱，心在黔黎旁。
除了一道上諭和一首詩之外，就是又命欽天監趕緊開壇設法祈雨，除了這些之外乾隆還唯一能做的對老百姓有實質性幫助的就是減免掉受災地區的賦稅，除此之外乾隆面對這等酷暑也是別無他法。
以乾隆為首的清政府官員對這場熱災可以說是束手無策，水災可以修堤壩，這個熱災清政府除了祈雨和免稅之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當然，清政府還是可以替一些中暑死難者收斂遺體。
酷暑爆發後，清政府沒有對水價進行管控，很多地區赤日千里，水井枯竭，很多黑心商人藉此大發國難財，藉機屯水，大肆上漲水價，導致了當時水比油還貴。
據史料記載，當時一碗井水已經漲到了10文錢以上，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來說，10文錢大概就相當於現在的10元人民幣，而10文錢只能買到一小碗井水，那時候的一碗井水可比現代的礦泉水貴多了。
清政府非但沒有調控好水價，反而帶頭屯水的正是清朝的這些王公貴族，這些人屯水並非是為了炒高價去賣，而是擔心自己的飲用水不夠，所以才屯水，不過王公貴族藉機屯水也讓這些黑心商人發現了商機。
那麼乾隆八年這一年到底溫度有多少？法國的傳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榮）記錄下了這一年的最高溫度。
溫度計在公元1593年由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發明，當時已經由歐洲傳教士傳入清朝，宋君榮就是當時法國來華的傳教士，他正好帶來了歐洲的溫度計，於是這一年的夏天他就在北京監測到了最高溫度。
根據宋君榮的監測記載這一年的高溫從公曆5月份就開始顯露出苗頭，到了7月13日就開始爆發高溫天氣，而宋君榮監測記載的溫度到公曆7月25日這一天達到了最高點，用當時溫度計換算成現代的攝氏度為44.4攝氏度。
按照宋君榮的記載溫度達到44.4攝氏度，那麼地表溫度大概就會達到65攝氏度左右，可以想象一下這一年夏天可怎麼活。
據宋君榮的日記中記載，這一年京城中不少中下層平民和身體肥胖的人都因此而死，他們都是在幹活或者行路中突然去世，肥胖的人則可能都是坐在家中而死，在當時街道上或者房屋內很多人都熱死了，宋君榮等歐洲傳教士則幫著清政府收斂遇難者遺體併為之禱告。
在清朝官方史料中記載，這場酷暑持續了大概十多天，導致了京城內外共計11400遇難而死。這還只是記載了京城這一片區域的遇難人數，加上其他各省份地區的話，估計遇難人數至少在10萬人以上，而且這還是官方記載，實際遇難人數可能會更高。由此也能看出乾隆八年這場酷暑真的是一場很大的災難。
乾隆八年的這場酷暑，遠比現代中國的兩場高溫都高得多，進入1900年以來，中國華北地區共出現過兩次高溫天氣，分別是1942年的夏季最高溫度達到42.6攝氏度和1999年的夏季最高溫度達到了42.2攝氏度，但是都遠不及乾隆八年這場酷暑高溫。
乾隆八年這場最高溫度達到44.4攝氏度，且持續了半個多月的極端高溫天氣是中國歷史上近三百年來最高溫的天氣，從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至今270多年時間中，乾隆八年的極端高溫紀錄都沒有被打破，至今未被超越。
我們現代人有了空調當然不懼酷暑高溫，但是在沒有空調的古代，高溫是真的可以要人性命的災難。現代勞動法都有規定，當室外溫度超過40℃時，就要停止一切室外工作活動，也就是說40℃就已經是臨界點了。
現代有勞動法有政府部門監管，在超過這個溫度時我們都必須停止室外工作休息了，但是在乾隆時期可沒有這些勞動保障，王公貴族當然沒事了，在屋裡扇著扇子，吃著冰鎮西瓜都沒問題，可是底層的勞動人民卻不行，要知道當時的人如果半個多月不出去工作一樣會被餓死，所以當時那些窮苦百姓為了生活也得冒險出去工作，結果不少人就被熱死了。
相比之下以乾隆為首的這些清朝政府官員貴族，他們則幾乎沒有受到高溫影響，當時乾隆的朝廷內部還存在著大學士張廷玉和鄂爾泰的黨爭，在這一年的年初還爆發了仲永檀案，鄂爾泰一黨的左副都御史仲永檀洩密給鄂爾泰之子鄂容安，被張廷玉一黨所彈劾，仲永檀被下獄，鄂容安被流放，鄂爾泰由於是接受雍正臨終顧命的顧命大臣，被乾隆所寬恕。
而在這場高溫酷暑爆發時，正是仲永檀被抓下獄時期，作為朝廷重臣的大學士張廷玉正忙著指使黨羽繼續彈劾仲永檀，想借著仲永檀深挖鄂爾泰一黨，並將鄂爾泰也牽連定罪，最終仲永檀莫名其妙死在了監獄中，鄂爾泰也得以沒有被乾隆繼續追責。
看一看在乾隆八年這場高溫爆發時清政府的高層表現，還在忙於黨爭，高層官員哪有心思救濟百姓。
乾隆除了發了一道類似於罪己詔的聖諭之外，就是寫了一首詩憐憫一下百姓，可以說清政府在這場酷暑熱災中幾乎是沒有作為，唯一的作為可能就算是收斂遇難者遺體了。不過也是畢竟乾隆他們這些王公貴族享還能受著冰鎮西瓜，而底層民眾的疾苦他們是無法想象到的。
文/小島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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