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來談談“四三”方案中的“大化肥”專案。
“四三”方案引進的“大化肥”專案是13個：
1、赤水天然氣化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73億元人民幣；
2、四川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日本，總投資額2.61億元人民幣；
3、瀘州天然氣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40億元人民幣；
4、雲南天然氣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77億元人民幣；
5、湖北宜昌化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45億元人民幣；
6、湖南洞庭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50億元人民幣；
7、廣州石油化工總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52萬噸，引進來源國：法國，總投資額3.14億元人民幣；
8、南京棲霞山化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52萬噸，引進來源國：法國，總投資額2.98億元人民幣；
9、安慶石油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52萬噸，引進來源國：法國，總投資額3.01億元人民幣；
10、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日本，總投資額2.47億元人民幣；
11、河北滄州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39億元人民幣；
12、遼寧遼河化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3.48億元人民幣；
13、黑龍江大慶石油化工廠，設計生產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48萬噸，引進來源國：美國、荷蘭，總投資額2.43億元人民幣；
以上13個引進的“大化肥”專案，加上上海吳涇化工廠的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大化肥”專案（設計能力：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24萬噸），全部建成投產後，可為我國每年增產化肥：合成氨420萬噸，尿素660萬噸。
那末，在這些“大化肥”專案建成投產之前，我國每年的化肥產量是多少呢？1949年是0.6萬噸，文革前的1965年是172.6萬噸，1976年是524.4萬噸。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當以上這些專案全部建成投產以後，我國的化肥年產量在短時期內將有很大幅度的增長，六十年代中央提出的全國耕地”每畝10斤”的目標將基本實現，我國農民將結束“挑大糞”的時代，我國農業的單產和總產將有一個較大的增長。（說明一下：每一種具體的化肥數量在折算成統計資料中的“化肥”數量時，需要“折純”，即按一定的比例打折計算）。
以上13個引進的“大化肥”專案，大多數是在1973年和1974年與外商簽約的，最遲的一個在1975年。但13個專案在建設進度上卻分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
一種情況是建設速度快，而且，建成投產後執行平穩，效益好。這種情況在13個專案中佔了7個。遼寧遼河化肥廠、山東勝利石化總廠第二化肥廠、瀘州天然氣化肥廠（即現在的上市公司“瀘天化”）、四川金堂化肥廠（原定名為四川化工廠）這4個專案，都是在1976年底前建成投產的。這四個都是合成氨30萬噸和尿素48萬噸的廠，其中，山東勝利第二化肥廠於1973年8月22日與日本籤合同引進，1974年4月1日破土動工，預定要求在合同生效後的34個月內建成，實際建設期只有27個月，比合同還提前了7個月；至1976年7月22日建成投產。遼河始建於1973年，1974年6月才破土動工，也是27個月就投產了。據說，瀘天化專案由於建設進度超過預定計劃，裝置等都安裝完畢時，原定的投產時間還沒有到，可又不宜拖延，就提前開車了。一時間銷售服務等未能到位，就通知附近的公社和大隊來運化肥，以致四面農民絡繹不絕地前來，有用車子的，也有肩挑人扛的，周圍路上都是來來去去的農民，許多低濃度氨水還是白送的。
到1977年，又有3個大化肥專案建成投產：河北滄州化肥廠於1973年7月開始建設，1977年4月投產；黑龍江大慶石油化工廠，1974年5月開始建設，1977年6月投產；雲南天然氣化工廠（現在的上市公司“雲天化”），1974年10月動工，1977年12月投產。
這些特大型企業投產後，廣大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在較短時間內就學會了操作技術和生產管理，生產穩定，其中大慶、四川、山東的石化總廠都達到或超過年產30萬噸合成氨的設計要求。經過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努力，所需八種新型催化劑都已研製成功，使生產立足國內，並有相當一部分的備品配件也能自己製造，保證了生產的正常執行。
除了上述第一種情況的7個專案以外，其他的6個專案的建設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這些專案的建設工期一拖再拖，基本上都拖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其中有5套一直拖到了1983年。
從上面所列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到，這13個專案的設計生產能力和建設規模幾乎一樣，簽約時間也相差不遠，但為什麼建成投產的時間卻差異如此之大呢？大致有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第一種情況的7個專案，由於簽約較早、動作較快，僥倖躲過了一埸政治風暴。
其次，1976年以前，對這些特大型的國家重點專案，通常都採用了“社會主義大協作”、“千軍萬馬大會戰”的方式來進行；在建設過程中遇到技術難關，通常是實行領導、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方式，注意發揮群眾的智慧，群策群力地來解決問題。而到七十年代後期，這些做法逐漸被拋棄，甚至遭到批判。
引進“大化纖”，使原來大量用於種植棉花和桑麻的耕地用於種植糧食，引進“大化肥”，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農業生產，加上長達二十多年的艱苦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這才使長期困擾我國的糧食緊缺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得到了緩和。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在“四三方案”引進13個“大化肥”專案的同時，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那個“大化肥”專案。
1972年在醞釀“四三方案”時，中央原定給上海也安排一套“大化肥”，但上海方面領導人聽說後，向中央表示：我們不要，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設計製造出一套“大化肥”裝置來。聽到上海方面的答覆後，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中央領導人自然都很高興，對上海方面贊勉有加，很快就批准了上海方面要求自行設計製造年產30萬噸合成氨專案的請求。於是，上海方面就立刻行動起來。
其實，上海方面提出要自行設計製造30萬噸合成氨裝置，並非是一時衝動之下的吹大牛，上海方面的領導人和工程技術人員是有底氣的。
早在1962年，在上海的吳涇化工廠，就已經建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套自主設計、自主建設、自主安裝的年產2.5萬噸合成氨高溫高壓裝置，並且一次性試產成功（後來這套裝置的生產能力擴充套件到年產12萬噸）。在整個六十年代，國家統一組織總結我國的生產實踐，並吸取從國外引進裝置的優點，設計了年產五萬噸合成氨系列，由機械製造部門通力協作，製造出了壓縮機，合成塔等技術水平比較高的化肥裝置，一共建設了二十多個大型氮肥廠。1970年至1972年，為實現國家提出的要在全國每一個縣建立一箇中小型化肥廠的目標，上海還為全國各地生產了300套年產3000噸合成氨的中型化肥裝置（其中，1970年100套，1971年140套，1972年60套）。1974年11月，吳涇化工廠建成了國內第一套輕油轉化年產8萬噸的甲醇裝置，實現了用“油頭”生產甲醇。這在當時是甲醇生產的重大歷史突破，邁出了與國際化工靠攏的一步。
可見，在承擔設計製造年產30萬噸合成氨成套裝置之前，上海方面已經有了豐富的設計製造大中型化工裝置的經驗和能力。當然，象年產30萬噸合成氨這種特大型的高技術要求的成套化工裝置，上海還確實沒搞過。但是，哪個國家的設計製造能力不都是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每個國家都有“第一次”。我國的第一臺萬噸水壓機，不也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來了嗎？上海方面的領導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知道，設計製造30萬噸合成氨裝置，肯定會遇到眾多的技術難關需要突破，但他們充滿了信心。
這一次，這套我國首次自行設計和製造的年產30萬噸合成氨成套裝置，被上海市革委會指定安裝在上海吳涇化工廠。
1973年11月，13套國外引進的大化肥裝置中，有幾套的部分裝置已經運抵上海港，上海的相關工程技術人員很想看看這些裝置，但由於外國廠商的相關裝置說明書尚未交付，這些裝置不能開箱，只搞到了幾份外國廠商為推銷這些裝置所做的廣告，這幾份廣告上有部分進口裝置的流程引數。我國自已的30萬噸合成氨裝置的研究設計工作，就是從研究這幾份廣告上的流程引數開始的。
1974年10月20日，上海市革委會工交組正式將吳涇化工廠年產30萬噸合成氨工程的設計任務下達給上海化工設計院。該院負責總體及合成氨裝置的設計。
1975年3月，吳涇化工廠30萬噸合成氨專案的土建工程破土動工。
1976年6月，上海化工機械一廠生產的國內第一套30萬噸合成氨工程中一段轉化爐成套裝置全面完成。
1979年12月3日國內第一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24萬噸尿素生產裝置在吳涇化工廠全面建成。並試生產出合格的合成氨和顆粒尿素。
這樣一項規模大、技術新、內容複雜的工程，從設計、製造、施工、試車到生產的全過程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負責建設的。至今為止，全國自行設計製造裝置的特大型先進合成氨廠還只有吳涇這一家。 這一專案的建設進度，甚至跑在了有幾個不需要設計製造、只需要安裝的引進專案的前面。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曾被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孤立、圍困、封鎖了二十年，但中國人沒有為乞求強國、富國的施捨和憐憫而彎下自己的脊樑；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時，當新中國的崛起和強大終於迫使對手撤銷了封鎖的時候，新中國的領導人又絕不故步自封、絕不閉關鎖國，立即不失時機地從發達國家大規模技術引進；在技術引進中，既要求虛心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又注重自己的人才隊伍的培養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這就是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