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8日，前越南國會副主席，越共忠誠戰士黃文歡因病於北京逝世，結束了其波瀾壯闊的一生。依據黃文歡的遺囑，其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位為越南建國立下汗馬功勞的共產主義戰士，最終沒有選擇回到故土。

作為越南親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黃文歡的政治生涯充滿了坎坷，在國內親蘇派和本土派的打壓下，最終落了個客死他鄉的唏噓結局。

一 革命青年 中國情結

1905年，黃文歡出生于越南義安省的一個窮儒家庭，從小跟隨在外祖父身邊的黃文歡掌握了一口流利的中文。1923年黃文歡從法越學校畢業後，前往榮市打聽參加革命的線索，尋找出國門路及救國真理。

1925年初，越南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胡志明在廣州開創政治培訓班，培養越南共產主義革命的青年骨幹，得知此事的黃文歡異常激動，胸懷一腔熱血的他隨即動身前往廣州。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黃文歡成功進入了越南革命培訓班，在中國學習的數年內，黃文歡從一個熱血方鋼的革命青年轉變成了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戰士。

正如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第一次到中國尋找革命，學習革命，當時心中忐忑不安，又興奮不已，猶如在黑夜裡摸索的人看到了燈光，急速前進。”

1927年10月，結束了政治培訓班學業的黃文歡以教書先生的身份返回越南，開展共產主義革命以及宣傳活動，並前往泰國開展活動。

1935年3月，因身份暴露，黃文歡被迫離開泰國，與其他同伴一起乘船來到了香港，準備去南京開展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海外工作。為了爭取到合法的互動地位，黃文歡成立了“越南獨立同盟會”，並向國民黨當局申請登記。

1936年初，黃文歡與阮海臣向中國南京國民黨黨部呈送成立“越盟”的相關報告，正式開始海外工作。1937年侵華戰爭爆發後，黃文歡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前往廣西柳州，以八路軍少校的身份在中越邊境開展革命。

在柳州工作期間，黃文歡結識了中共高層葉劍英以及國民黨中將陳寶倉等人（注：陳寶倉為地下黨成員），雙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黃文後先後建立了高平解放區以及越北根據地，為中越兩國的抗日運動立下了汗馬功勞。

二 越南獨立 兩派傾軋

1945年日本法西斯當局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宣讀了《越南獨立宣言》，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當胡志明宣佈獨立的訊息傳回越南原宗主國法國時，這個在二戰期間早早投降的西歐大國宛如遭受了一擊晴天霹靂，法國殖民當局不願意放棄他們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印度支那地區，於是在越南地區投入了近十萬的海陸空兵力，試圖用戰爭將越南革命扼殺在搖籃之中。

面對裝備精良的法國殖民軍，武器原始，又無外援的越軍採取了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在胡志明及武元甲等人的領導下，越南抗法部隊化整為零，分散到各個村鎮和叢林中，打碎了法國殖民當局試圖透過正面決戰全殲越南人民軍的企圖。

經過數年的戰略相持後，1953年5月，法國殖民軍與越南人民軍在奠邊府一帶展開了最終決戰，在武元甲以及中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的指揮下，越南人民軍先後集結了4個步兵師，對駐紮奠邊府的法國殖民軍形成了合圍。

1954年3月13日，奠邊府戰役正式打響，兩軍經過一個月的苦戰後，被合圍的法國殖民軍見求生無望，只得放下武器向越南人民軍投降。

1954年，五大國於瑞士日內瓦地區召開了相關會議，會議結束了法國在印支地區的殖民統治，但在美國的支援下，越南南方派政治人士建立了越南共和國政權，使得越南出現瞭如朝鮮般同時擁有兩個政權的分裂狀態。

因此，越共內部的本地派萌生出錯誤的思想，他們認為是中方在日內瓦會議上沒有出盡全力，沒有完全站在社會主義小兄弟的一邊，妄自猜測中方不願意看到一個統一的越南，這為日後越共內部兩派傾軋埋下了伏筆。

1969年9月2日，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在河內逝世，本地派領袖黎筍成為越共的第一書記。1976年，越南實現了南北統一，隨後黎筍便開始推行他的印度支那統一計劃。

此時的中國正著手恢復與美國的關係，此舉引來了越南領導人的不滿，同時與中國關係處於冰點的蘇聯意圖拉攏越南，完成其南北包抄中國的戰略目標。越南也因此獲得了大量的蘇聯援助，本地派則成功轉化為了親蘇反華派。

三 忍無可忍 移居中國

1979年，黎筍開始在越南國內推行極端民族主義，驅逐在越南境內生活多年的華人華僑，越南全國的反華情緒達到了頂峰。同時孤立黨內的親華派人士，原越共二號人物武元甲被黎筍剝奪了兵權，長征、阮文靈、黃文歡等親華人士都受到了黎筍等人的迫害及政治批鬥。

雖然黃文歡此時仍是越南國會的副主席，但空有其名而無實權，面對國內來勢洶洶的反華形勢，黃文歡空有一腔抱負卻無能為力。

而隨著時間的發展，中越關係愈發惡化，越南頻頻在邊境地區挑起武裝衝突，射殺中國無辜邊民，並派出海軍肆意掠奪南海資源，攻佔屬於中方的島礁。

兩國間的戰爭可謂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同時在越共內部，反華派已經完全掌握了黨政大權，感受到危險的黃文歡決定離開越南。

1979年7月初，黃文歡向越共高層提交了前往民主德國養病的申請，並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轉機到達北京，移居中國。

1979年11月，黃文歡抵達北京後不久，氣急敗壞的黎筍集團就在越南國會上宣佈黃文歡為“社會主義的叛徒”。撤銷其在國內的一切職務，並將他永久開除出越南共產黨。

1980年6月26日，越南最高法院舉行了一場沒有被告人的審判，黃文歡因叛國罪被越南政府單方面判處“死刑”。

同年，黃文歡則在北京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以越南國會副主席的名義發表了《致全國同胞書》，宣佈中國是“曾經在抗法、抗美救國的鬥爭中，和我國人民一起流血犧牲，並肩戰鬥的友好鄰邦”。

此舉標誌著黃文歡與黎筍集團正式翻臉，也是黃文歡本人竭力維護中越友誼的無奈嘗試。

四 魂落中國 不留遺憾

黃文歡抵達北京後，在相關領導的協助下，在北京協和醫院進行了一系列的身體檢查，此時的黃文歡才發現自己已經罹患癌症，而他之前在越南的身體檢查顯示他只患有肺結核，由此可以看出，黎筍集團打算利用卑劣手段將黃文歡置於死地。

在自己身體好些之後，黃文歡在他人生最後的時光中踏遍了中華大陸，寫了大量關於中越兩國友誼的文章和詩歌，並創作了長達數十萬字的長篇回憶錄——《滄海一粟》。

雖然黃文歡客居中國，但他沒有忘記推進中越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而隨著中越戰爭的結束，突如其來的變故改變了越南政壇，退隱多年的黃文歡也因此重返政治舞臺，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後一舞。

1986年，越南第一書記黎筍離世，遭受黎筍集團迫害多年的阮文靈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作為越共親華派的代表人物，阮文靈和長征兩人為中越關係的再度正常化作出了巨大努力。

1990年6月5日，阮文靈在越共中央會客廳接見了中國駐越南大使張德維，因為當時有越南反華人物阮基石在場，阮文靈無法正面向張德維表達其中越關係正常化的意圖。

1990年8月15日，遠在北京的黃文歡透過特殊渠道向身在河內的兒子傳送了一封密信，並要求他親自將信帶給阮文靈及長征兩人，次日上午，黃文歡之子帶著長征的密箋來到了中國駐越南大使館，並捎來了阮文靈的口信：他決定繞開外交部，同中國領導人直接會面。

同年9月3日，阮文靈等人抵達了四川成都，兩國領導人簽署了相關協定，可謂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見一笑泯恩仇。”激動之餘，阮文靈在當晚又賦詩一首，以紀念中越兩國關係正常化。

1991年5月18日，黃文歡因病在北京逝世，黃文歡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仍心繫中越關係正常化的程序，在他去世的6個月後，越共中央新任總書記杜梅和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訪問中國。兩國領導人發表聯合公報，宣佈中越關係實現正常化。

對於黃文歡來言，他已經看不到中越重歸於好的情景，若他泉下有知，可以瞑目了。

結語

作為越南親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黃文歡無論是在中國革命還是越南革命中，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是優秀且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他能在政治風暴中堅持自我，是難得可貴的政治品質。

時至今日，他的事蹟仍不為世人所知，在當下的越南，他仍身揹著叛國者的罵名，越南當局完全忽略了黃文歡在中越關係正常化中所作出的努力，這不僅僅是越南政府的悲哀，也是越南人民的悲哀，是對偉大先賢的忘恩負義，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