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中國在媒體公佈了一條新聞，新聞的內容是在11月23日，在首都北京的一家法院開庭審理了兩起美國間諜案。
這則訊息一公佈，立即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尤其是美國政府的表現，既像輸紅了眼的賭徒，又像道貌岸然的紳士被扯下了遮羞布。
法庭上，十幾名案犯站成一排，面向審判席。大廳內是參加旁聽的幾百名北京市民。在證物陳列桌上擺放有衝鋒槍、手槍、照相機、密碼簿、收發報機、空取器、美元、求救器等大量證物。在確鑿的事實面前，所有案犯均承認了對他們的指控。
那間諜案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放線釣魚、將計就計
這是美國政府又重新策劃的一個“第三勢力”的組織。這個組織的成員全是由美國中情局培訓的中國人，這類人的立場是不支援蔣介石，而又仇視共產黨。美中情局意欲將這類人組織起來，向他們提供經費和培訓，在中國內地打游擊、搞破壞，以圖發展壯大。
1952年，有兩批“第三勢力”成員被先後派遣到中國東北吉林，隱藏在茫茫群山之中。中情局為監督這兩批人的情況，同時取走他們蒐集的情報，又向中國內地派遣了一名骨幹分子，名叫李軍英。
李軍英被培訓了數月，基本掌握了從事間諜所需的格鬥、通訊、偷竊、隱藏等技能。被推薦返回國內執行任務。
與吉林省安圖縣山區的兩批成員聯絡上後，李軍英按中情局的指示進行了相應的工作考察和情報彙總。任務接近完成時，他給中情局發電報，要求返回中情局駐日本的間諜機關。
中情局指示他按照原路返回，即從深圳羅湖偷渡出去。但李軍英卻提出由飛機接應返回。
他這段時間在大陸行動，每次出山都會受到層層盤問，步步查驗，使他感到彷彿時時刻刻都有人在盯著他、監視他，感到惶惶不可終日。從東北到廣東數千公里，說不定剛登上火車就會落入網中。
由於在朝鮮戰場上陷入膠著，美國急欲在其它方面有所突破。再加上需對“游擊隊”成員進行空投食物和彈藥補給，所以中情局就答應了李軍英的要求，同意對其進行“空取”。
那時尚無直升飛機，所謂“空取”是美軍研製出的一種設施，可以透過固定翼飛機在不降落的情況下將地面上的人接走。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防空雷達數量很少，美國軍機經常偷越國境進入中國領空。
但“空取”卻比空投的難度高多了。11月的吉林，早已降下大雪。渺無人跡的叢林中積雪過膝，這夥“游擊隊”員首先得冒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去找到一片稍微開闊的雪原做為“空取”地點。
翻過兩個山頭，他們終於發現一處相對平曠的開闊地。他們正想歡呼勝利時，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兩個人正端著槍注視著他們。這可把十幾個“游擊隊”員嚇壞了，立即摘槍準備作戰。
可看仔細看後發現，那原來是兩個打獵的山民。想起自己身穿志願軍軍服，這些游擊隊員便裝做若無其事地向著遠處的獵人招招手，趕緊向另一方向走去。
奔走了一天，終於將“空取”地點選定，時間定在了1952年11月29日夜。
中情局在日本的間諜機構為這次行動也進行了緊鑼密鼓的準備。
原計劃由兩名中國人隨飛機前去“空取”，由於特殊情況，機構臨時指定由唐奈和費克圖親自去執行這次任務。他倆的任務是，當地麵人員被鉤起之後，在飛機上操作絞盤，將人員拉回機艙內。
執行任務的飛機是c-47運輸機，飛機的軍用標誌被全部清除，化妝成了一架民用飛機。
那天夜裡23點57分，“空取”地點的上空由遠而近傳來了飛機的轟鳴聲。
隨即雪地上燃起了三堆篝火，飛行員看到有幾個人在地上走動，其餘情況一切正常，便開始俯衝將幾個包裹投了下去。包裹內有一封信，向下面的人說明“空取”要進行兩次，第一次是試飛，第二次正式行動。
20分鐘後，飛機又返了回來。俯衝的同時投放了照明彈，將雪原照得如同白晝一樣。
正式“空取”開始，飛機一邊俯衝降低高度，一邊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放慢了飛行速度。
再次投放的照明彈，將天地照得雪亮，飛機的輪廓也在空中清晰地凸顯出來。這次，當飛機下降到距地面約有200米高時，突然，從叢林和雪地裡同時伸出十幾門高射炮及高射機槍。
一聲令下，所有的槍炮同時開火，炮彈和子彈在夜空裡連成紅色的光鏈，突然和密集的射擊瞬間擊中俯衝下來的C-47運輸機，飛機中彈後很快就墜毀在地面上，一聲巨響後，機頭部分燃起熊熊大火。
原來，中情局這次行動早已被中國公安部門掌握。在公安部的統一協調下，使用放線釣魚、將計就計的策略導演了後半場的行動。
事情是這樣的，李軍英懾於內地強大的反特、剿匪壓力，整天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中。1952年9月27日主動到當地派出所投案自首，隨後，根據李軍英的交代，當地軍民採取行動，抓獲了所有的“第三勢力”成員。
隨後，公安機關繼續透過電臺與中情局保持聯絡，同時也在“空取”地點佈下了天羅地網。
機頭燃起大火後，卻只見有兩個身影從機艙後部逃出，向遠處跑去。圍捕戰士大聲呼喊，很快將二人捕獲。原來，兩名飛行員墜機身亡，而在機艙後部的唐奈、費克圖二人卻僅受了輕傷，保住了性命。
經過公審，唐奈、費克圖均以間諜罪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
3封陰謀的電報
資訊公開後，美國政府迅速開始施展他們顛倒黑白的伎倆，一方面，在輿論上鼓譟這兩個人屬於軍隊文職人員，原本二人是在朝鮮坐飛機回日本基地，不知為什麼失蹤了，而飛機絕對沒有進入中國領空；
還有一個版本是說，二人偷乘了這架運輸機，但也是意欲飛往日本但飛機卻中途失蹤。
大作輿論宣傳的同時，美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戈溫也厚著臉皮約見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沈平。原本美國一直標榜不與中國作任何接觸的。
戈溫向沈平遞交了美國政府的書面宣告，其中重複的大部分是媒體的相關敘事，指責中國這樣審判是不人道的。威脅中國應儘快釋放唐奈和費克圖，恢復其人身自由。
面對美國的咄咄逼人，沈平回覆說，中國依照本國法律對唐奈二人進行審判，是主權範圍內的事，不接受美國的抗議。
以後美國又透過英國駐中國臨時代辦表達了對中國的抗議，但中國政府依據大量事實以及唐奈等人的交代，對美國的抗議給予了嚴詞駁斥。指出二人的身份並非美國所謂的平民，也不是不明原因的失蹤，而是徹頭徹尾的美國派遣間諜人員對中國進行的間諜活動。
雖然美國各方氣勢洶洶對中國進行聲討，但中央情報局卻躲在暗處，默不發聲，因為事實的真相他們比誰都清楚。
根據解密檔案顯示，美國政府看到咆哮和指責嚇不到中國政府，就想透過聯合國這個平臺來向中國施壓。他們的想法是，聯合國是國際平臺，若中國不接受聯合國的意見，中國的形象就會被進一步抹黑。那麼西方對華圍堵的戰略就會更加鞏固。
第一步首先是綁架聯合國。美國召集一幫西方盟友共同向聯合國發出提案，指責被中國審判的兩名美國人屬於朝鮮戰爭的戰俘，中國違反了停戰協議有關交換戰俘的規定。試圖模糊和掩蓋唐奈等人是間諜，而非戰俘的事實。
在美國操縱下，聯大以多數成員贊同通過了美國的提案。
為了回擊美國的陰謀，中國外交部國際司起草了應對意見，提交給章漢夫和喬冠華。
“意見”認為，美國在國際上的一系列炒作意在製造亞洲、重點是中國周邊局勢的緊張，以便針對朝鮮問題和臺灣問題向中國施壓。其次是混淆是非，逼迫中國放人。
為此，建議應將起訴和審判美國間諜的法律文字傳給聯合國。要求分發各成員國，一方面澄清事實真相，另一方面駁斥美國的陰謀，第三，能夠配合我們控訴美國侵佔臺灣的罪行。
“意見”十分具有針對性，章漢夫與喬冠華研究後很快報給了周恩來總理。
第二天，周恩來就安排工作人員傳達指示，不同意這種應對。
章漢夫與喬冠華開始時感到不解，當工作人員說清原因後，二人才感到周恩來站位更高，更能把握問題的實質。
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依法審判美國間諜是中國內政，沒必要去聯合國評理。聯合國或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去聯合國說理，反倒給了別人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的機會。至於美國糾集一部分國家在聯合國叫罵，由他們罵去，我們不怕罵。
美國這個提案通過後，球踢到了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腳下。為表示忠於職守或是其它原因，該秘書長竟在提案通過後一個小時，分別在下午5點07分、5點12分和5點19分，接連給周恩來發去三封電報。這種情況在聯合國歷史上相當罕見。
周總理的高明
三份電報其實卻指向同一件事，並且均使用了非常禮貌的外交辭令。
第一封電報的大意是，聯合國確認了中國審判美國戰俘一事。作為秘書長，責無旁貸要履行職責。希望能去北京與你見面商議。這封信毫無疑義是表達了想與周恩來面談的願望，並同時為美國進行發聲，將美國間諜混同為美國戰俘。
第二封信建議如果總理同意他訪問北京，那麼他在12月19日、20日兩天，身在斯德哥爾摩。中國的大使可與其見面，商議具體行程安排。這是假定中國同意他訪問後，進一步確定溝通的渠道。
但其實他完全不必這麼著急，若中國對第一封電報進行答覆，自然會商議下一步如何溝通事宜。所以，這份電報更多地是包含試探的成分。
第三封電報宣告，他的赴京計劃尚未公佈，願意等待24小時與北京同時釋出。這既是一種禮節與尊重，同時，也有督促周恩來儘快答覆的意思。
周恩來看過電報後，指示喬冠華去草擬一份電報回覆搞。並且口述了電報的三個主要內容。第一，聯合國不該幫美國來向中國索要間諜，而應去譴責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向中國派遣間諜，顛覆合法政府。
中國依法公審美國間諜與戰俘無關，不能因為他們被空投到中國，身穿聯合國軍軍服，就把他們說成是戰俘。
聯合國是主持正義的機構，相信你能夠理解我們的憤慨，你若為此事來與中國談判是不適當的，若是因為其它原因來華訪問，我們非常歡迎。
起草好的電報稿交到周恩來手裡，看過後，周恩來卻輕輕放在桌子上，反覆斟酌後，電報並未馬上發出。
中國遲遲未予回覆，引起美國等國的各種猜測。
而周恩來卻在思考，簡單擋駕哈馬舍爾德，確實可以表示中國的強硬態度。但這也是一個爭取哈馬舍爾德的機會，若能以此為機會，也許可謀求在外交領域取得更大突破。
12月16日，周恩來要求喬冠華重新起草兩份發給哈馬舍爾德的電報。一份要針對間諜案表明中方立場，這是中國內政，外國無權干涉。要求分發給除臺灣外的所有聯合國成員。
另一份要寫的簡短，寫三個意思。一，為了緩和國際關係，我們願意在首都北京接待你，與你談中國的和平問題；第二，關於你來電提到的間諜案，中國的立場詳見另電。第三，你何時來北京訪問？我們歡迎你。
1954年的中國剛結束抗美援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以及受其宣傳蠱惑的發展中國家都對中國抱有敵視或疑慮態度。中國為融入國際社會，正努力打破外交困局，使更多國家瞭解新中國，揭穿美國的惡意抹黑。
周恩來在邀哈馬舍爾德來華一事，不侷限於就事論事，而是站在全域性的高度，利用國際平臺發出中國聲音，宣傳中國主張，維護中國主權。
所以他決定摒棄僅僅在電報裡駁斥美國故意炒作間諜案一事。而是歡迎哈馬舍爾德到北京來，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向國際社會傳遞新中國愛好和平，反對霸權，反對侵略，譴責美國侵略臺灣的立場。
兩封電報於第二天發出。哈馬舍爾德立即回覆：期待儘快與您見面。
1955年1月5日，哈馬舍爾德到達北京。當天下午，周恩來就在西華廳接見了他，周恩來稱其為中國人民的新朋友，這讓哈馬舍爾德非常高興。
當晚，周恩來設私人宴會招待了他。在非正式會談中，氣氛非常輕鬆和諧。他們談的話題很廣泛，從聯合國的作用到美國的侵略政策，再到貧窮落後國家的發展，周恩來都廣泛介紹了中國的立場，與哈馬舍爾德進行了坦誠地溝通和交流。
哈馬舍爾德以前對中國知之甚少，透過與周恩來的交談，使他對中國的總理、對新中國的政權一反過去刻板的印象，而是有了全新的認識。
第二天正式會談開始。會議室裡在坐的還有章漢夫、喬冠華，以及法律專家周鯁生。
針對審判美國間諜案，周恩來鄭重重申中國立場，首先不接受聯合國在該問題上的決議，表明這是中國內政。
周恩來指出，這次會談雙方應從政治的角度來探討緩和由間諜案引發的緊張關係。指出炒作該案件本身才是美國的目的，美國是想達到詆譭中國、煽動國際反華、排華的效果。
周恩來還指出，聯合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態度很不公允。
但哈馬舍爾德卻避重就輕，轉彎抹角的將間諜與戰俘的概念進行轉換和捏合，基本上重複了美國的說法。
雙方你來我往，從事件的細節梳理到法律上的認定，都各自闡明瞭立場和觀點。
但結果確是在大部分問題上都很難取得一致，周恩來遺憾地說，“我們一致的見解竟這麼少，不同的看法卻比較多。”
為展示中國的善意及緩和會議氣氛，在最後一次會談時，周恩來主動提出，可以讓罪犯的家屬來中國探監，中國政府會提供必要的幫助。
哈馬舍爾德希望能得到幾張美國間諜在獄中服刑的生活照。周恩來答應下來。
從哈馬舍爾德的角度來看，他此行的收穫就是最後一次會談的成果。而站在中國的角度，中國在一系列國際問題傳遞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讓國際社會聽到了中國對國際事務的態度和聲音。
哈馬舍爾德離開中國時，外交部交際司將周恩來送給他的禮物送了過去。包括一個琺琅煙具、一套福建漆盤，還有四斤茶葉。
哈馬舍爾德返回後，很快公佈了中國政府允許犯人家屬探望的訊息。很多家屬感到非常高興，便欲啟程前往中國。但美國政府卻擔心他們編造的中國監獄虐囚的謊言被揭穿。
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便寫信給15個美國間諜家屬，阻止他們到中國去。同時，鼓勵他們向中國寫信，哄騙他們這樣可以儘早使親人獲釋。美國政府表面上是為自己的國民著想，可骨子裡卻全部都是政治上的算計。
事情並沒有結束，中美在日內瓦的兩個領事每隔一段時候就要約見並爭吵一次，美國千方百計想逼迫中國釋放美方間諜，中國卻要求美國不得為留學生回國設定障礙。
1955年7月13日，美國透過英國駐中國臨時代辦向周恩來轉達口信。建議雙方談判從領事級別升為大使級別。周恩來綜合考慮後，同意了美方的建議，決定由駐波蘭大使王炳楠擔任談判代表。
中國對大使級談判非常重視，周恩來親自安排了談判的方案和策略。並做了大使級談判之後開啟外長級談判的準備。
談判策略之一，是在談判之前，中國主動宣佈釋放另一起間諜案中的11名美國間諜。中國這一舉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但這裡面卻不包括唐奈和費克圖。
然而人們對大使級談判期望值過高了，雙方斷斷續續一談就是九年，卻沒有達成任何成果。
1971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關係出現重大轉機。基辛格提出釋放關押的唐奈和費克圖。考慮到二人在服刑期間表現較好，中國方面宣佈對二人進行減刑，費克圖即時釋放，當時已服刑19年14天。唐奈由無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需繼續服刑五年。
關於唐奈，尼克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公開承認，唐奈是中情局間諜。他在1972年訪華時，曾要求中方予以釋放。
1973年春天，唐奈的母親中風癱瘓，尼克松在公開場合呼籲中方出於人道主義，對唐奈實行赦免。中方做出了積極回應，在1973年3月14日提前釋放了唐奈。
至此，數度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這一間諜案徹底落下了帷幕。它既是特殊時期中美博弈的產物，也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條顯豁脈絡。
2021年11月17日，84歲的唐奈在美國去世。但他的離去並不意味著那段歷史會被永遠地湮沒和塵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