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數千年的風雨洗禮，北京城市輝煌依舊；數千年的歷史沉澱，北京文化歷久彌新。作為多個朝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歷史上發生過許多重要的廉政故事、湧現出眾多清廉人物，形成了獨特的廉潔文化。
北京國子監
浩然之氣 千秋凜然
老北京有句俗話:“大衚衕三千六，小衚衕賽牛毛。”意思是說衚衕太多，數也數不清。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衚衕中，古蹟傲然屹立。位於東城區的“三祠”官德教育基地，包括文天祥祠、于謙祠和袁崇煥祠，古聖先賢的嘉言懿行，生動詮釋了中華民族的先賢志士心繫家國、不畏犧牲的內在稟賦。
府學衚衕63號，一座面積近600平方米的兩進四合院古色古香。這是始建於明洪武九年的祭祀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舊址為文天祥被囚於元大都（今北京）時的土牢。
民族英雄文天祥，兵敗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嚴詞拒絕敵人的勸降。甚至元世祖忽必烈親自來到土牢裡勸降，許以丞相之職，他都毫不動搖，斬釘截鐵地說：“唯有以死報國，我一無所求！”
臨刑前，監斬官湊近說：“文將軍，你現在改變主意，不但可免一死，還依然可當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還說什麼鬼話！”說完，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義。生前，他留下一首撼人心絃的《正氣歌》：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死生安足論。”
文天祥忠貞愛國的精神隨著《正氣歌》的廣泛流傳，凝聚成浩然正氣，滋養著首善之區。
在東長安街南側的西裱褙衚衕23號，曾住過明代的“紀檢監察干部”于謙，這座四合院的學名叫“於忠肅公祠”，俗稱“北京于謙祠”。
于謙祠第一展廳內景 王慧梅/攝
于謙24歲中進士，不久就擔任了監察御史。明宣宗很賞識他的才能，提拔他為河南、山西巡撫。儘管他身居高位，但仍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
明宣宗去世以後，九歲的太子朱祁鎮繼位，是為明英宗。宦官王振專權，官僚作威作福。一時間，朝局混亂。于謙看不慣王振擅權，從不逢迎。為此，王振對於謙非常忌恨。
當時，地方官要進京朝見皇帝辦事，必須得先賄賂朝中權貴。于謙從外地回京時，他的幕僚建議他買些土特產孝敬京城權貴。于謙聽後，非常生氣。他甩了甩兩隻寬大的袖子說：“我就兩袖清風！這就是我最好的禮物！”
公元1449年，明英宗被太監王振慫恿率領大軍“御駕親征”，結果被瓦剌騎兵活捉，史稱“土木堡之變”。瓦剌鐵騎一路南下兵臨北京城，大明王朝命懸一線。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明景泰帝繼位，時任兵部尚書的于謙站出來主持大局，力主死守北京城，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北京保衛戰”。
後景泰帝病重，英宗復辟，他以“謀逆罪”將於謙殺害。抄家的時候，正屋關鎖得嚴嚴實實。但開啟來看，只有皇上賞賜蟒袍、劍器，家裡沒有多餘的錢財。
從此便有了“兩袖清風昭萬世，一輪明月耀三臺”的名聯，讚揚了于謙生平淡泊名利的高貴品質；也有了乾隆御書的“丹心抗節”匾額，昭示了于謙的一片忠心。
在於謙祠東南方向三公里處，是“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辭”的明末廉吏袁崇煥之祠堂。他曾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但因不得魏忠賢歡心辭官回鄉。
崇禎皇帝朱由檢即位後袁崇煥得以重新啟用。崇禎二年，袁崇煥率兵擊退皇太極。解了京師之圍後，魏忠賢餘黨卻以“擅殺島帥”“市米資敵”等罪名彈劾袁崇煥，皇太極又趁機實施反間計，袁崇煥最終被朱由檢以通敵叛國罪處以凌遲。
袁崇煥死後，袁家遭到抄家沒產，戶部將這些財產全部估價，發現一共不過千餘兩，僅相當於從二品官員兩年的歲俸。《明史》評述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毛澤東稱袁崇煥是“明末愛國領袖人物”。
時光荏苒、歲月不居，但文天祥浩然正氣以身殉志、于謙兩袖清風勇擔重任、袁崇煥清廉為官為國分憂的優秀品質，卻如同種子般在京華大地生根發芽，芳香四溢。
星星之火 百年流光
北京五四大街29號，紅色思想在這裡萌芽。
這座紅色磚牆、紅色窗欞的北大老校舍，經常被稱為紅樓、北大紅樓或沙灘紅樓的著名建築，靜靜地佇立在喧鬧繁華的街邊。如今，依託該舊址，這裡建成了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成為供黨員幹部和廣大群眾開展黨史學習的市級廉政教育基地。
北大紅樓是中國近代史上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進步思想的重要場所。五四運動中，這裡更是反帝愛國運動的策源地。
陳獨秀先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北大紅樓的展陳，展示了李大釗等在學術、文化、革命等方面的巨大貢獻，參觀者在觀看學習的過程中與新文化運動的先賢相逢，與“南陳北李”相知，與民族覺醒的偉大歷史程序共進，進一步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以此明志。位於文華衚衕24號的李大釗故居，講述著他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北方工人運動、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等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革命活動，傳頌著他崇廉尚儉、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同時代的人曾這樣形容他：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杉，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艱難。1927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卻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最終第一個走上絞刑架，英勇就義。
像李大釗一樣犧牲或安葬在北京的仁人志士還有很多。位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北京市全面從嚴治黨政德教育基地，是國內目前最著名、規格建制最高的園林式公墓，安葬著眾多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民主黨派領導人、愛國民主人士、著名科學家、文學家、高階工程技術人員、革命烈士、國際友人，是民族精神與國家榮譽的象徵之地，紅色資源數量最集中、最豐富、最有典型性。
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王荷波長眠於此。1927年11月王荷波由於叛徒出賣在北京被軍閥張作霖殺害，臨刑前唯一遺囑就是子女世世代代跟共產黨走，千萬別走與自己相反的路。
北平和平解放後，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決定對王荷波等烈士的遺骸重新安葬。經多方探查，人們在安定門外的雜草叢中收殮了烈士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隆重的移葬儀式，周恩來總理親臨主祭。
革命先賢的英雄事蹟好似永不磨滅的火種，燃燒至今。
廉潔之風 萬世永傳
泛黃的信箋，用毛筆、鋼筆、圓珠筆、鉛筆等寫就的手稿，有的字型靈動飄逸，有的娟秀端莊，有的剛勁有力，有的樸拙潦草……走進北京市廉政教育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就走進了一段段書信的流金歲月。
千餘封家書手稿，幾百幅老照片，日記、手札、票據，勾勒出中國傳統家書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也串聯起明末清初至21世紀，一個個普通中國家庭的溫情記憶。這其中，不乏一封封紅色家書。這些家書的作者有的為了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鮮血把家書染紅，為我們的黨旗、國旗和軍旗增添了顏色；有的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為黨、國家和人民軍隊的發展貢獻力量。由於這些家書質樸動人、真實可感，記載了當時的生活，反映了作者的心聲，成為了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廉政教育的生動素材。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用好紅色資源、講好紅色故事、搞好紅色教育，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的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北京市紀委監委繼續拓展全市黨史學習教育陣地，新增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等3家市級廉政教育基地，與原有28家基地一起，形成了“4+N”廉政教育叢集。
宋慶齡故居中用舊毛線編織的毛腿褲，冀熱察挺進軍司令部舊址陳列館中蕭克將軍租用群眾的舊木箱，李大釗故居中的手工軍棋、舊風琴和月薪表……一件件珍貴的物品，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歷經滄桑而不改的初心，體現著首都紅色資源中豐富的勤廉基因。2021年再版的《北京廉政教育地圖》系統生動展現了31家市級廉政教育基地，涵蓋全面從嚴治黨教育、黨史教育、古代官德教育、傳統家風教育等多個維度，透過深入挖掘首都紅色資源，為黨員幹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和廉政教育提供保障，促進全市黨員幹部廉潔從政意識不斷提高，全社會崇德尚廉氛圍不斷增強。
北京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堅持創新機制、創新平臺、創新表達，立足北京特色，深入挖掘城市蘊含的廉政基因，從思想源頭抓起，不斷增強宣傳教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說服力，營造不想腐的思想自覺，築牢黨員幹部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助力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讓廉潔之風吹遍首善之區。
北京市全面從嚴治黨政德教育基地
【連結】歪鍾變警鐘
在北京的大鐘寺古鐘博物館裡儲存著一口明代天啟年間的“歪鍾”，其鑄造於明代天啟丁卯年，通高170釐米，重452千克。鍾鈕為蒲牢鈕，肩部鑄有蓮瓣紋一週，鐘體成筒狀，鍾裙部外撇。區域之間鑄有鑄造年款和“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祝頌吉語。因鐘體上鑄有“司禮監秉筆太監魏忠賢虔鑄”的銘文，也被稱為“明魏忠賢銅鐘”。一件古代鑄鐘工藝“意外”產出的“殘次品”因何產生並被儲存至今？民間流傳著一個關於“歪鍾”變“警鐘”的傳說。
相傳，魏忠賢到西山遊玩時，發現了嘉靖年間大太監趙政所建的摩訶庵中懸掛著一口大鐘，質地純良，鐘聲悠遠。羨慕之餘，下令內織染局的掌印太監齊良臣為自己鑄造一口大銅鐘。鍾鑄成後魏忠賢就命人將它掛在東華門外，然後每天在宮中側耳聽鐘聲。可是，這口大鐘的聲音卻無法與摩訶庵鍾媲美。
明天啟七年秋八月，皇帝朱由校駕崩，朱由檢即位，年號崇禎。崇禎皇帝素知魏忠賢的罪行，在經過近一年的論罪、打壓之後，魏忠賢終被崇禎皇帝正法。人們本欲毀去那口魏忠賢鑄造的鐘，卻因有“鑄鐘如做人”的說法而將這口鐘儲存了下來。從此，將它作為一口警鐘用以警示後人，做人要“堂堂正正”。
經研究人員檢測，發現“明魏忠賢銅鐘”之所以是歪的，是因為鑄鐘時內外範套合時發生偏移，導致鐘壁一面薄、一面厚，鐘紐在鑄接時又沒能保持在鐘體上方的正中位置，所以這口鐘不僅形體“歪”，而且鐘聲也不如其他古鐘優美動聽。
【連結】傳牌稿：抵制腐敗風氣的“宣言書”
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55 歲的湖廣總督林則徐奉命赴廣東查禁鴉片，引起全國矚目。這天，正是他從京城啟程的日子。一向清正的林則徐深知官場的腐敗風氣，他思索良久，決定在臨行前正式啟用欽差大臣官印，向此行第一站——良鄉縣，提前發出一道公文《奉旨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傳牌稿》（以下簡稱“傳牌稿”）。
所謂“傳牌”，類似於今天的“通知”，就是上級官員向下屬釋出命令或作出指示的一種下行公文。林則徐把它稱作“傳牌稿”，還有文章急就而成的意思，也從側面反映出這件公文重要、緊急的程度。傳牌稿只有短短400餘字，但內容卻十分豐富、具體，從輕車簡從、自費交通、簡樸用餐、嚴管隨從、不搞攀比、關心基層、執行期限、嚴厲問責等方面為公務出行提出了嚴格的紀律要求。這些紀律要求，既規範了食、住、行等細節標準，又劃定了隨行人員的行為“紅線”，更是一篇遏制當時官場迎來送往、奢靡浪費等陳腐習氣的廉政“宣言書”。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傳牌稿中的話不是說說而已，林則徐從第一站良鄉開始，就以身作則，貫徹落實各項“紀律”。從林則徐日記中可知，他抵達良鄉的當晚，入住清代京師第二大書院——卓秀書院。良鄉縣嚴格按照傳牌稿的要求進行接待，沒有舉行隆重的迎接儀式，只安排兩名縣衙官吏在門口引匯入住，飯菜也很簡單。實際上，林則徐這麼做也是用心良苦：一則卓秀書院位於縣城東門外，可不打擾城中百姓生活；二則可與書院學子交流，便於開展調研，瞭解當地風土民情以及百姓對禁菸的看法；三則良鄉是出京首邑，歷來差役浩繁、供役甚多。明代良鄉縣令樊巍就曾訴苦說“寄語四方宦遊客，選官切莫選良鄉”，意思是良鄉縣人力疲憊、財力欠缺，奉勸想搜刮錢財的官員就不要到這裡來了。而林則徐明確將住宿地選在良鄉，就是用實際行動表明廉潔奉公的立場和決心。
卓秀書院復原圖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雜誌
作者：陳明 楊齊 黃媛媛
責編：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