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行的顏色是黃色，所以土德王朝的官員得穿黃袍，但這種黃既不是杏黃也不是明黃，按照漢朝的印染工藝，估計還做不出那麼鮮亮的衣服來，漢官的服色是赭黃，說白了就是土黃色。後來官員的袍服主色越來越多，越來越雜，甚至根據官品高低還必須使用不同顏色，赭黃就變成皇帝的服色了（但不和“朕”這個字一樣是獨享的），再後來皇帝改穿赭紅袍，到了清朝才改成了獨享的明黃。
漢朝終於確定了自己的德性是土德，大家改穿黃袍，那麼問題圓滿解決了嗎？問題還沒有解決，偏偏就在西漢差不多該結束的時候，突然又掀起一陣波瀾。而這股波瀾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震動，而且對後世千年都帶來深遠的影響，“始作俑者”就是劉向、劉歆父子倆。劉向本名劉更生，字子政，是楚元王劉交（劉邦的同父異母兄弟）的四世孫。
我們知道，漢景帝的時候爆發過“吳楚七國之亂”，當時的楚王是劉戊，因為參與造反，戰敗後走投無路自殺，但是景帝顧念著這一國出身良好，沒忍心廢藩，就讓劉戊的弟弟劉禮繼承了王位。劉禮往後又傳了四代，到了漢宣帝的時候，這一代楚王劉延壽又打算謀反，但比不上他叔祖爺爺，還沒等動手就陰謀敗露被迫自殺，楚國終於還是被滅了。
楚國被滅後，劉交一系的王子、王孫可還沒有死絕，終於出了個才華出眾而又忠心耿耿的劉向。漢元帝的時代，劉向出任宗正，也就是皇族事務大臣，漢成帝的時代，又任光祿大夫。後世給劉向戴上的帽子不少，包括經學家、目錄學家和文學家，他編寫過《別錄》、《列女傳》、《說苑》等好幾部書，可以算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劉歆是劉向的兒子，本身也是強人一個，不但文科成績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經研究過圓周率，還打算重新修訂又開始走樣的歷法。
這時候，西漢朝已經徹底由儒家一統天下，漢宣帝還曾經說過：“我家本來的制度，就是霸道和王道混著用，怎麼能單單鼓吹道德呢？那些儒生喜歡借古諷今，怎麼能夠重用呢？”可是到他兒子漢元帝的時代，就把老子的話徹底當耳邊風，崇儒崇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劉向、劉歆父子本身就是大儒，再趕上這一時代風潮，於是劉歆在修訂曆法的時候，就徹底採用了董仲舒的“三統說”，編成了一部《三統曆》，並且獲得官方認可，在漢成帝綏和二年（西元前七年）正式開始實施。
劉歆既然這麼崇拜董仲舒，本人在當時也算是一代儒家宗師，自然對本來由陰陽家們推算或者說編造出來的“五德終始說”不大滿意──竟然和“三統說”有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他就挖空心思去揪五德學說的漏洞，在父親劉向曾經基於同樣理由搞過的一些研究的基礎上，很快，劉歆就打了一個大勝仗，從而徹底埋葬了陰陽家們對官方德性學說僅存的一點點影響力。
漢儒和孔子之儒、孟子之儒是不同的。孔子曾經說過“敬鬼神而遠之”。孟子也差不多，他嘴裡的天、王道之類詞語都是虛的，從來不去追根究底。可是到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儒家卻吸收了大量方士和陰陽家的論調，開始講“天人感應”，也開始大範圍研究並大規模製造迷信了。劉向、劉歆父子作為董老宗師的徒子徒孫，當然也不能免俗，這父子倆都極喜歡“讖緯之學”。“讖”在當時主要是由方士們編造出來的，用語含糊，可以正著理解也可以反著理解，是一種反正怎麼說都能勉強說得通的語言；所謂“緯”，就是漢儒附會傳統儒家經書所新編的一系列教材，跟“經”書相對，所以叫“緯”。“讖緯之學”，說白了就是拿迷信往儒家理論上去套。
有人根據《漢書·五行志》的記載做統計，算出劉向父子所推測的各種天災人禍、靈異事件以及祥瑞預示，總共有一百八十二件，發表相關理論二百二十六則，是漢代儒生裡面玩得最歡的，別人就算坐飛機也趕超不了。放到現代，這倆人就是多年的老神棍，要再多拉幾個門徒就能發展成邪教。那麼這樣的父子倆，怎麼可能不痴迷五行、五德之類的言論呢？就算類似言論跟董老宗師的訓示有矛盾，他們也會盡量去加以修訂，而不會一棍子把五行、五德徹底打翻在地的。
所以劉歆不是直接判定鄒衍和他的徒子徒孫們全都錯了、“五德終始說”全面破產，而是拚了命地在舊書堆裡狂翻，外加拼了命地列算式推演，非得挖出根來。“五德終始說”哪一點有問題，只要修訂了那一點，就能讓五德、三統兩種學說完美地融合為一體，而不是像當年漢武帝的純行政命令那樣，硬生生把兩種學說給扯在一塊。
其實算起來，突破口大概劉向早就已經找到了，但最終完善這一套全新的融合理論的，還得算是劉歆。原來，他們父子倆在苦研《易經》的時候，猛然間發現了一句“帝出乎震”，越琢磨越不對勁。陰陽家們都說第一代人主是黃帝，論德性也是從黃帝開始論，可是根據五行學說，黃帝的位置是在中央，屬土，而八卦裡的震位則指的是東方，屬木，這不矛盾嗎？於是劉向父子趕緊又去翻董仲舒的著作，在字裡行間，終於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原來是陰陽家們搞錯了，董老宗師可始終都沒錯，只是沒說清楚而已。
他們推算出來，原來“帝出乎震”的“帝”並不是指黃帝，而是伏羲，因為伏羲一向是位於東方的，所以“炮犧（伏羲）氏始受木德”。劉歆經過長時間的鑽研以後，給出的最終結論是，“五德終始說”理論上是對的，但在具體研究上卻走歪了——果然相關天道之事，還得我們儒生來講，陰陽家們學藝不精，摸著了門卻走錯了道。
首先，德性該從伏羲開始算，而不是從黃帝開始算，伏羲的時代應該在黃帝之前。其次，鄒衍說德性是“五行相勝”，也就是說五德的排序向來是後一個德克了前一個德，這從根本上就存在著問題，應該按照董仲舒老宗師說的，“五行相生”，也就是說五德的排序從來是前一個德生出了後一個德來。因為漢宣帝還說“霸道和王道混著用”，從漢元帝開始就光說王道了，王道王道，哪能那麼血淋淋地一個克一個呢？我們得溫柔敦厚一點，得和諧一點，舊王朝滅亡不是被新王朝給克掉的，而是歷史使命終結，自己嚥了氣的，正統新王朝的誕生，那都是順應德性而生，根本就不該有暴力。
當然，事實就是事實，理論終究是理論，理論總有跟事實不太相符的地方，有些人是順著事實修改理論，有些人則順著理論修改事實——劉向父子就屬於後一類。他們推算來推算去，還是發現有漏洞，最後只好把張蒼的舊說法又給提了出來：秦代不以德治國，而是以嚴刑峻法治國，所以沒有資格算“德”國，只能叫“閏統”。閏就是額外多出來的，比如閏年、閏月，所以秦朝是額外多出來的，計算五德輪替，不能算到它頭上。
再者，按照“三統說”，正統王朝就該定十一月、十二月或者一月為正月，秦朝卻偏偏定十月為正月，不正是說明它不正統嗎？於是基於這些認識，劉歆在《三統曆·世經》中，把鄒衍和董仲舒的理論框架都擺上去，然後合而為一，重新設計出一個更為恢宏的德性世系表。在這個表裡，伏羲是當仁不讓的第一位，他上承還沒有建國的鑽木取火的燧人氏，應該算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於是炎帝就是火德（他還順便敲定了炎帝就是神農氏）；接下來火生土，黃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這種規律往下一路推演過去，顓頊帝以水德承金，帝嚳木德承水，唐堯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湯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時候，水生木，於是周代就是木德。秦代忽略不計，那麼漢朝直接繼承的是周代，木生火，漢朝理所應當該是火德（準確地說，秦並沒有被忽略不計，但級別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這麼一來，當年高祖皇帝斬白蛇起義的事就徹底歸位了，這才是上天最準確的預兆。漢朝是火德，所以劉邦是“赤帝子”，嚴絲合縫，理論和“事實”絕對一一對應，分毫不差。劉歆的“新五德學說”，就此熱騰騰出籠。當然，劉歆這一套花樣也並不是毫無漏洞的，比如董老宗師曾說商朝“正白統”，那就該是金德，周朝“正赤統”，那就該是火德，新王朝即漢朝“正黑統”，那就該是水德，怎麼到劉歆卻變成了商朝水德、周朝木德、漢朝火德了呢？原來他乾脆把三統的顏色和五德的顏色拆分了。後來有本叫《春秋感精符》的緯書裡就解釋得很清楚——
周朝以木德稱王，火是木之子，所以用火的赤色；商朝以水德稱王，金是水之母，所以用金的白色；夏朝以金德稱王，水是金之子，所以用水的黑色……好嘛，三統和五德這一混搭，問題搞得更復雜也更混亂了。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劉向、劉歆父子這一套新理論不能說是對還是錯，還有鄒衍的原始“五德終始說”，就好比一個是美式足球，一個是英式足球，反正都不是天地自然生成的規律，而是人為造出來的理論。不過在當時，這卻是關係到一個朝代體面的大事。
想當年漢朝從水德改成土德，就費勁地花了一百多年，這還幸虧撞上一個正打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思想領域建立全新秩序的漢武帝，才最終拍板。如今又過了近一百年，大家穿黃馬甲也穿習慣了，沒理由再輕易相信什麼“漢應火德”的說法。所以劉歆是拼命鼓吹，但是朝廷堅決不點頭，下面也沒多少人跟著起鬨，這件大事就這麼幹脆地被晾在了一邊。
倘若劉歆是個沒野心沒慾望的老好人，大概他的新理論也就跟當年賈誼給漢文帝要求改德的上奏一樣，就此被掃進朝廷的垃圾堆，至於以後還會不會有公孫臣、司馬遷之類繼續高舉革命大旗的人再給翻出來，就實在說不準了。然而劉歆堅決不肯放棄——這套理論要是被官方認可，自己就比“談天衍”還能談天，是承繼董老宗師衣缽的當代第一大儒。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朝堂上全是一群不識金鑲玉的人，自己還得把這學問賣給真正有眼光的人物。於是劉歆到處遊說、打點，最終還真被他找到了一個知音，並且這知音沒多久就一步登天掌握了朝廷的實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