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如果沒有清朝，而是讓明朝或一個漢族政權延續到19世紀，那麼中國的情況要好得多，或者說至少要比清朝好。
要知道，清朝之所以落後，除了朝廷腐敗無能之外，更主要的是觀念落後。從皇帝到大臣，從士大夫到普通百姓，對其外部世界不僅缺乏必要了解，也缺乏瞭解的興趣。結果在與西方發生衝突時，完全不知如何應付。完全是在西方的一次次打擊下，才被迫放開思想和眼界。
而且，由於對世界缺乏瞭解，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總是走極端，從盲目自信到盲目崇拜，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崇日崇俄，中國人幾乎始終沒有客觀冷靜地看待西方，因而釀成了日後各種錯誤與悲劇。
中國出現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朝造成的。清朝是個異族政權，這在漢人士大夫眼中就是原罪。如果滿人放開思想控制，哪怕只是放開學術自由，清朝的合法性就會遇到危機。所以，清朝對讀書人的控制極為嚴酷。特別雍乾時期的文字獄，迫使當時的讀書人不得不遠離現實，只能用考據來消磨精力。這造成清朝的思想文化始終是內斂的、保守的。
莫談國事，隔牆有耳
再者，滿人在入關之前，文明程度很低，根本沒有治理大帝國的經驗。入關後，他們只能求助於漢人的統治制度，以及其背後的思想基礎——儒家思想，而在各派儒家思想中，邏輯嚴密、推崇自律、強調綱常的程朱理學，顯然更適合滿人進行統治。所以，滿人在把儒家思想中民族主義成分閹割（或者說是異化）後，將其定為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
例如，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把翰林院諸官召集到豐澤園，以《理學真偽論》命題考試，試畢，康熙歷數假道學言行不一的諸多劣跡，隨後說：“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也就是說，以忠誠為本的理學家才是真正的理學家。由此不難看出，康熙眼中讀書人歸根結底是要以忠誠為本，嚴格遵守現有的政治秩序和倫理綱常。
再如，1740年（乾隆五年），乾隆下詔說：
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此外，清朝皇帝為了顯示合法性，淡化異族統治者的身份，也特別重視宣傳和貫徹程朱理學，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做到了以身作則（這一點很像日耳曼蠻族摧毀羅馬帝國後，對基督教的狂熱）。
因此，清朝統治時期，原本在明末已經出現頹勢的程朱理學重新捲土重來，並以更強硬的姿態控制著人們的思想。與此相應，儒家思想中那些消極因素，如因循守舊、退化史觀、農本主義、夷夏大防（被異化的）、保守排外等等，也大行其道。
這股風氣一直持續到清末，雖然在乾嘉年間漢學興起，挑戰宋代理學，但也僅限於學術之爭，而在其他方面依然是“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下，清朝的各項政策幾乎都表現出內斂和保守的特性，如輕視商業、輕視市民社會，閉關鎖國等等，而這又加劇了中國人的思維僵化和無知。
因此，到了清朝末年，儘管朝廷已經無力進行嚴格的思想控制（相對而言），可為時已晚。廣大民眾長期處於與思想封閉狀態，對外界一無所知。雖然有一些先知先覺者振臂高呼，要求進行近代化改革，但未經啟蒙的民眾普遍還是義和團式思維。
相比之下，一個漢人王朝就要好得多。漢人王朝的統治者和人民間沒有民族矛盾，而且中國的政治哲學又認同改朝換代，對血統出身看得並不太重。只要不是以夷變夏，只要能建立穩固的王朝，就會被認為是天命所歸。
由於沒有合法性原罪，漢人王朝往往沒有那麼強烈的動機去嚴控人們的思想，以維護自己的正統地位。
以明朝為例。明朝自中葉開始，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就已經大為減輕。程朱理學雖然仍是官方意識形態，但已現頹勢。民間思想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王陽明的“心學”大放光芒，王艮、李贄等人的思想也廣為流行，風頭上完全壓倒了官方思想。
並且，這些新思潮的興起絕不僅僅是學術之爭，而是帶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解放。例如，王艮指出，孔子“亦人耳，胡萬世之稱聖耶？”馮夢龍借小說人物之口強調：經商求富也是本業，也是正經。這種質疑傳統權威和重視現實生活的言論，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有很多相似之處。
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明朝的思想解放是一個由民間產生的社會運動。它既有知識精英的參與，也有深厚民眾的基礎。這種社會自發形成的思想解放，要遠遠強於以後清朝和民國那些由朝廷強行推動或由中外上層精英刻意引導的所謂的“國民性改造”。
在明亡後，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甚至提出了“批判君主制”、”限制君權“、“主張鄉校議政”、“工商皆本”等類似西方資產階級的主張。這些言論放到當時的西方世界，都不算落後。顧炎武、黃宗羲等之所以能提出這些主張，固然是受了明亡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明末的思想解放，他們也很難到達如此高
由於思想解放，明朝統治者和士大夫對外部世界普遍採取一種開放寬容的態度。海外貿易興起，西方的科技、宗教、武器等都傳入中國。如果你讀一讀西方的漢學史，就會發現，當時到過中國的西方人，對中國的文明和包容，普遍都持褒揚、推崇態度，這在後來還催生了西方的漢學熱。
更為重要的是，明朝的市民社會也在蓬勃發展。讀過《三言》的人都能體會到（沒讀過《三言》，《西遊記》也可以），明朝市民文化的欣欣向榮。追求愛情、追求自我價值，婦女解放，經商求富 、學習技術、創造新產品、越洋探險等等，已經不再是離經叛道和不務正業，而是被廣大民眾接受的生活方式。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中國與西方始終保持著較為廣泛的接觸，民眾和知識分子對新事物都抱有興趣，西方的先進武器和科學知識也能比較順利地傳入中國。
如果這種狀態能持續到19世紀，那麼當中國面對西方時，肯定不會像清朝那樣狼狽不堪。
中國地處東亞，與西方距離遙遠，無論是英國還是俄國都無力迅速控制中國，中國必然有時間對外來文明作出反應。此外，中國不是一個神權國家，沒有宗教的條條框框，而且中國人聰明好學，勤奮務實。如果中國人能早些睜眼看世界，能少走些彎路，那麼中國人肯定能趕上西方。這一點只要看看中日韓在走對路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能深有體會。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和李時珍的《本草綱目》
《徐霞客遊記》和徐霞客旅行路線圖。明朝人在科技、工藝、水利、植物、醫藥、地理等領域取得的成就，放在當時的世界都不落後，有的甚至還處於領先地位。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明朝的知識分子有興趣去研究這些學問。反觀清朝，清朝在乾嘉年間也出現一段學術黃金期，但知識分子卻都在埋頭考據。
當然這種假設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任何王朝都有缺陷，都會經歷各不相同的偶然事件。明朝在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的聯合夾擊下，滅亡了，而清朝崛起了。此後明末的思想解放戛然而止，保守和封閉再次籠罩中國。這就是歷史，誰也無法改變。
P.S. 我不是皇漢，也不討厭滿族。但清朝是個以少御多的封建王朝，其統治必有私心，這是造成清朝和中國後來這種悲劇的主要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