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是奇葩，卻是真的，明朝皇室宗親太多，吃垮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也是明朝滅亡的領路人之一。
老地主朱元璋因為出身貧苦，深知吃不飽飯的疾苦，他好不容易打下了這個天下，自然希望朱氏子孫可以安享生活，最擔心的事就是怕子孫吃不飽飯。因此，在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規定了諸王公主的歲貢之數：
“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絲三百匹，紗羅各一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
“親王子，男未受封，每歲支撥絲一十匹，紗一十匹，羅一十匹，絹三十匹，夏布三十匹，木棉布三十匹，綿二百兩。”
除了這些實物賞賜外，還有封田。諸王所生之子，滿了十五歲的時候就可以獲得六十頃（一頃地等於五十畝）的賜田，作為永業田使用，並且永世免除租稅。除此之外，但凡舉辦婚禮、葬禮、造宮殿、擴建房屋，甚至是儀仗隊、護衛、官員等，也全部由朝廷按照標準來支取。
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老地主朱元璋對自己的子孫的生活是非常關心的。因此，朱元璋在世之時基本上將明朝的各種規章制度從大到小都安排的穩穩妥妥，甚至包括對於後代的待遇也都安排的穩穩妥妥。
不過，這個規定，也讓 超過一百萬的大明朝皇室，用優厚待遇，最終吃垮了明朝。
明朝皇室過於龐大佔用國家各種資源太多，是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明初，藩王數量還不多的時候朝廷供養這些藩王還是綽綽有餘的。
朱元璋分封諸子於各地，想要守衛江山，但是有句話說得好，飽暖思淫慾。吃飽喝足而又無所事事的明代諸王只好尋找方法發洩精力，如生孩子，加上中國人傳統多子多福的想法，因此導致了明代皇族人口暴增。如弘治時期朱鍾鎰的子女就高達九十四人。嘉靖年間的禮部尚書梁材曾經統計過相應的資料，大體上是這樣的：
“洪武年間，如山西初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並儀賓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員，共歲支祿米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六石零。”
面對這種日益嚴重的宗室侵佔國家資源的情況，朝廷也想過去解決，也提出了相應的辦法，如限制宗室人數、減少俸祿數額、甚至允許部分宗室去發展副業自己養活自己。政策雖然實行，但是在強大的宗室勢力和“祖宗之制”的影響下，這些改革措施很難貫徹實行下去。
同時在宗室內部也出現了兩極分化的情況，關係親密、力量強大的宗室往往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有一些小宗室如靈丘王等竟然出現了多年拿不到祿米的情況。福王朱常洵就是我們所說的飽受寵愛的大宗室。
明中葉後，對於土地的買賣限制也漸漸放寬。諸王的田莊規模透過皇帝賞賜、本人乞求、民眾獻地、巧取豪奪等方式也不斷擴大，甚至有的擴大到了上千頃甚至上萬頃的規模，很多土地也是被這些宗親貴族所霸佔的。在河南就有發生這樣的事情，據記載：
“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莫中江先生嘗雲：‘中州地半入藩府’。”
在天府之國，四川平原上一樣出現了這樣的事情。當時四川巡按孔貞一就上奏報告說：
“（成都之田）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
被做成“福祿宴”的福王朱常洵設立田莊後對待平民百姓的態度更是惡劣不堪，曾有記載說：
“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另外，在明後期有一些藩王將設立店鋪作為增加收入的手段，這種掙錢很多時候並非是正常的商業買賣，而是一種利用自身特權而撈錢的方式。我們提到的福王就是這樣一位“商業奇才”。福王掙錢的方式是開鹽店，據記載：
“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要求輒數倍。”
“多行不義必自斃”。朱元璋為自己的子孫後代設計好了未來，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子孫後代的貪婪與索取。這些貪婪與索取建立在普通百姓的痛苦之上，導致一批批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最終引起百姓的反抗，最終讓明朝滅亡了。
可見，由於明朝皇室經過不斷的繁衍生息，到明朝末年時，皇室人口已經超過百萬，皇室成員不能外出自立更生自謀生路，皇室成員的吃喝穿戴全部由國家直接供給，皇室成員又儀仗各項特權胡作非為，大肆勒索老百姓，引起民變，激化社會矛盾，這成為了國家的一個沉重包袱，也是促進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