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6日夜，一代大師徐悲鴻已經身在彌留之際，除了交代一些必要事項外，他還再次表達了對於劉海粟被任命為華東美專學院院長的強烈不滿，言語之中，流露出兩人之間深深的隔閡。

徐悲鴻和劉海粟同為我國近代美術史上的巨擘，只不過分屬於不同的流派，徐以畫馬而聞名，推崇寫實；劉則主張印象派，擅長描繪山水。有趣的是，這兩人雖都馳騁畫界，但卻因事生隙，明爭暗鬥了一輩子，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在兩人糾纏不休的背後，原因並非全是出於藝術理念的分歧，其實，徐劉之間的恩恩怨怨，早在求學之時便已埋下。

少年英才，16歲成美院院長

劉海粟與徐悲鴻第一個不同的地方，便是出身。

劉海粟自幼家境優渥，父親早年曾經在清朝做官，後來清廷衰弱後，便轉投了商業，開了一家錢莊，歷經多年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財富。

劉母出自書香門第，祖上曾經是聞名遐邇的學者洪亮吉。正是在母親的教育薰陶下，劉海粟自幼便對美術產生了興趣，而且經常出沒於一些畫館，觀摩學習技藝，這些都為他日後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相比之下，徐悲鴻的出身實在是貧寒，父親徐達章是一位私塾先生，能詩文善書法，同時也會一些繪畫技巧，常常給他人作畫，以補貼家用。

徐母則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一家生計全靠父親一個人維持，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徐悲鴻便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

不過，徐劉兩人的人生，都在十幾歲時，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並且正是在這期間，兩人產生了交集，只不過這份交集，卻成了日後他們決裂的開端。

劉海粟10歲時，在父親的幫助下，進入到父親好友譚廉開辦的繩正書院讀書。在這裡，劉海粟開闊了視野，並對西方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譚廉將他引薦到周湘開設的畫館，劉海粟也從此開始正式接觸西方繪畫。

在學習幾年後，劉海粟回到常州，開設起了畫班，但由於沒什麼拿得出手的作品，除了幾個親戚家的孩子來學習外，根本沒能招收到學員，況且此時的劉海粟，也是一邊學習一邊教學。

這樣的生活過了兩年，劉父劉母為兒子說了一門親事，但劉海粟早已對錶妹楊守玉傾心。為了躲避包辦婚姻，劉海粟一個人跑到了上海，並準備遠赴日本留學。劉父為了不讓兒子遠渡重洋，迫於無奈，便答應了劉海粟學畫的要求，並且給了他200塊銀元。

可劉海粟用這筆錢，與好友烏始光、張聿光共同創辦了一所美術學校，並以“上海圖畫美術學院”為名開始招生，劉海粟出任校長。這所學校後來改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也就是如今南京藝術學院的前身。

這一年，劉海粟不過16歲，從出生到這時，除了包辦婚姻，劉海粟的人生過得可謂是一帆風順。但是反觀同時期的徐悲鴻，可以說過得有些貧苦不堪了。

徐悲鴻在17歲之前，隨父親輾轉於各個鄉鎮，專門為有需求的人寫字畫畫，以此賺取薄利。這日子雖苦，卻豐富了徐悲鴻的閱歷，開拓了藝術視野。

17歲那年，徐悲鴻決定外出闖蕩，他帶著家中絕大部分積蓄，隻身來到上海，正是此次上海之行，讓兩人碰上了。

初到上海，徐悲鴻一邊賣畫，一邊尋找著能夠繼續學習的機會，直到他在《申報》上，看到了上海圖畫美術院的招生資訊。

對西方繪畫同樣感興趣的徐悲鴻，當即帶著家當報了名，只不過當他來到學校時，卻發現這裡與想象中的大相徑庭：學生壓根沒幾個，教師也都沒聽說過，甚至連校長，都是個比自己小一歲的青年。

起初，徐悲鴻沒有十分在意，還是交了學費留了下來，但是在上了幾天課之後，他才發現，學校的教學理念與自己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馳。

比如，劉海粟在課堂上使用人體模特教學，而這在徐悲鴻的觀念中，與中國傳統藝術大相徑庭，他本人也不推崇這種方式。所以沒過多久，徐悲鴻覺得學不到任何東西，便收拾行李離開了學校。

此後，徐悲鴻對這段“上當受騙”的經歷閉口不談，而對於他的不辭而別，身為校長的劉海粟，還專門派人尋找，只不過沒得到結果罷了。

在徐悲鴻離開之後，劉海粟繼續專心辦學。

因為當時是20年代前期，儘管在當時封建王朝已經被推翻，但是人們心中的封建意識仍然像一把牢不可破的枷鎖，深深地架在廣大社會群眾的身上。

劉海粟在課堂上大量使用人體模特教學，與人們心中的傳統觀念背道而馳，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響。為此，上海一名女校校長，特地寫了一篇文章，抨擊劉海粟之“罪狀”，並向教育局舉報，劉海粟也因此被冠上了“藝術叛徒”的“罪名”。

藝術觀念的衝突，或許也是徐悲鴻離開美院的原因之一，但是真正導致兩人然後決裂的，另有其他原因。

水火不容，爭鬥不休

徐悲鴻離校後便回到了家鄉，後來又赴法留學，在巴黎觀摩研究，學習西方藝術。在法留學期間，徐悲鴻認識了嶺南畫派的代表人物高建樹，在藝術上得到了諸多指點。更重要的是，徐悲鴻還結識了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並且在康有為的影響下，確定了自己的創作思路。

正是在康有為“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藝術觀念影響下，徐悲鴻堅定地認為，只有唐代畫家吳道子、閻立本等人的寫實繪畫，才具有中國畫的精深奧妙之處。這讓徐悲鴻更堅定地認為，劉海粟是藝術中的異類，也更加深了兩人之間的矛盾。

當徐悲鴻回國後，他的名氣逐漸在畫界流傳開來，不斷有人上門，高價請其作畫。

劉海粟作為商賈之後，他敏銳地發現，可以利用徐悲鴻的名聲為自己的學院宣傳，以此招收更多的學生。

於是，劉海粟開始對外散佈自己和徐悲鴻的過往交集，這些舉動讓徐悲鴻不勝其煩。

不過徐悲鴻起初並沒有過多計較，直到1932年，一則關於兩人的介紹，徹底點燃了徐悲鴻的憤怒。

當時，上海一家久負盛譽的報紙，專版介紹了當時國內幾位當紅畫家，而在徐悲鴻的專欄裡，赫然印著“徐悲鴻師從劉海粟”的字樣，這直接引爆了徐悲鴻積蓄已久的怒火。

徐悲鴻當即發文，炮擊劉海粟創辦的不過是一所“野雞大學”，劉海粟本人則更是被徐悲鴻形容為“流氓西渡，惟學吹牛”的畫壇敗類。

由於劉海粟之前被冠以“藝術叛徒”的字眼，此番又面對徐悲鴻的炮轟，自是氣不打一處來，當即撰文回擊。

在文中，劉海粟指責徐悲鴻自視過高，目中無人，美院已創辦十幾年，師資學生遍佈全國，不是幾句汙衊便可抹殺的。

此後，徐劉二人的交戰持續不休。徐悲鴻甚至稱“劉海粟的畫功與其名氣不符，再深造十年，也不能和自己相提並論”，劉海粟本想回應，礙於蔡元培等人出面勸說，才勉強平息了這段口誅筆伐。

但仇恨的種子已經深埋，又怎麼會輕易化解？所以，即便是有不少人從中斡旋，也始終沒能徹底解開兩人結下的恩怨。

其實，徐悲鴻的妻子廖靜文，後來在談起這件事時，曾這般說到：“悲鴻看到廣告上說，上海圖畫美術院有很好的師資力量和裝置，便報了名。後來他告訴我，那時一共不到十個學生，甚至連石膏模型都沒有，就拿一張印出來的畫掛在牆上，讓他們臨摹。因為什麼都學不到，不到兩個月，悲鴻就走了，錢也不能退，他都沒有見過劉海粟。”

從她的話中，我們可以得知，徐悲鴻確實是上當受騙了。劉海粟的行為，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赤裸裸的虛假宣傳，也難怪徐悲鴻如此生氣，畢竟本就不多的積蓄，幾乎全部賠光在了這裡，而且什麼也沒有學到。

抗戰爆發後，徐劉各自迎來了藝術生涯的巔峰。徐悲鴻在重慶創作了一大批愛國主義作品，劉海粟也在此期間，創作出諸多作品。

在整個抗戰期間，受到時局的影響，徐悲鴻和劉海粟之間的爭鬥也逐步放緩。全國人民上下一心投入到抗戰中，似乎沒有心思關注兩位藝術家。

“漢奸”之名，從何而來？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美術教育事業終於得以再度發展，彼時，以徐悲鴻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流派，在國內的美術教育中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劉海粟所推崇的流派，則不被視為主流，而且此時，他所創辦的學院已經被兼併。

隨著美術教育事業的重新開始，徐悲鴻和劉海粟之間的矛盾，再度被激發。

1953年，當文化部計劃委任劉海粟擔任華東美專校長時，徐悲鴻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為此他寫了厚厚的檢舉材料遞交文化部，並且稱呼劉海粟為“漢奸”。

徐悲鴻在寫給周揚的信中這樣寫到：“周揚先生，前幾日，我為抗議漢奸劉海粟出任華東美專校長曾與先生面談”，“周揚部長，今日先生召開座談會，令劉海粟檢討，我以為應當讓他坦白上海淪陷期間，與日本人勾結之往事”。

而事實上，劉海粟的“漢奸”之名，如今也沒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說法，不過在抗戰期間，劉海粟作為一箇中國畫家，曾多次藉助手中畫筆，來表達心中的愛國熱忱。

早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劉海粟就曾有感而發，揮筆創作了《虎踞圖》，表達了他希望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願望。一年後的淞滬會戰打響後，劉海粟還特地畫了一幅以“八百壯士”為原型的《四行倉庫》，這件事也是去年上映的電影《八佰》的歷史原型。

上海淪陷後，劉海粟還曾經帶領美專師生，舉辦了“上海美專師生救濟難民書畫展”，將籌集到的資金悉數捐獻。此外，劉海粟還於1940年1月，在雅加達舉辦了中國畫展，並將籌集資金透過華僑總會，寄給貴州紅十字會，用於支援前線抗戰。

這都表明，劉海粟在當時是積極抗日的代表人物，但為何徐悲鴻在文書中，言之鑿鑿地稱他為漢奸？

其實，徐悲鴻的言論，並不是完全毫無根據的，其中大抵有兩個原因。

首先，在1945年，《新華日報》曾刊印了一則《文化漢奸名錄》，劉海粟的名字赫然排在第六。

另一個則是在1943年11月30日，劉海粟於上海舉辦畫展。而這次畫展的承辦者是汪偽政權的張一鵬，出席的嘉賓也以日軍和出賣國家的漢奸居多。

除此之外，在舉辦畫展之前，劉海粟從南洋趕回上海，乘坐的是日本提供的軍用飛機，這也被認為是他與日本人勾結的佐證。

甚至後來連劉海粟的結婚典禮上的主持人也是漢奸陳彬和，且當中也有日本人的參加。

但是根據劉海粟回憶：“日本人要用飛機把我送回上海，我一直在鬥爭啊，但是還是被迫接受了，這裡誤會很多，我不管的，隨他們去說，而且我結婚時沒有邀請他們，結果他們反過來請我吃飯。”

其實這些事並不難理解，因為日本人在扶持汪精衛建立汪偽政權後，需要物色一批能人志士加以利用，劉海粟可能正是他們選中的人之一，因此才會主動與他接觸，透過為其舉辦畫展、主持婚禮等方法，意圖收買，而這些在外人看來，便是實打實的漢奸“罪證”。

除了把劉海粟當作是“漢奸”之外，徐悲鴻在擔任美協主席期間，只要在工作上遇到有關劉海粟的事項，幾乎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例如，1953年第二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在各省上報的名單中，上海的名單裡排名第一的就是劉海粟。

當徐悲鴻看到劉海粟的名字後，馬上提出抗議，拒絕劉海粟參加代表大會。在徐悲鴻看來，讓昔日的“漢奸”來擔任文藝界代表有所不妥。

總之，徐悲鴻和劉海粟之間的關係一直如同水火，並且一直持續到徐悲鴻去世，都沒有緩和半分。

坊間曾有訊息稱，周總理曾親自出面調解過二人之間的矛盾，但是並未奏效，也有的傳聞稱，劉海粟在接到文化部的任命後，曾經主動找到徐悲鴻講和，但是被徐悲鴻拒絕。

但畢竟這些真實性都無從可考，我們只有從現有的資料中得知，徐悲鴻和劉海粟之間的恩怨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哪怕是悲鴻生命垂危之際也要發表抗議，這足以說明兩人隔閡矛盾之深，以至於誰也不能原諒誰。

回過頭再來看，除了徐悲鴻對劉海粟將他稱之為學生而不滿外，兩人在法國留學期間的經歷，這也是後來深化兩人矛盾的原因之一。

前文已經提到，徐悲鴻山留法期間，觀摩研究了大量西方繪畫，但是最終還是堅定寫實主義，並嘗試將西方寫實引入國內。

與徐悲鴻不同的是，劉海粟在留法期間，雖然也深感西方藝術的魅力，但是劉海粟更傾向於和中國寫意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印象派、抽象派，他認為這種相似可以促進中西美術的融合，從而誕生一種新的藝術流派。

於是，劉海粟在旅歐期間，大力推廣中國畫技法，還曾與畢加索等著名大師交流，可以說劉海粟為中國藝術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此外，劉海粟可以稱得上是影響了近代中國美術史走向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個在我國使用人體模特教學的畫家，後來又將西方的印象派、抽象派引入國內，推動了我國美術事業的發展，並且在以傳統寫實為主要流派的中國美術界，拓開了以寫意為核心的畫法，這一點在我國近代美術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

徐悲鴻和劉海粟在對於西方繪畫的理解上，有極大的不同，前者堅持寫實主義，後者推崇印象派、抽象派。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似乎兩人註定不會站在同一條道上。

徐悲鴻去世後，劉海粟曾撰文悼念，即便兩人之前水火不容，但劉海粟還是在文中坦言道：徐悲鴻的去世，是中國美術界的一大損失。

從現在的角度上來看，徐悲鴻和劉海粟的恩怨，更多的成分是私人恩怨，藝術的成分佔比不多，因為藝術本就是多樣化的，而且西方藝術和中國藝術本就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藝術作品或許有高低之分，但是藝術的表現形式是無法對比的，藝術是包容性的，藝術家更當如此。

1994年，在徐悲鴻去世41年後，98歲的劉海粟與世長辭，這段中國美術史上的一段恩怨糾葛，徹底畫上了句號。當年兩人的那些明槍暗箭，如今早已變成一段故事，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