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宣宗宣德七年農曆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432年3月29日，本日清明節），皇帝朱瞻基宣召“三楊”之一的西楊、大臣楊士奇到文華殿。
其時，朱瞻基諭示：
“記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二月，曾和您在南齋宮談論過對天下寬大體恤之事。現在，兩年已經過去了，民眾不是又有需要寬大體恤的事了嗎？”
楊士奇上奏道：
“民眾確實有需要朝廷寬大體恤的事體。就只說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所確定的官田減少租稅數額一事，皇上的聖恩已經下達、朝廷的詔書已經明確、廣大的民眾也已經知道，戶部卻擱置此事，不予執行；時至今日，仍舊按照原來的數額徵收租稅，普通民眾因而蒙受冤屈、對此怨恨不已。”
何謂“官田”？
所謂“官田”，乃與“私田”相對，即由官府組織耕種或由民戶承種而繳納官租的田地。
官田為國家所有，不準私人買賣。
明代官田的名目很多：除屯田、莊田、百官職田、學田之外，還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牧馬草場、牲地等。
官田租稅一般明顯重於同等私田。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以後，官田多私下買賣，官府失控，官田與民田的租稅數額逐漸均等。
至明朝末期，官田與民田的差別已基本消失。
聽楊士奇這麼一說，朱瞻基發怒道：
“可以治戶部的罪了！”
楊士奇上奏道：
“這是因襲舊習所造成的弊端，永樂（明成祖朱棣年號，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末年的大多數時候，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當年，（朱）高煦造反之時，將夏原吉列為奸臣之首，就是無中生有地用這件事來誣陷他的。”
這裡，簡單說一下楊士奇提到朱高煦與夏原吉的相關事體。
朱高煦，朱棣次子，明仁宗朱高熾同母弟，其母為仁孝徐皇后。他曾隨朱棣起兵，進行所謂的“靖難”，其間屢立戰功。朱棣即位後，他被冊封為漢王，但不肯就藩，並多次謀取太子之位，均未果。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他被強令就藩於樂安州，仍不悔改。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他起兵造反，在朱瞻基親征之後投降，被廢為庶人，囚禁在西安門內，後被覆於銅缸之下活活燒死，其子相繼被殺。
當日，朱高煦造反之時，也是和他的父親朱棣一樣，以“靖難”作為藉口，釋出檄文，列舉各位大臣的罪狀，將夏原吉列在第一位。
夏原吉之所以被朱高煦列為“奸臣”之首，按照史料分析，原因之一就是：永樂末年，朝廷對民眾有寬大體恤的政策，具體而言，應該主要是針對官田減少租稅數額一事；但是，戶部一直都沒有按照朝廷的詔令執行，因而造成了比較大的民怨。故而，朱高煦起兵造反時，要爭取民心，就要利用民眾的怨恨，結果，主掌相關事務的戶部尚書夏原吉自然就成了首列的靶標。這樣看來，朱高煦的造反，也是有板有眼的。
聽完楊士奇的解釋，朱瞻基怒氣稍稍有所緩解，他說是：
“現在朝廷準備再下詔令，對民眾進行寬大體恤，而減少官田租稅一事，必須列在第一位，還需在詔令的末尾特別增加如下內容：朝廷內外，凡參與管理此事的衙署，不得故意違反旨意、不予執行。”
朱瞻基接著說道：
“官田減少租稅數額一事，如有衙署還要抗拒、不予執行，朕必定會治它們的罪，絕不寬恕。您現在說說看，要對民眾進行寬大體恤，眼下有哪些事情還需要列入？”
楊士奇上奏道：
“所有的事情，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進行變通，不應該固持一端。比如說民眾躲避逃亡一事，最初是因為賦稅和徭役繁重而苛刻、實在不得已而為之的一時偷生之計；時長日久之後，朝廷雖然對這些民眾進行了寬宥赦免、要求他們恢復舊業，但是，這個時候，他們的家業已經喪失殆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返還故土後既沒有生活來源，又要遭受其所欠公家和私人債務的侵擾；如此情勢，他們根本就不能返還故土；他們流落在外，在地的官府又不能容留；所以，他們往往逃亡聚集於山林之中，數量從小逐漸變大；這個情景，實在讓人憂慮。”
楊士奇接著上奏道：
“希望朝廷能夠將恩典下達內外衙署：凡逃亡在外的民眾，如果願意迴歸故里，命令郡縣官府對其用心撫慰救助，准予豁免租賦、徭役等，以示優待；如果不願意返還鄉土，聽憑其於所在之地附入戶籍，編為屬民，並由官家提供田地和房屋供其耕種、居處，免除三年差役，希望藉此可以讓其惡劣的處境得以改善、讓其不安的心情得以平穩，這樣一來，也可以將禍患消弭於萌芽狀態。”
朱瞻基說是：
“這個事情，必須先予執行，這些逃亡的民眾，無論是在故鄉還是在他鄉，都是朝廷的人民，何必一定要逼迫他們還歸原籍。無論民眾在哪裡，只要他們可以安心生活，就足夠了！”
楊士奇又說是：
“因各個地方鈔法不通，按鈔徵收賦稅的稅率，都在加倍執行，這種情況，只是當日一時權宜之計。現在用鈔已頗為普遍通行，應該考慮按照一定的標準、減少此前徵收賦稅時一直加倍的稅率。”
楊士奇還說是：
“賦稅的繳納，天下大都用鈔，只有湖廣、廣西、浙江的商稅、魚稅還在按照舊有的慣例用銀，對此，民眾無法忍受其中的弊端，還請裁奪，定為統一條例，全部用鈔繳交。”
朱瞻基笑著說道：
“這兩個事情，都需要進行變通，凡賦稅繳納用銀者，全都改成用鈔，一兩銀可按一百貫鈔折算。”
楊士奇接著說是：
“鄉間小民之所以無法安然度日，多是因為官員貪財忘義、兇狠殘酷，還請朝廷委派風憲官員進行考察，將贓汙官員上奏罷黜。”
朱瞻基說是：
“但是，之前如果不罷免劉觀，風紀法度也未必能夠清正。您這話說的是，只要官員中有廉潔幹練之員，也可命衙署具名上聞，依此進行獎賞拔擢。”
關於劉觀的事情，據《明史·劉觀傳》載：
當日，朝廷還沒有關於官妓的禁令。宣德初年，臣僚歡宴之時，皆以奢華互相攀比，歌妓佈滿席前。劉觀私下收取賄賂，負責風憲的御史們也貪婪無忌。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農曆六月，罷朝之後，朱瞻基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到文華門，諭示道：
“祖宗時期，朝臣嚴謹端正，近年以來，卻貪汙成風，是為什麼呢？”
楊士奇回答：
“永樂末年，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只是現在更甚而已。”
楊榮說是：
“永樂時期，貪濁之人，沒有超過方賓的。”
朱瞻基問道：
“那現在誰最為嚴重？”
楊榮回答：“劉觀。”
隨後，御史張循理等人紛紛上書，對劉觀進行彈劾，同時，還涉及劉觀之子劉福貪贓等不法之事。
為此，朱瞻基大怒，逮繫劉觀父子，還把彈劾的奏章拿給劉觀看。
劉觀上疏，進行辯解。
朱瞻基更為憤怒，向劉觀出示朝臣先後進呈的密奏，其中有言及他枉法受賄達千金的。
劉觀這才服罪。
於是，劉觀被下入錦衣衛大獄。
次年，朝廷將對劉觀治以重罪之時，楊士奇、楊榮請求朝廷寬恕其死罪。
結果，朝廷將劉輻貶戍遼東，並命劉觀隨子一同前往。
最終，劉觀客死於他鄉。
朱瞻基提及的劉觀一事，大體如上。
楊士奇又說是：
“各地的軍事長官、知府之類，全都是要職，這些官員的確定，吏部往往按照年資晉升，如此，則難免良莠不齊、混雜得位。還請命令吏部，自今以後，各地軍事長官、知府等職位有缺，可以讓京官三品以上、布政使、按察使等進行薦舉，務求選取廉潔公正、端方樸厚、能識大體、可以為國為民者擔任；這些保舉的官員，仍吩咐吏部進行稽核，稽核之後，覺得其果真可以任用，然後再上奏聞知，根據其才能，授以官職。這些經舉薦而受職的官員，如果此後因貪贓而獲罪，那麼，保舉者也要連坐受罰。還請命令法司，凡是經保舉而被授以官職者，如果有人指控告發其有犯罪行為，必須讓司法官員先將證人審問清楚，然後再向皇上奏報，請旨得準之後，再行提審對質，希望被保舉的官員不會被小人誣陷。”
朱瞻基說道：
“如果保舉的人才得當，那就必須全力保護，不要落入小人的算計之中。”
朱瞻基又說道：
“更要督促吏部，必須審慎選擇錄取縣令。”
楊士奇說是：
“近年以來，官吏之中冗員太多，其間很多人昏庸糊塗、愚昧拙劣、不通文辭義理。今後，對官吏進行考試選用時，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辦理。”
楊士奇又說是：
“現今軍民之中，難道會沒有文章才學、智慧品德卓然出眾的人嗎？難道會沒有才幹智謀、能力武勇傑出、精於武略的人嗎？還請命令群臣查訪，舉薦選用。”
朱瞻基說道：
“進用推薦賢能之士的路子一定要寬廣，您說的這些，都是應該執行的。如果舊有慣例對此有所拘限，應當廣開門路才是。”
楊士奇說是：
“唐堯虞舜時代，乃太平盛世，那時的刑罰，不會牽連子孫。而今，那些死刑犯的家中，即便是有賢能的子弟，按照慣例，也是不能選拔任用的。”
朱瞻基道是：
“舜誅殺鯀而任用鯀的兒子禹，這是聖人至公之心的體現。”
他又說道：
“劉翀也是死刑犯的家人，他現在不就在侍近嗎？您在下發的敕諭之中書寫明白：死刑犯中，除了謀反、大逆之外，其餘犯人的子弟，凡有文章才學、智慧道德的，全都不需拘限，聽憑任用。”
朱瞻基接著說道：
“您說的這些事情，全都可以擬旨並正式頒佈。”
楊士奇進言：
“愚臣一人學識經驗不夠廣博，希望再安排一人，共同討論這些事情，希望可以推衍擴大皇上的恩澤。”
朱瞻基說道：
“這個事情，如果知道的人太多，敕諭還沒有下發，內容就已經在外間傳遍了。”
楊士奇回答：
“大臣之中，原本就有謹慎篤厚的。”
朱瞻基說道：
“胡濙謹慎篤厚，您與他秘密商議一下，就抄寫好稿子送進來。”
君臣對談至此結束，楊士奇退出，隨即與胡濙商議，除與朱瞻基談及的內容之外，又增加了十多個事項進去，次日清晨，就進呈給皇帝。
對此，朱瞻基龍顏大悅。
農曆三月初一日，寬大體恤的詔書就下發頒佈了。
農曆二月二十八日君臣對談；次日（二十九日）清晨擬稿呈進；本月農曆大月，中間經過三十日的各種程式流程；三月初一日詔書就頒行天下；這速度效率，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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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1．明·楊士奇《三朝聖諭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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