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為君相所牢籠；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鑄。
——[明]洪應明
《菜根譚》一書，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思想精華的彙集。匯人生感悟之精粹，聚生活智慧之精妙，可謂處世立世之寶鑑，修身養心之真經。
網上，對《菜根譚》雖有很多不同的解讀，但大都過分拘泥於字面的解釋，而不能站在中華文化基因和思想融貫體系的座標上，作以追根溯源上的詮釋和理解。這樣的解說，往往難以把握其中的思想真諦和精神實質，有時不免出現與本意相背的誤解。我的詮釋理解，僅限於學術上的探討和心得上的交流。
圍繞《菜根譚》“彼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為君相所牢籠；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鑄”的思想論說，下面談一談人生修為的君子之人格理想和價值擔當。居仁由義，不為富貴所牢籠；勝天帥氣，不為宿命所陶鑄。
從字面意思上看，說的是：別人追求富貴榮華而我堅守仁德，別人企求高爵厚祿而我堅守道義。作為有道修為之君子，必不為高官大位所繫累，使之變成牢籠；人的智力一定能勝過天運自然，志可帥於氣。作為有道修為之君子，決不會任由造化的命運所主宰。
從內在價值精髓上言，旨在揭示：有志者，當堅定事在人為、謀事在人的信念，修其仁義忠信之品質，盡人事之所當為，盡心竭力而無憾無悔，而絕不可訴諸命運，聽天由命，以至於無所作為，虛度一生。
人生奢求富貴榮華、高爵厚祿，不若堅守道德仁義。
人生之追求，既有富貴榮華、高爵厚祿和高官大位等價值內涵，又有道德仁義、忠信中正等價值意蘊。前者往往是求在外者，因受客觀因素影響，而非自己所能完全主宰、左右；後者是求在我者，完全可以由自身作出抉擇，藉由努力以達致。
世俗之凡人，多是追求富貴榮華、高爵厚祿和高官大位之價值，並把之作為人生的最大願望，樂此不疲。與此不同，追求高貴人性價值的仁人志士，樂意堅守道德，甘願踐行仁義，並以之作為人生意義的本分、當分。
有志於修為君子之人格者，當不為富貴榮華、高爵厚祿和高官大位所誘引、繫累，不使之變成自己身陷其中、痴迷不拔的牢籠。一個人一旦為這些欲求、慾望所桎梏和牢籠，必然不能體驗人性的高貴，感受人格的尊嚴。
“人富我仁，彼爵我義”的論說，彰顯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價值抉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孟子·告子上》）天爵之高貴，在於道德仁義；人爵之富貴，在於高官大位以及隨之而來的榮華厚祿。以天爵的人性高貴為先，便是將道德、道義擺在人生價值的首位，無以尚之。
對於世俗之人來說，或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此種選擇不免有行仁義之鑿偽；或是“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此種選擇乃是捨本逐末而不得其所。“君相”作為人爵之貴，若是痴迷不覺和沉溺不拔，就必若牢籠和桎梏一樣，葬送高貴人性和人生崇高價值的實現。
面對人生不同的價值抉擇，有志修為之君子必是樂求“飽乎仁義”，而不貪得其膏粱之味；若能使“令聞廣譽施於身”，就不願奢求文繡之華麗。在人生價值“體有貴賤，有小大”的分別上，追求人性高貴者必是養其大者，而能夠“無以小害大”；必然養其貴者，而做到“無以賤害貴”。從其大體，就可為大人；反之，從其小體便為小人。
在“人富我仁，彼爵我義，君子固不為君相所牢籠”的人生價值抉擇中，體現了人生追求的自覺、莊重和神聖。自覺，意味著發揮心思的理性思考和明辨作用；莊重，意味著“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的嚴肅抉擇；神聖，意味著“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的篤定。
人的智力一定能勝過天，尚志立志可養浩然正氣。
“人定勝天”的價值論說，在《荀子》思想中重點體現為“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天論》）的思想價值意旨。強本節用、養備順時和修道不貳，皆是人事所當為。天不能貧、病和禍，則是天不勝人。
在天地與人的價值關係上，是“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的各有其職分。人之職分，在於“明於天人之分”，參贊天地而盡其“人有其治”的人事當為。社會、國家的治亂非由於天，而本於人為。有志之君子，敬持其在己之修為，日進其德而有為於治，而不慕於在天之自然。
在先哲看來，與其推崇上天而思慕之，順從天命而歌頌之，不若掌握天道的自然規律而利用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人定勝天的價值意蘊，既在於牢記“知命者不怨天”（《榮辱》）的堅定信念，又警惕“怨天者無志”的偷生苟且。人生有志者，重在盡己人事之當為，而掌握自己的命運，故能不怨於天。
“志一動氣”的價值論說，在《孟子》思想中體現為“志壹則動氣”（《公孫丑上》）的價值意旨。有志修為之君子，尚志為氣之帥，使氣為體之充。“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以志帥氣，氣配道義，就能“善養吾浩然之氣”，而使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造化之陶鑄”說，是《莊子》某些篇章所提出的觀念。既有如“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熬乎大哉，獨成其天”（《德充符》）的論說，又有“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天地》）的觀念，還有造化者“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師》）的善吾生善吾死之主張。這些論說和主張，皆未能看到人性中道德之自覺和能動性的作用。
對此，《荀子》認為“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過分強調人迴歸天然之本真，而放棄仁義道德修為和實踐的有為擔當，就無法有“制天命而用之”（《天論》）的主觀能動性，喪失“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人定勝天能為。
君子的“不受造化之陶鑄”，是認識到人有性命之職分、人事之當務，而不可聽天由命，落入宿命論的窠臼。儒家思想的“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易·繫辭下》），以及“贊天地之化育”（《中庸》）而“與天地參”等，都是發揮人之主體能為、能動作用之所在。
仁人志士，必不為高官大位所繫累，也非聽天由命。
“彼富我仁，彼爵我義”的論說，著重揭示了人生價值的不同選擇；“人定勝天，志一動氣”，重點揭示了天性自然與人生作為的主次關係。二者的思想意旨皆在於揭示：人生當發揮主體作為，努力盡人事所當為。
我們每個有志於追求君子人格理想之人，都要莊重抉擇人性之高貴，自覺踐行人道之尊貴，努力盡其人事所當為，而絕不甘心為外在的權位富貴、功名利祿所繫累和牢籠，不甘於做“造化之陶鑄”的木偶。
在掌握自己命運和得道多助上，貴在“尚志”（《孟子·盡心上》）而選擇“居仁由義”，亦即是如居安宅、行正路一樣，堅持走向人間正道和陽關大道。這一由孔子所開創的仁義之人道，奠定了人性高貴价值之所在。
在《孟子》看來，人的一生若能“尊德樂義”，就可體驗“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的高貴、尊貴，就能不以“廣土眾民”的權位富貴為樂，不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的富貴功名為傲，分定而不遷，真正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對於人的一生來說，要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受“造化之陶鑄”的主宰，就得確立“人定勝天，志一動氣”的精神和意識，藉由求諸己而強大自身，而獲得“義榮、執榮”（《荀子·正論》）的高貴、尊貴。因義而榮，則高貴；兼有執榮，則尊貴。
人生要獲得“義榮”之高貴，就得藉由“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的修為，亦即是要使“榮之由中出”，積善成德而達致聖心大備。德性厚積而建功立業，自有“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的“君相”之“執榮”。
對於有志之君子而言，人生可以有外來脅迫的“執辱”，為人誣陷構罪，而不可以有內在的“義辱”，寡廉鮮恥。與此相反，小人可有僥倖而得的“執榮”或一時得勢，而不能有修諸己的“義榮”或尊德樂義。
人的一生，雖或有“執辱”之卑賤、低微，然無害其可以為堯舜之聖，成就人性高貴之價值；雖或有“執榮”之高官顯位，然不妨其成為桀蹠之徒，落得個罵名千載之境地。
人的一生，完全可以在“彼富我仁，彼爵我義”的價值抉擇中，追求人性之高貴，踐行人道之尊貴，努力成為一個不為權位、富貴和功名所折腰之人，真正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人的一生，完全可以藉由樹立“人定勝天”的信念，篤定“志一動氣”的修為，在積德行善、進德修業中掌握自己的命運，真正做一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的有所作為之人。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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