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鮮卑拓跋部落活動於今內蒙南部、山西北部一帶。曾建立代國，立都於盛樂（今內蒙和林格爾北）。後被前秦苻堅所滅。淝水之戰後，受內部矛盾等問題，前秦迅速瓦解，拓跋部酋長拓跋珪趁機整合舊部，於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 386年）正月，在塞北牛川（今內蒙錫拉木林河）即代王位，建元登國。四月，改國號為魏，自稱魏王。
隨後，魏王拓跋珪進軍中原，攻取晉陽、中山、鄴等重鎮，又消滅後燕，佔據河北、山西之地。皇始三年（公元 398年）七月，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十二月，即皇帝位，改元天興，史稱北魏道武帝。
從拓跋珪建國（公元386年）到拓跋燾統一北方（公元439年），共約五十年，是北魏軍事征服時期。魏軍所到之處，無不燒殺劫掠，又把大批被佔領區人戶，強迫遷徙到代京一帶，有的充作"軍戶"，有的遣去戍邊，有的"計口受田"，進行賦役剝削，或者賞賜給軍將、貴族、官吏、將士，充作奴婢、隸戶。在被征服地區，或設立軍鎮，或置軍府，進行軍事統治。因此，北魏初期，拓跋貴族與以漢族為首的中原各族人民之間的矛盾，居於主導的地位。
在這段時期，僅史籍記載，就有烏丸、丁零、氐、羌、各地雜胡和漢民的反魏起義共三十五次。
從拓跋燾統一北方 （公元439年），到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也是北魏政權從軍事掠奪向官吏統治轉變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一方面軍事掠奪仍有繼續。另一方面，北魏規定編戶常年每戶交納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田租二十石，又有"調外之費"每戶帛一匹二丈，納入州庫，以供需求。
對中原人民的租調剝削，是北魏政權財政收入的基礎。而且，北魏政權地方官吏刺史、太守，因為沒有公資便開始公開貪汙受賄，肆意剝削。北魏地方基層政權實行"宗主督護制"，民多蔭附，"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這樣，北魏朝廷和地方官吏都難於直接控制和剝削個體農民。各地的膏腴良田，多為豪猾侵奪，而荒田瘠疇，得不到墾闢。這些社會痼疾，不僅妨礙北魏政權大量地取得田租戶調，而且也大大激化著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魏孝文帝前期，農民和奴隸起義的反抗鬥爭遍及各地。太和八年（公元 484年），北魏王朝規定給百官俸祿，整頓吏治。太和九年、十年頒行均田令和三長制，既是為了緩和中原地區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是為了增加租谷調絹的收入，以滿足財政的需求。
從孝文帝遷都洛陽（太和十八年，公元 494年），到東、西魏分裂（孝靜帝天平元年，公元 534年），是北魏統治的後四十年。孝文帝拓跋宏為了加強對中原廣大地區的有效控制，為了解決長期存在的軍事中心（平城），與經濟中心（河南、河北和關中）分離的矛盾，於太和十八年（公元 494年）遷都洛陽。遷都洛陽前，孝文帝對田制、賦稅制、鄉里政權機構的改革，以及遷都洛陽後大力推行的漢化政策，使北魏政權迅速地成為漢化鮮卑貴族和漢族門閥地主融為一體的"正統"的封建王朝。
孝文帝以"三長制"取代"宗主督護制"，有利於清理戶籍，進行有組織地蒐括蔭戶，擴大剝削物件，是一次削弱"豪富併兼"，強化中央集權的有力措施。但是，它並沒有清除根深蒂固的地方割據勢力控制鄉里的情況。鄰、裡、黨三長"取鄉人強謹者"充任，並且給予"復征戍"的優待，實際上還是依靠地方豪強（即原先的"宗主"們），並保留了他們的重要權力。
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對於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均田令"規定奴婢除不授給桑田外，和平民一樣授給露田和麻田，並且對授田的奴婢人數，不加限制。"均田令"還規定，"丁牛"授田三十畝，以四頭為限。當時奴隸制殘餘形態特別嚴重，鮮卑貴族和漢族士族豪強都擁有大量奴婢，這就保證了士族豪強的土地不會被觸動。而且奴婢雖授給露田和麻田，卻比平民少交租調八分之七，這對地主階級增加收入極為有利。同時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桑田"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等規定，又為豪富們打開了兼併土地的方便之門，所以均田制施行后土地買賣還不斷出現。因此，均田制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士族豪強大土地所有制。
孝文帝實行一系列漢化措施，特別是採用漢族的門閥制度，制定姓族，使鮮卑貴族門閥化，消除了胡、漢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隔閡，從而大大增強了洛陽政權對各族人民的統治基礎。但是，鮮卑貴族的門閥化，卻擴大了"代遷戶"中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在此之前，"代遷戶"中雖存在著貴族與平民的階級區別，但姓族未定，清濁不分，作為羽林、虎賁的鮮卑平民，仍保有"不廢仕宦"和"偏得復除"的權利。鮮卑貴族門閥化之後，吏部根據姓族次第的門第標準來選拔人才，規定仕途的清濁和受蔭免役的範圍，"以貴承貴，以賤襲賤"，"代遷戶"中的鮮卑平民，作為武士，其"不廢仕途"和"偏得復除"的權利，受到了限制。因此，鮮卑貴族門閥化，加深了"代遷戶"中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
根據《均田令》關於田租戶調的規定，編戶農民的負擔有了減輕。但在減輕田租戶調的同時，編戶卻增加了徭役的負擔。三長制推行時，規定三長"復征戍，餘若民"，可見這時編戶已經規定有"徵成"之役。而征戰、戍守的兵役負擔，正是北魏後期編戶破產流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孝文帝的改革，有利於封建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利於封建社會的穩定和鞏固，有利於各族的大融合，是符合歷史發展總趨勢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族人民的願望。但是，孝文帝改革只是一度緩和了社會矛盾，不可能消滅社會矛盾，特別是胡、漢統治集團集中土地和爭奪勞動力的情況沒有改變，產生這些矛盾的社會根源依然存在，時機一旦成熟，這些矛盾必然發展並且迅速激化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