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耶路撒冷出發：馬可波羅早走了，這裡只有商販和士兵

《仙那度 : 追尋馬可·波羅的腳步》，[英] 威廉·達爾林普爾著，蘭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還是小學生時，我們就知道了馬可·波羅的生平。他纏著頭巾，穿著有點像睡袍的條紋長袍，騎在單峰駝上。學校書架上的所有書中，數以該圖作封面的那本“小瓢蟲”童書被閱讀的次數最多。

某天我和朋友們用手絹包起幾塊餅乾，又把手絹包系在一根棍子上，準備出發去中國。在蘇格蘭找不到駱駝，所以我們只能依靠雙腳，一直走到筋疲力盡。到下午茶時間，我們就已經把所有的餅乾吃進了肚子。還有個問題是，我們不太確定中國在哪裡。雖然我們很有把握它不在英格蘭，但我們也不能完全確認英格蘭的地理方位。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勇敢地走向哈丁頓，因為覺得可以在那裡的一家商店問路。但天色一暗下來，我們就轉身回家吃晚飯去了。我們討論一番，決定暫時擱置這個計劃。

反正中國又不會急著讓我們過去。

準備，出發：船頭橋頭自然直

事實上，在追尋馬可·波羅腳步的人中，別人也沒有比我們做得更成功。許多人曾經像我們一樣踏著他的足跡上路，但從未有人成功走完那段旅程。19世紀，阿富汗危機四伏；20世紀，中國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當中國在1980年代初重新對外開放時，阿富汗又因蘇聯入侵再次閉門拒客。現在蘇聯正步步後撤，伊朗和敘利亞卻又雙雙關閉邊境。然而在1986年春天，連線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喀喇崑崙高速公路開通——自13世紀後，現在也許是能讓人帶著聖油，經陸路從耶路撒冷到達仙那度的第一個好時機。阿富汗的戰事使人無法走完波羅當時的整條路線，但從理論上講，我們現在能夠走完它的大部分並最終抵達目的地。

最常見的馬可波羅畫像

我當時的女友路易莎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讀到那篇宣佈高速公路開通的短文，於是我們決定開啟遠征，追尋那位威尼斯人的腳步。上一年的夏天，我曾沿著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路線從愛丁堡到了耶路撒冷。那次旅行以聖墓為終點，而聖墓又是馬可·波羅旅程的起點。很明顯，此次旅行是上一次的延續。

路易莎和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做遠行規劃。我們對著各種地圖冊爭執，坐在劍橋大學圖書館裡研讀那段歷史，還在不同國家的大使館間往返。我甚至設法說服自己的學院出資七百英鎊贊助這個計劃。後來由於考試臨近，我埋頭苦學兩個月，把這次旅行拋到腦後，幾乎不再與路易莎見面。就在我們原定出發日期的兩週之前，我和路易莎約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酒吧喝了一杯。在那裡，在小口啜飲白葡萄甜酒的間隙，某個既成事實擺在了我面前。我們之間插進了（一口酒）一位新的男士（一口酒）和一個新目的地（一口酒）。那位男士名叫愛德華，而那個新目的地是奧克尼。

這對我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棒，使我頭暈目眩。隨後我離開酒吧去參加某個聚會，並在聚會上向坐在左邊的某個陌生人傾訴心事。我的傾聽者名叫勞拉。我雖然之前從未見過她，但久仰其大名。大家都說她令人敬畏，聰明得嚇人，而且身強體健。即使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美人，也至少稱得上英姿颯爽。我曾聽說她是牛津冰球隊的運動員，還是位學者。我也知道她是無畏的旅行家，曾利用她父親去德里工作的機會探索整個南亞次大陸。關於她卓越耐力方面的傳說數不勝數。如果其中有一半是真實的，那麼她在二十一歲時，就足以把芙蕾雅·斯塔克襯得像個業餘愛好者。據說勞拉獨自一人到過南部德干高原最難以到達的角落，穿越過孟加拉國的叢林，還曾將喜馬拉雅山脈最高的幾座山峰踩在腳下。德里的某次公眾騷亂中發生的事最能體現其能力。當時德里城中因甘地夫人去世而民亂四起。勞拉試著從街頭幫派的手中解救一位錫克朋友，卻被一群意圖施暴的強姦犯堵在死衚衕裡。她單槍匹馬地將他們全都擊敗，而且據說有個暴徒永遠喪失了某種能力。

但之前從來沒人告訴我說，勞拉有多麼的令人敬畏，就有多麼的衝動。晚餐進入尾聲時，她就宣佈要接替路易莎的位置，至少在到達巴基斯坦的拉合爾（Lahore）之前是這樣，然後她就要回她在德里的家。她本來打算去安第斯山脈探險，但阿亞圖拉的伊朗聽起來更合她心意。她說會在三天內打電話跟我確認。

三天後的早上七點半，電話打過來了（這麼早的電話往往不是好兆頭）。當然啦，她會去的，她這樣告訴我。如果我能在一小時內與她在敘利亞大使館見面，我們就能開始逐個申請必備的簽證。在接下來的兩週中，勞拉帶我風風火火地跑遍倫敦，猛烈抨擊繁文縟節，大肆騷擾領事官員，還將亞洲國家大使館的官僚主義輕鬆斬於馬下。她監督我做體檢並注射疫苗，以預防那些我做夢也想不到其存在的疾病。我的地圖被扔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看起來彷彿由美國中情局繪製的圖紙，上面密密麻麻地標註著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數字，還有讀來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入侵非自由飛行區域的航空器可能引發無預警開火。”

與此同時，勞拉為這次遠行計劃動用了她的全部人脈。我們靠走後門獲得了伊朗簽證。我們找到一條能從以色列到達敘利亞的路線：我們給蘇聯的港口城市敖德薩（Odessa）拍電報，買到了從以色列海法（Haifa）到塞普勒斯利馬索爾（Limassol）的船票，隨後在另一艘船［它從塞普勒斯島另一端的拉納卡（Larnaca）出發，終點為敘利亞拉塔基亞（Latakia）］上訂到了鋪位。但仍有問題沒能解決：我們必須確保以色列人不在我們的護照上蓋章，還要保證塞普勒斯當局不以任何形式表明我們曾登上該島，否則我們就無法在敘利亞或伊朗入境。在對待外國訪客的問題上，伊朗使我們憂心忡忡。上一年，有位和我們同齡的英國學生在伊朗旅行時被捕並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現在仍然身陷囹圄。在我們出發的兩天前，《泰晤士報》刊登的一篇遊記給我們的行程蒙上了陰影，提出了我們面臨的最嚴重問題。那篇文章稱喀喇崑崙高速公路確實對外國遊客開放，但他們必須先參加旅行團，然後才能獲准進入中國。如果想要自由行，外國遊客就必須在進入中國國境後的第一個城鎮塔什庫爾干預訂食宿。文中稱預訂只能透過北京的某些機構完成，而且相關安排要耗費六個月時間。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路易莎的電話。她已經聽說我沒有改變遠行計劃。她將於8月中旬從奧克尼群島返回，問我是否願意和她一起走完旅程的後半段，即從拉合爾走到北京。我說我願意。我沒有告訴她關於那篇文章的事。我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

就這樣，我決心踏上這條長達六千英里的、周邊環境極其危險荒涼的路線。沿途的大部分國家似乎仍不願讓外國人踏進國門。我有兩位同行者，一位是徹頭徹尾的陌生人，另一位與我緣分已盡。也許我該去看醫生，但我只是透過旅行社買了張去耶路撒冷的機票。

耶路撒冷：甦醒了

我從聖墓大教堂回來時，正好趕上吃早飯。當時勞拉和我憑著可疑的證明檔案，住在英國考古學院（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裡。該學院深受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學派之影響，由偉大的凱思琳·凱尼恩（Kathleen Kenyon）夫人創辦，當時仍然倖存。可以說是默默無聞使它熬過了20世紀晚期，特別是政府削減經費的那個時期。一群靦腆而富有書卷氣的學者以這裡為家。他們把時間用來發掘猶地亞山（Judean Hill）上的十字軍古堡，以及編撰關於耶路撒冷羅馬式排水系統的多卷本著作。在我們逗留的那一週，挖掘人員正好找到一個樸素的幌菊狀小柱頭，大家欣喜若狂。

19世紀晚期的耶路撒冷

學院有條理的風格在其提供的餐食上體現得尤為明顯，而早餐又是這方面的最好例子。學院供應的培根煎蛋當得起“羅馬以東最棒的”（也可能是“羅馬以東僅有的”）這個說法。此外，為了方便可能會在此駐留的巴勒斯坦考古學家，學院還提供菲達乳酪、橄欖、西紅柿和皮塔餅作為補充選單，另外還有西瓜、酸奶、吐司和果醬。這頓令人愉快的美餐分兩個時間段供應。第一個時間段從早晨五點鐘開始，此時的就餐者多為挖掘人員。第二個時間段從早上八點鐘開始，持續時間稍長。這時的就餐者包括研究人員、跟進發掘工作的專家，以及所有成功使自己免於被更早用餐的挖掘人員吵醒的人。

那天清晨，勞拉就屬於最後一類人。我結束和費邊修士的見面回來時，發現她正埋頭大嚼培根和雞蛋。我期待能在學院裡度過幾天悠閒時光，在耶路撒冷城裡轉一轉，多少適應下當地環境，在進入未知且令人恐懼的敘利亞前做好身心準備。但事不從人願。早餐時，勞拉首次拿出一份檔案，令我不禁為接下來的旅程感到忐忑不已。這張看起來人畜無害的紙上寫滿了不可能按期完成的任務，結尾的可笑目標是“8月底到達拉合爾”。它直接導致我們在午飯時間就要離開耶路撒冷。

我的反對意見很快就被她宣佈無效。勞拉聲稱，如果我想在臨行前最後看看這城市，那麼請便，但我必須在十二點半前回來報到。研究人員中有位懼內的年輕學者，他以“馬穆魯克時期的陶藝”為研究課題在這裡攻讀博士學位。他很同情我，允許我搭他的貨車到雅法門（Jaffa Gate）。我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去探索這個城市。

我在破曉時分到了雅法門，那時這個城市已經甦醒了。街道上的西方人要比東方人多出一倍。大街小巷中擠滿了薩迦旅遊公司組織的“夕陽紅”旅行團。這些遊客從英國港口城市普雷斯頓（Preston）出發來此“朝聖”。苦路上，痛哭流涕的福音派教徒唱著聖歌《到這裡來》，背景音則是宣禮員宣禮員是召集信徒做禱告的人。過去他們每天五次在宣禮塔上大聲招呼穆斯林前去做禮拜。但自從磁帶錄音機發明以來，這類人就基本消失了。——作者注那拖著長音的哭泣般的喊叫。

耶路撒冷的集市，出自紀錄片《耶路撒冷》（2013年）劇照

街上還有幾位表情悲慼的長老會教徒、一群身材肥胖的東歐寡婦和一位穿著飄逸的灰色嗶嘰法衣的衣索比亞教士。臉色蒼白且眼睛近視的東正教猶太人緊抓著烏茲衝鋒槍，拖著腳步走過。阿拉伯人已經在自家店鋪外就位，他們穿著實用的細條紋衣服，還戴著頭巾吸引遊客。店鋪名字有“彩虹巴扎”（Rainbow Bazaar）、“歐瑪爾·海亞姆紀念品博物館”（Omar Khayyam Souvenir Museum）、“魔法咖啡廳”（Magic Coffee House）和“哈吉木器店”（alHaj Carpentry Store）。去圓頂清真寺的路僅此一條，我別無選擇，只能從夾道歡迎的商販中間穿過，接受他們的考驗。

朝聖者與觀光客

“請這邊看看，您喜歡嗎？”

“大人！我送您紀念品，不要錢的。請跟我來。”

“上樓看看，先生，我店裡什麼都有。”

“先生，先生，您需要導遊嗎？我能帶您去看六千年前的教堂。相信我!”

“哥們兒！我的地毯正等著你。”

幾百年來，這出滑稽可笑的諂媚鬧劇日復一日地上演。耶路撒冷一直都是熱門觀光城市。這裡的朝聖者換了一撥又一撥，居民的宗教信仰不斷更迭，城頭的王旗也不斷變換，只有賣小玩意兒的商販依然如故。店裡迷人的商品是從整個伊斯蘭世界出售的小玩意兒中挑選出來的。這裡的水菸袋能在伊斯坦布林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外找到同款，也許在印度北部阿格拉（Agra）的集市上能看到與這裡一模一樣的皂石盒子，那讓人眼熟的上了色的木雕駱駝想必來自開羅。基督教的宗教紀念品一般從歐洲進口：巴勒斯坦並不會聲稱那些天藍色的聖母像或是“苦路十四處”的塑膠耶穌受難像產自本國，然而一旦印上“所用木料來自客西馬尼園”，十字架的價錢就能翻一番。這些商品似乎都不是在當地生產的。

圓頂清真寺彷彿是遠離市集喧囂的另一個世界。“崇高聖所”那寬闊的大理石平臺也許是伊斯蘭教的聖地之一，但信徒只會在每週五過來祈禱，其他時間這裡幾乎空無一人。只有當你到了這裡，同時有時間坐下來思考並回首往事時，你才會意識到那些浮華之物有多無關緊要，意識到耶路撒冷的美麗一如既往：這裡有被太陽曬得泛白的石頭、山丘、綿延數英里且依然如故的十字軍集市，還有奧斯曼帝國蘇丹蘇萊曼一世建起的白色城牆。

鳥瞰耶路撒冷，出自紀錄片《耶路撒冷》（2013年）劇照

想要欣賞圓頂清真寺的美，就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那豔麗的奧斯曼馬賽克鑲嵌畫和閃亮的穹頂都在近期被約旦人翻修過，讓參觀者無法在走進去之前就預見到建築物內部那令人屏息的美麗。金箔馬賽克鑲嵌畫出自拜占庭人之手，因此畫中的兩耳細頸酒罐、豐饒角、茛苕葉和幾何圖案都沿襲了古希臘文化中的傳統樣式。

建築本身也是如此。塞薩洛尼基的聖喬治教堂（St George）、拉文那（Ravenna）的聖維塔萊教堂（San Vitale），以及比這兩座教堂古老得多的羅馬聖康斯坦薩教堂（Santa Constanza）都屬於集中式建築，而圓頂清真寺堪稱這種建築風格最流行時期的代表。上述建築物中，雖然圓頂清真寺規模最小，但給人印象最深刻。它的大理石工藝最為精細，馬賽克鑲嵌畫的風格最為和諧，整體感覺也最宜人。當然，它並非教堂（雖然十字軍在佔領耶路撒冷期間曾將其改建成教堂），而是清真寺，而且可能是第一座擁有類似風格的清真寺。它確實是伊斯蘭世界在藝術層面的首次重要嘗試。哈里發阿卜杜勒·麥利克（Caliph Abd alMalik）於687年下令將其建成，惠特比宗教會議（Synod of Whitby）大約在同期召開，最早的那批撒克遜教堂建築，包括赫克瑟姆（Hexham）和裡彭（Ripon）的教堂地下室，以及比德曾隱居的賈羅（Jarrow）修道院，也差不多於同一時期在英國落成。對於馬可·波羅的時代來說，它已經和英國大多數中世紀修道院之於今天一樣古老。我們如果仔細打量，就會發現它具有很明顯的伊斯蘭建築的特徵：拱券已經初露雛形；馬賽克鑲嵌畫中沒有聖徒，也沒有天使，證明《古蘭經》中對描繪生靈的禁令已在修建期間生效。

但只有花相當長的時間研究圓頂清真寺後，你才能清晰地瞭解其建造者的全部意圖。穆斯林的手下敗將拜占庭帝國和薩珊帝國的徽飾，如烏鴉、雙翼王冠、珠寶、胸甲等，都低懸於寺內拱廊的葡萄藤蔓紋路下。它們掛在清真寺的牆上，就像狩獵活動的戰利品被掛在英國鄉村大宅的牆上一樣。這座現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不是單純的宗教建築和美學結晶，建造它的目的是誇耀勝利。建造者從《古蘭經》中節選銘文，表達了伊斯蘭教取代基督教的主旨。也正是出於同樣的目的，他們役使希臘俘虜，將這座建築直接建在猶太教堂之上。圓頂清真寺俯瞰耶路撒冷，刻意要壓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建築一頭，這體現了當時穆斯林作為耶路撒冷新徵服者的自信和狹隘。這座建築的外觀令人陶醉，但從某種角度上講也讓觀者心神不寧。

聖城：沒有消停的最後印象

兩千年來，耶路撒冷凸顯了定居於此的那些民族的最沒有吸引力的一面。聖城裡發生的暴行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多，而且它們幾乎沒有消停的時候。作為三大宗教共同的聖地，這座城市見證了它們最褊狹、最偽善的一面。如果說歷史會重複，那麼耶路撒冷就是很好的例證。十字軍佔領這座城市時，曾大肆屠殺穆斯林（其中有許多人曾到圓頂清真寺的屋頂上避難）、猶太人和當地基督徒（據稱本應是十字軍的幫助物件）。現如今賦予耶路撒冷老城以別樣風情的集市是佔領軍在蹂躪原住居民的基礎上設立的。如今猶太人正在將巴勒斯坦人排擠出去，雖然採用了更巧妙的方式，但其態度和從前的征服者一樣堅定。以色列士兵在老城區實施恐怖統治，同時東正教正在向東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基督徒和亞美尼亞人的居住區緩慢滲透。1948年後，基督徒從三萬五千人減少到一萬一千人。年輕人除了賣小擺件或洗碗外，再也沒有其他工作機會。只有懶惰的人留下來，那些有抱負和受過更好教育的人選擇移居國外。

耶路撒冷小巷中玩耍的孩童，出自紀錄片《耶路撒冷》（2013年）劇照

在排隊等待去阿卡的公共汽車時，我跟一位年輕的猶太士兵及其女友聊天。他們的個子都高高的，面板被曬成棕色，體形勻稱，長得也不錯。小夥子正吃著薯片，少女則摟住男友。若非他們手裡緊握著機關槍，這一場景就會顯得很日常。

他們態度友好，都受過高等教育，給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開明且通情達理之人。但在我們的話題轉到以色列政局上後，他們的回答就讓人毛骨悚然了。我問那小夥子是否願意去約旦河西岸巡視，同時對約旦領土實行非法佔領。他回答說這與其說是責任，不如說是某種權利或特權。他的女友同意他的說法，還抱怨說在以色列軍隊裡，女兵能受訓使用步槍，甚至還能觀摩如何駕駛坦克，但最後只能去做文職工作。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