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
牢記歷史 勿忘國恥
90年前，日本關東軍的一聲炮響打破寧靜。他們企圖侵略中國的妄想開始實施。
自此日寇的鐵蹄肆意踐踏在中華大地之上，一時間城池失陷被迫易主，無數百姓流離失所，革命先烈血染山河。
如今再度提起這段遭受欺辱的這段歷史，相信每個中國人依舊如鯁在喉。
為什麼中國會被日本入侵？
他們的狼子野心背後到底還藏著什麼政治企圖？
又有哪些被我們忽略掉的歷史細節與真相值得被銘記？
值此“九一八”週年之際，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首過往。特摘選《為什麼是中國》一書中的文章以饗讀者。
接下來，我們將跟隨金一南將軍的視角，發掘到那些隱匿在歷史背後的真實故事。
真相一：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昭和軍閥集團的集體運作
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既帶來了先進思想的源頭活水，也帶來了侵略戰爭的滔天禍水。1926年12月25日，北伐軍正在中國大地摧枯拉朽的時候，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繼位，改元“昭和”。
由此，開始了一場以少壯軍人為前導、以清除腐敗為旗號、將整個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淵的“昭和維新”運動。他們對日本社會的黨賊、財賊、權賊充滿了批判，但批判的武器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
自此，日本進入了瘋狂的時代——軍閥瘋狂，媒體瘋狂，民眾瘋狂。
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的背後還有處心積慮。應該說，日本方面肢解中國、佔領中國的計劃從來就不是草率和簡陋的。
從甲午戰爭前後它在中國做的大量細緻的情報工作和在國內完成的周密軍事準備上，就可見一斑。
皇姑屯事件
20世紀30年代前後，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從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張北事件”再到1937 年七七事變，日本一直在透過不斷地製造危機和利用危機，有條不紊地向預定目標節節推進，既有張牙舞爪的激進，又有老謀深算的擴張。
他們不單單是在戰略行動上有所規劃，指揮將領也在不遺餘力地研究中國。
說到九一八事變，不能不談一個人，那就是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長著一副小孩臉，臉上常帶憂鬱的表情，一旦陷入深思，周圍便沒有人敢上來打擾。
他有個特點，對部下溫和，但對長官尖刻。
他給所有上司都起了諢名，而且敢當著他們的面使用。這在極講資歷和官階的日軍內部，很是另類。
當石原踏上中國土地時，他立刻被東北平原的景色驚呆了，無邊無際的田野像綠色海洋般，一望無際。到關東軍總部旅順後，一連八個月，他的時間都花在了閱讀書籍、研究地圖以及和關東軍經驗豐富的老手談話上面。
到中國不滿一年，石原進行了三次“參謀旅行”。在哈爾濱乘汽車實地偵察，做攻佔前的地形判斷；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戰和佔領哈爾濱的前進陣地。包括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的進攻與防禦，興安嶺東側地區可能發生遭遇戰等問題，都在他那個不知疲倦的腦子中理出了頭緒。
如果說軍事獨裁是日本政府肆無忌憚的底座，那麼積貧積弱的中國便成了他們垂涎已久的肥肉。
至於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也絕非意外，這一切都是昭和軍閥集團成員集體運作的結果。
真相二：東北淪陷，蔣介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1.9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軍19萬人不戰而退。關東軍3天佔領瀋陽，一個多星期控制遼寧，3個月控制東北三省。
後來人們都說是蔣介石的一紙“不抵抗”命令，把整個東北給丟掉了，如果蔣介石不下命令，東北軍還能頂住。
其實，事實並非完全如此。
1991年5月，在紐約，張學良回憶那段歷史。他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院召開了東北軍高階將領會議，會議決定不能抵抗，得用和平的方法，用外交斡旋的方法解決。然後張學良將會議的決定發給了南京的蔣介石，蔣介石給他回了一封電報，同意東北軍高階將領會議的決定，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略去做。
顯然在東北淪陷這件事上，蔣介石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真相三：在個人利益面前，信仰蕩然無存
我們過去用《地道戰》《地雷戰》這些電影把敵後抗戰描寫得無所不能，宣揚英雄主義之時有過分之處，但今天恢復歷史的真面目時，又把原來的確被淡化的正面戰場想象得英勇無比，也不是實情。
當年，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盪。
整個抗戰期間一直有國軍部隊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達百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長期成為笑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戰場的奇景，使我們今天仍然感到羞愧。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投敵？
原因就在於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主義，皆敵不過他們個人的切身利益。
抗戰英雄宋哲元當年就差一點滑進漢奸泥坑。
宋哲元本來是最早力主抗戰的將領之一。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他率領二十九軍全體將士通電全國：“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
1933年，宋哲元任第三軍團總指揮，指揮喜峰口抗戰，贏得“抗日英雄”的美名。但宋哲元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他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是著名的反蔣人物，蔣介石一直想借機收拾他。
1935年，日軍挑起第二次“張北事件”後，蔣介石藉機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職務，並有意調二十九軍去江西“剿共”，好掃除中央軍在華北的障礙。
宋哲元已然知道國民黨的支援與保護不再可能，又想保住自己在華北的地盤，只有取得日軍的諒解。於是，他透過親信與日軍聯絡，把自己的處境和苦衷告訴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還向他表示了合作的願望。駐屯軍反應很快，馬上宣佈宋哲元必須在位，不再提將宋部壓迫到黃河以南的原定設想了。
與日軍的默契不僅保住了宋哲元自己在華北的地盤，而且“豐臺事件”後，他乘機把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調到北平，使自己的勢力從察哈爾擴充套件到了平津。
再後來，他又成了土肥原賢二選中的傀儡，開始一點點動搖，在軍事、政治的壓力與一己私利的誘惑下，一點點走到了宣佈“華北自治”的邊緣。
真相四：國民政府推遲宣戰，留下的完全是恥辱與災難
從1937年7月的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是我們常說的“八年抗戰”。
從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則是更加真實的14年抗戰。
但是從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只有短短的3年零8個月。
七七事變之後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著名的廬山講話，稱“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態度不可謂不堅決。
可為什麼直到1941年12月9日，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日本大規模入侵已經發生了10年零3個月；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中國全面抗戰已經開展了 4 年零 5 個月，國民政府才遲遲正式對日宣戰？
無須諱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參戰了：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
於是，才終於有了12月9日的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
正如今天很多國人沒想過為什麼盧溝橋是戰爭爆發地一樣，很多國人也不知道遲至1941年12月9日中國才對日本正式宣戰。
如果說盧溝橋作為戰爭爆發地是恥辱，那麼，美國人宣戰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就不是恥辱了嗎？
美國被偷襲，第二天就宣戰，最後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無條件投降方才罷手。我們早已不是被“偷襲”，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執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個中國被侵佔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然還沒向對方“正式宣戰”。
這顯然是執政者所留下的最大的恥辱！
真相五：秘密談判的背後，藏著冷酷的政治盤算
國民黨政府一邊進行著抵抗，一邊琢磨著妥協，盤算著退路。
首先是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1937年12月2日，蔣介石對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談，日方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決定接受“陶德曼調停”。後來因為侵略者攻陷南京後條件大大加碼，“陶德曼調停”才宣告中止。
接著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宇垣一成在日記中記錄了孔祥熙的表態：“內蒙設定特殊地區是可以的”；“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等等。後因日本陸軍強硬派非要“蔣介石下野”，這次交涉才告吹。
1939年3月，又有國民黨復興社人員與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談判。但這個訊息走漏了，得到訊息的中國共產黨方面要求“通緝主和人員”，桂系也表示，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這樣秘密談判才夭折。
1940年，軍統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門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擬定蔣、汪、日三方長沙會談，這被日方列為“桐工作”，並稱，這“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
真相六：動員老百姓才夠陷敵於滅頂之災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侵略者以為三個月可滅亡中國，然而他們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卻沒有料想到在這背後還有一股堅定的力量在積聚中等待爆發。
弱國要想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必須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依靠民眾。只有全民動員起來，進行人民戰爭，才能持久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是共產黨的法寶。
據日軍第一軍參謀朝枝回憶：“（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
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報告冀南作戰時也有過類似的遭遇：“兩名特務人員捉到當地居民，令其帶路，當接近敵村時，帶路的居民突然大聲喊叫：‘來了兩個漢奸，大家出來抓啊！’”“岡村支隊的一箇中隊，當脫離大隊主力分進之際，帶路的當地居民將其帶進不利的地形，使我陷於共軍的包圍之中。”
結語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眾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鍊的戰鬥隊伍，這一勝利肯定不會這樣快的到來。
美國人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一書中說：“歷史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中國也概莫能外。
正因為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使得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由此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榮辱共同體，築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過：“一般來講，大國的標誌是有能力打贏戰爭。”
正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世界大國之列。
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堅強的民族組織，成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成為今天和今後繼續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以上內容部分摘錄自金一南《為什麼是中國》，標題為編者所擬。
金一南 著
聯合讀創 | 2020年6月
繼《苦難輝煌》後
高層智囊金一南全面解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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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百年曆史中找答案
在全球變局中把握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