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顯皇帝朱翊鈞（年號萬曆）的陵墓。這裡還葬有他的兩個皇后（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后）。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位於長陵西南方，建於1584～1590年（萬曆十二年至萬曆十八年）。

定陵的主要建築有祾恩門、祾恩殿、寶城、明樓和地下宮殿等，佔地182000平方米，是明十三陵中一座唯一被髮掘了的陵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定陵被當做“牛鬼蛇神”批鬥，萬曆皇帝及兩位皇后的屍骨棺槨被毀。且由於當時人們文物保護意識不強和發掘技術有限，使定陵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未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迅速風化，因此，定陵的發掘也被認為是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劇。此後，國家出臺政策不再主動挖掘帝王陵墓。

明定陵

人物簡介

朱翊鈞（萬曆帝，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1572年，朱翊鈞即位大統，年號萬曆，在位共48年，勤於政務，支援張居正改革。1620年，明神宗崩，終年56歲，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嘉靖四十一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

朱翊鈞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通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因此，關於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嘉靖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為他賜名，叫朱翊鈞。明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為了其父子嗣中最為年長的，故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瞭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嚴格。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每次遇到講筵的時候，李太后都令經筵講官入前親授。沒遇到早朝的時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鈞的寢宮，早早將朱翊鈞叫起。由於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朱翊鈞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後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託之後，掩淚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於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萬曆皇帝繼位伊始，大學士高拱馬上呈進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門聽政，親答奏請，面見輔臣，議處要事，且一應章奏覽後俱鬚髮送內閣看詳擬票，杜絕內批留中。雖然高拱的本意在於“以主上幼衝，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但仍可看出他對於幼年皇帝朝夕訓誨的急迫心情，初衷未為不妥。然而當時正值主少國疑之際，“上衝年在疚，拱默受成於兩宮，權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 。在讀書方面，朱翊鈞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鈞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朱翊鈞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朱翊鈞即位時，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內閣紛爭傾軋，整個朝廷也沒有能夠挽回嘉靖一朝的積弊。這個社會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佈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衝，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有文藝素養，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透過遺詔驅逐了政敵孟衝，親自任司禮監掌印太監。而此時的內閣首輔高拱也對馮保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神宗即位之後，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 ，恰恰觸犯了“自負付託之重，專行一意，以至內猜外忌” 的為臣大戒，最終在官場角逐中失利。人事變更的結果，張居正依序升為內閣首輔，責無旁貸地肩擔起培養萬曆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盪對幼小的萬曆皇帝產成的刺激也頗為深刻：“專權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獨持，以終其世。晚雖倦勤，而內外之間，無復挾恣意如初年者。主術所操，為得其大也。”而且高拱為人性格執拗，出言偏頗。明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於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朱翊鈞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朱翊鈞就在平臺（即後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朱翊鈞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援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 ”其時，因為朱翊鈞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箇中的利害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至萬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朱翊鈞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於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個重要舉措。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援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1573年），至萬曆十年（1582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

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透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明末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在東林黨爭無休無止之時，由於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佈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至於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蒐括民財。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於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 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就在朱翊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嚮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朱翊鈞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鈞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鈞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喪，二十三日頒佈遺詔，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諡號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於定陵。

明神宗朱翊鈞

建築歷史

明定陵是明朝萬曆皇帝和皇后的陵墓，它是分佈於北京的十三座明代皇陵中一座進行了考古發掘的陵墓。定陵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動工，歷時6年完成，共耗用白銀八百萬兩。

陵墓建成時皇帝只有28歲，直到1620年才正式啟用，該陵墓整整閒置達30年之久。定陵成為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園之一（成祖長陵、世宗永陵、神宗定陵)。完全仿照他的祖父世宗的永陵建造。它的地面建築共佔18萬平方米，前有寬闊院落三進，後有高大寶城一座。陵正門前方是三卒漢白玉石橋。過了橋是高大的碑亭。亭周圍有祠祭署、宰牲亭、定陵監等建築物300多間。再往後就是陵園最外面的圍牆－外羅城（圍牆外的圍牆，由明世宗開始，由於明神宗建陵時仿照世宗所以有外羅牆）。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入昌平，地上木構建築大部分被焚燬。同年清兵入關，陵園再遭破壞。

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時，祾恩門、祾恩殿被縮小規制重建，但民國年間再次被焚。陵園建築中只有寶城、明樓、重門和陵垣始終未遭嚴重破壞。

明定陵

建築佈局

總體佈局

明定陵平面圖

陵宮的總體佈局亦呈前方後圓之形。地上部分的主體建築坐落在大峪山與蟒山主峰之間的中軸線上。陵前一條神道全長3千米，由長方形青石板鋪就，寬闊的路面上可並排行走3輛馬車。從七孔橋以北100米處向西北延伸，經三孔橋和金水橋，便可直抵陵園門口處的無字碑。無字碑體積巨大，螭首龜趺，因其迥異於常見石碑，通身光潔不留一字而得名，也成為後人心中的謎。

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先生曾六度拜謁此地，但對於無字碑背後之謎，卻也是始終不明就理。清人梁份經過悉心考證後，在《帝陵圖說》一書中道出了他所理解的箇中緣由：最早長、獻、景、裕、茂、泰、康7座皇陵門前均無碑亭，到嘉靖皇帝在位之時才補建而成。尚書嚴嵩希望碑文由世宗撰寫，但嘉靖皇帝認為天命已定，功過當由後世評說，於是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來。梁份認為，其後的幾代皇帝自然也深感其中滋味，“功德”勿需直言，由此碑身皆光潔無字。然而對於長眠定陵的神宗朱翊鈞而言，無字碑卻恰如其分地表明瞭墓主人功過參半的矛盾一生。如今，三孔橋已經蕩然無存，無字碑初建時的方形碑亭也在清初被八旗軍所毀，只剩下龐大的石碑仍然完好，矗立在青天之下，默默睹視世間滄桑。其外圍是一道將寶城、寶城前方院一包在內的“外羅城”。城內面積約18萬平方米。羅城擁有一個歇山頂式大門，位於陵區的石橋和碑亭之後，形高體大，作為整個陵宮的入口，成為第一道大門，黃瓦覆頂，硃紅大門，另外設有三道券門。在外羅城內有一片空地，左側建有神廚三間，右側建有神庫三間，分別作為朱翊鈞死後繼續享受帝王之福的生活資料提供場所。清梁份《帝陵圖說》對這道外城成做過這樣的描述：“鋪地牆基，其石皆文石，滑澤如新，微塵不能染。左右長垣琢為山水、花卉、龍鳳、麒麟、海馬、龜蛇之壯（狀），莫不宛然逼肖，真巧奪天工也。”又謂：“覆牆黃同瓦瓦，刻磚為斗拱，簷牙玲瓏嵌空，光瑩如玉石。甲申之變，寸寸毀之，而不能盡毀也。”外羅城僅前部正當中軸線位置設宮門一座，即陵寢第一道門。其制，黃瓦、朱扉、設券門三道。外羅城內，偏後部位為寶城。其平面接近標準圓形，直徑約230米。寶城牆的垛口均採用打磨平整的大塊花斑石壘砌。內環磚砌宇牆，宇牆與垛口之間為鋪磚馬道。寶城牆的前部設有城臺（又稱“方城”），城臺下承石刻須彌座，上建重簷歇山頂式的明樓。明樓的建造極為考究，不僅樓內採用磚券頂，無木構樑架，而且上下兩層簷的簷椽、飛子、望板、斗拱（上簷為單翹重昂七踩式斗拱，下簷為重昂五踩式斗拱）、額枋、平板枋及上下簷之間的榜額（刻“定陵”兩字）也全部用巨石雕刻拼砌而成，其上油飾油漆彩畫，酷似木構建築，然實無片木寸版。樓壁前、後、左、右四面各闢券門，樓內樹聖號碑一通，高6.195米，碑首為方形，前後刻雙龍戲珠圖案，正面有篆額“大明”兩字。碑身正面刻“神宗顯皇帝之陵”七個徑尺楷書大字。碑趺採用上小下大五級方臺式，其上面四級自上而下，分別雕刻雙龍戲珠、雲、寶山、海浪等圖案。城臺的下部無券門之設，但城臺左右各有冰盤簷式石刻門樓，由門樓進入，有礓石察道由城前上達寶城、明樓。寶城之內封土滿填，中部有三合土夯築而成的上小下大圓柱形的“寶頂”。據《明熹宗實錄》記載，天啟元年（1621年）閏三月，因定陵帝后人葬後隧道回填完畢，工部曾奏請議定寶頂規制，熹宗皇帝（神宗之孫）下旨說：“定陵寶頂規制乃皇祖（指神宗）親定……著照永陵丈尺培築。”但實際上定陵寶頂卻築得比永陵還大。寶城的排水採用牆外設石刻排水螭首和牆內設排水方井的方式（排水方井的底部設有通於寶城牆之外的排水暗溝）。

明定陵地宮

三進院落

寶城之前，在外羅城內設有三進方形的院落。

第一進院落，前設單簷歇山頂式陵門一座，制如外羅城門，為陵寢第二道門，又稱重門。其左右各設有隨牆式掖門一道。院落之內無建築設施，院落之前（外羅城之內）左側建有神廚三間，右側建有神庫三間。

第二進院落，前牆之間設祾恩門。其制面闊五間（通闊26.47米），進深二間（通深11.46米），下承一層須彌座式臺基。臺基之上龍鳳望柱頭式的石欄杆及大小螭首設定齊備。前後還各設有三出踏跺式臺階。按《帝陵圖說》所記，祾恩門臺階的形制為“中平（指雕刻圖案的御路石）外墄（指臺階），中為御道”，則明朝時該門臺基也應有御路石雕。祾恩門左右各設隨牆式掖門一座。院內建左右配殿各七間（《昌平山水記》記為七間，《帝陵圖說》記為九間，本書據遺址分析從前者）及神爐左右各一座。祾恩門在清初曾遭八旗子弟損毀，乾隆皇帝曾將其重建，但在民國時又遭焚燬，如今大殿已經不復存在。

第三進院落，前牆間建有陵園最主要的殿宇——祾恩殿。其形制為重簷頂，面闊七間（通闊50.6米），進深五間（通深28.1米），下承須彌座式臺基一層，圍欄雕飾同祾恩門。臺基前部出有月臺。月臺前設三出踏跺式臺階，左右各設一出。殿有後門，故臺基的後面亦設踏跺式臺階一出。其中，後面一出踏跺及月臺前中間一出踏跺設有御路石雕。刻龍鳳戲珠（左升龍，右降鳳）及海水江牙圖案。祾恩殿左右各設隨牆式掖門一座。院內沿中軸線設有兩柱牌樓門（欞星門）一座、石几筵一套。牌樓門的兩柱作出頭式，白石雕成、截面為方形，頂部雕坐龍，前後戧以石抱鼓。石几筵，由石供案和石供器組成。石供案作須彌座式，石供器由香爐（一座）、燭臺（二座）、花瓶（二座）組成。形制如長、永等陵。

明定陵地宮

此外，定陵外羅城之前，左側還建有宰性亭、祠祭署，右側建有神宮監、神馬房等附屬建築。定陵衛的營房則建於昌平城內。其中，定陵祠祭署的建築佈局是，中為公座（辦公用的正廳），後為官舍，前為門。神宮監有重門廳室，房屋多至300餘間。

定陵地下宮殿在地下27米處，規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組成（前室、中室、左配殿、右配殿、後室）。地上陵宮由寶城、明樓、祾恩殿（重簷7間）、祾恩門（5間）、左右廊廡（各7間）及外羅城內外的宰牲亭、神廚、神庫、碑亭組成，佔地約18萬平方米。

明定陵地宮

考古發掘

定陵地宮中殿

1956年-1957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對地下玄宮進行了發掘，此後有關部門又對出土文物進行修整，修葺地上古建築，公元1959年就原址建為定陵博物館。出土時，孝端皇后上蓋緞被，屍體身下鋪一床織金緞被，再往下有四層褥墊，其中一層褥墊上綴著100枚“消災延壽”金錢。皇后頭戴黑紗尖形棕帽，裝飾著金簪，上身穿繡龍方補黃綢夾衣，下身穿黃色纏枝蓮花緞夾褲，足蹬黃緞鞋，腰間繫著繡雲龍紋長裙。神宗的棺槨內塞滿了各種陪葬品，最上層蓋的是織錦被，被下放著袍服和織飾匹料，屍體的下面墊著一條錦被，被下還有9層被褥，其中一件被褥上綴著17枚“吉祥如意”金錢。神宗頭戴烏紗翼善冠，身穿刺繡袞服，腰繫玉帶，下身穿黃素綾褲，足蹬紅素緞高繡靴。經過仔細清理分類，共發現各種珍貴金器數百件，其中以帝、後的金冠最為精美；各種袍料、匹料和服飾用品達600多件，尤以皇帝的緙絲十二章袞服龍袍和皇后的羅地灑線繡百子衣最為珍貴。

神宗頭側圓盒內的一頂金絲翼善冠，全用極細的金絲編織堆壘出二龍戲珠圖案，孔眼細小而均勻，造型生動活潑。如此繁複的製作，外表卻不露絲毫接頭，體現出高超的手工技藝。

皇后鳳冠有三龍兩鳳冠、六龍三鳳冠、九龍九鳳冠、十二龍九鳳冠。其中六龍三鳳冠上六條龍均由金絲編織而成，栩栩如生，三隻用翠鳥羽毛貼上的鳳居下，彷彿要破空而起。龍、鳳口銜珠寶，在由珍珠寶石綴編的牡丹花、如意雲、花樹之間穿行。鳳冠後的六扇博鬢左右分開，珠光寶氣，極其奢華，其上共裝飾紅、藍寶石128塊，各種珍珠多達5400餘顆。袞服龍袍是皇帝參加祭祀天地、宗廟、社稷等最為隆重的典禮時才穿的服裝。緙絲十二章袞服的底紋上佈滿字圖、壽字圖、蝙蝠和如意祥雲，寓意萬壽洪福。前後身和兩袖緙絲製作12個團龍，每個圓形的團龍周圍飾有8種吉祥圖案：法螺、法輪、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長。另外繁複的十二章圖樣也全收其上，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徵王朝的統治，皇帝的文武兼備。織造龍袍所使用的緙絲技術也是非常獨特的，然而這種技術到今日已是失傳已久。史料記載，明朝初期開國皇帝朱元璋勵精圖治，生活節儉，嚴禁緙絲製作服飾，因為緙絲工藝複雜，成本高昂，熟練織工一日只能完成一寸，製作一件長衣的緙絲面料需要連續不斷織造10年之久。自明朝宣德年間開始，緙絲才在皇室奢侈之風作用下重現世間，而神宗皇帝的袞服需要再加上孔雀羽、真金絲線等等工序，可謂絕代奢華。

羅地灑線繡百子衣出於孝靖皇后棺內，圖案優美，極富感染力，升龍、行龍左右盤繞，龍身四周飾以雲水，極其威嚴。在前後襟與衣袖上共繡有100個活潑童子，姿態各異，或讀書，或出遊，或沐浴，不一而足。周圍飾金銀錠、方勝、古錢、犀角等八寶，還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等花卉組成的春、夏、秋、冬圖案，蘊含“子孫萬代，多福多壽”的寓意。

定陵地下宮殿出土了各類器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銀器、玉器、珠寶、金冠、鳳冠、兗服、冕旒、百子衣等。明定陵的發現，為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其地宮結構堪稱明代皇陵規制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