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大革命失敗後，以偉人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了星火燎原般的中國農村根據地。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人都認識到了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
事實上，面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威脅，一些共產黨人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些共產黨人卻認為革命形勢一直處在高潮期，並不需要暫避鋒芒。在這種路線方針的支配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冒險主義者不顧敵我力量懸殊，確定了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革命鬥爭路線。
再加上當時黨內已經被複仇衝昏頭腦，他們認為必須以牙還牙，讓國民黨反動派知道痛苦的滋味，於是一場被仇恨支配的起義開始了。
在起義過程中，一部分共產黨人不注意策略和政策，一味的採取燒殺政策，這引起了當地群眾的不滿。因此，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一段時間內，黨內的左傾錯誤越發明顯，使革命遭受了巨大損失。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時任宣傳部部長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也有中心城市暴動的條件。除此之外，李立三等人還認為農村包圍城市的那老一套根本是錯誤的，主張與國民黨反動派猛打猛拼。
李立三等人甚至還制訂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飲馬長江的武裝起義計劃。他要求蘇區紅軍主力攻打國民黨軍駐守的大城市，甚至還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讓原本就弱小的紅軍再次遭受了滅頂之災。
據資料記載，在執行立三路線的過程中，紅二軍團由一萬六千人減少到三千人。這還不算什麼，大塊根據地的喪失卻是戳中了紅軍的命脈。尤其是洪湖根據地、左右江根據地的接連失陷讓許多紅軍戰士飽受打擊。
1931年1月，在立三路線離開中央後不久，一種名為王明路線的左傾路線再次開始統治全黨。
在這次召開的中央全會上，王明靠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援，對瞿秋白、周總理等領導人動輒加以指責。當時的王明僅僅還是個一般幹部，他甚至都不是中央委員，但在米夫等人的支援下，王明竟然搖身一變成為中央的實際操控者。這種火箭式的升遷速度恐怕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
在王明路線統治全黨期間，左傾主義的苗頭越來越旺。為達到打擊老資格幹部的目的，王明一夥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手段，來開展所謂的政治鬥爭，其實也就是打擊不合作者、清除異己的過程。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王明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根本看不到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也看不到國際形勢的發展。他們甚至提出中間派也是階級敵人，是需要鬥爭的物件。在這種方針的指引下，長期活躍於敵人眼皮底下的中央領導機關也屢遭破壞，以至於不能在上海繼續工作。1933年1月，臨時中央從上海前往中央蘇區，王明也正式前往莫斯科就任共產國際代表。
臨時中央進入蘇區後，繼續在王明的遙控下，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嚴厲鎮壓反革命”的口號下，肅反斗爭持續擴大化。另外，在組織上，臨時中央採取宗派主義的手段，打擊有不同意見的幹部，並將他們調離重要崗位，實際上也是內部鬥爭的一個過程。
舉個例子，1932年7月，蔣介石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鄂豫皖蘇區書記的張國燾，積極貫徹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這個過程中，他不斷清除異己，導致肅反擴大化，一大批紅軍優秀將領在這場人為災難中損失殆盡。
與此同時，擔任紅三軍政委的夏曦，在這方面做的更絕。他始終堅持宗派主義方針，致使段德昌等紅軍將領含冤去世，最終讓紅三軍被迫離開根據地，到黔東去打游擊。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