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片中常常能看到警察臥底到黑社會組織中收集情報，並暗自裡彙報給上級，幫助警察對黑社會組織進行打擊，然而這種人不僅僅存在於電影中，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就有這樣的人，不過他是一名共產黨員而非警察，臥底的組織也不是黑社會，而是比黑社會更危險的軍統中。

李時雨

而作為一名特工，李時雨更是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之中的佼佼者，他在敵方陣營中潛伏多年，並直到坐上地方陣營中的高層位置，也沒有被人發現，不斷地為黨組織提供重要的情報，今天我們就來講講他的英雄事蹟。新來的朋友別忘了點點關注，既能回顧往期文章，又不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

接觸先進思想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李時雨於1908年出生在了黑龍江省巴彥縣萬發鎮紅遠村雌風崗屯，當時父母給他起名為李亭芳。八歲的李時雨被家中長輩送到私塾中學習，而他當時最喜歡看的書就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而在這部著作中，他最喜歡的角色之一就是“及時雨宋江”,因宋江的大義及嫉惡如仇、劫富濟貧等等行為，所以與同學交談時常常提到宋江，故被同學起了個綽號名為“時雨”，所以後來李亭芳將名字改為了李時雨。

之後學習成績優異的李時雨成功考入了黑龍江第二中學，也就是現在的綏化二中，但在學校中學習了半年後，支援李時雨唸書的祖父離世，而他的父母並沒有讓他繼續唸書的念頭，所以不給他上學的學費，李時雨也因此而輟學。輟學後的李時雨仍心心念唸的想要去上學，但因父母不同意，所以他便在之前同學所辦的私塾中不斷地學習，同時不斷地與父母溝通，希望父母同意他去上學。1924年在興隆鎮新發屯鄉紳的勸告下，父母才同意他繼續上學。開心的李時雨跟著鄉紳的兒子一起來到了省立一中補習班中學習，並在半年後成功的考入了省立一中。

1925年，因發生了“五卅慘案”全國各地的工人以及學生紛紛罷課停工，為南方人民的鬥爭進行聲援。而剛剛入學一年的李時雨也加入了學生遊行運動的隊伍之中，支援上海工人的鬥爭活動。

五卅慘案

但學生遊行活動遭到了當地政府的反對，所以便解散了省會中眾多的學校，透過讓學生回家這種方式來阻止學生遊行的活動。雖然在學校中學習的時間僅有一年多，但這一年中所學到的和見到的東西都對李時雨影響頗深，為他未來的人生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學生運動中，接觸到的人和事都對他的愛國教育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這讓他慢慢地開始有了先進的革命情結。

1926年，李時雨和鄉紳的兒子相伴，來到了天津南開中學。這所學校的氛圍以及師生在當時的中國十分先進，並且李時雨也在這所學校中認識了他所接觸到的第一個中共黨員林楓以及眾多進步分子，讀到了許多國外的進步書籍。後來因為家中長輩不同意在天津學習，所以被迫回到家鄉，但經過李時雨對父母的不斷勸說，父母終於還是同意給他學費讓他到北京上學。

1927年過完年後，李時雨跟著同村中小時侯的同學來到了北京，並在這個同學的幫助下，考到了北京弘達學院初中部，並且在初中畢業以後考到了北京法政大學。在大學中的前兩年，李時雨專注於學習，埋頭苦讀，沒有加入任何組織。假期時，李時雨回到了老家，偕同多個夥伴將在外地學習的大學生組織起來，共同開展了驅逐當地腐敗縣長的鬥爭。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李時雨聽聞訊息，知道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而想要拯救這個瀕臨破滅的國家，唯有跟隨著共產黨的領導，才能讓這個國家起死回生。經人介紹，李時雨便加入了中共青年團，並於同年12月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同年12月，北京的學生南下示威，而李時雨作為學校的代表參加了臥軌鬥爭，並在之後擔任了北京大學生示威的指揮。但國民黨當時對於全民人民的要求不理不睬，李時雨等眾多愛國志士在報國無門的情形中，紛紛棄筆從戎，為國家奉獻自己的力量。

一心救國，開始特工生涯

1932年，地下黨組織派遣李時雨潛伏在哈爾濱並在哈爾濱地區組織起抗日武裝力量。在到達哈爾濱後，李時雨與地下組織接頭，並按照當地地下組織的安排，到多地聯絡組織人員，之後便回到了老家。

在老家李時雨向自己的親戚長輩講解抗日的原因和道理，在李時雨積極地宣傳和細緻的講解下，他們都表示願意加入抗日義勇軍。多日奔波後，李時雨已經成功地聯絡到了上千人，並且絕大多數都有意願加入李時雨的隊伍，所以李時雨決定將家鄉的一個藥鋪作為根據地。

隨後李時雨又找到了家鄉中學的校長和自衛團的負責人，經過談論，他們三人發現互相志願相投，一拍即合，決定共同抗日並在接下來組織武裝起義。但在這支抗日隊伍成立後，因為有成員被說服投靠日偽軍，所以被迫解散。後經地下黨組織批准後，李時雨又回到了北京法學院唸書。

李大釗

1933年，日本的軍隊已經來到了天津地界，戰爭的硝煙即將瀰漫到這裡。中共地下黨發出指令，決定透過安葬革命烈士李大釗同志為契機，在天津發起一場反對國民黨無故殺戮愛國人士的群眾運動，而李時雨也被告知要出席這次葬禮，並在這次活動中擔任護靈人。在送葬過程中，國民黨軍閥對送葬隊伍百般阻撓與威脅，但隊伍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人民群眾不畏敵人的各種手段，成功的將李大釗同志的遺體送到了指定地點。同年4月，李時雨與孫靜雲完婚。

李時雨從北大法學院畢業後，地下黨組織命令他潛入東北軍中。恰巧李時雨的一位兒時同學在東北軍中擔任要職，在他的舉薦下，李時雨成功地潛入了東北軍中，隨後又潛入到了西安，李時雨的特工生涯開始了。

成功潛入東北軍並身居要職

1936年2月，李時雨奉命來到了西安擔任“剿總”第四處的辦事員，中尉軍銜。同年6月，李時雨秘密地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人劉宇新接頭，劉宇新之前也是黨組織安插在東北軍中的特工，由周總理直接調動。

周總理

李時雨在西安的日子裡，常常藉著去拜訪兒時同窗的機會與張學良公館的警衛員聊天，不久就和警衛員們混熟了。在和他們聊天的時候，總是不經意地向他們宣傳一些黨組織對於抗日方面的主張。同年12月，為了挽救中華民族，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兵變，後稱“西安事變”。

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劉宇新就偷偷跑到了李時雨的家中，與李時雨一起分析當下的形勢及狀況，並對下一步要進行的工作展開規劃。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捉到，東北軍上層一時間群龍無首，各執己見，對未來的計劃產生了分歧。不久後，東北軍就宣佈要進行改編。此時的李時雨分析情況後感覺不能再留在東北軍了，就到北京去找組織中的同志計劃下一步的行動。

七七事變

但在李時雨到天津後不久，就爆發了七七事變。日軍很快地就將天津完全佔領，並將前往北京的道路全部封閉。而就在李時雨發愁的時候，經過從前的同學介紹，李時雨同當時天津的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人何松亭見面。聯絡上組織後，李時雨繼續在天津從事著情報收集工作。

過了一年後，日本在天津成立了一個治安維持會，而恰巧這個維持會的總科務長也曾在“剿總”工作過，並且與李時雨相識。李時雨立馬上報黨組織，並在黨組織的批准下，經這個總科務長的舉薦，擔任天津最高法院的檢察官。並且由於工作表現較為突出，李時雨得到了一張特務機關派發的通行證，有了這個證件的李時雨如虎添翼，可以更加便利的為黨組織收集秘密情報了。他在北京和天津之間來回走動，幫助黨組織運送重要檔案。並且屢次完成了黨組織交付於他的重要任務

黨組織給李時雨派下了兩個任務，其一是將天津的電臺器件和馬達運出去，其二則是營救一名被抓住的共產黨員馮驥。

在當時的天津，電臺作為軍事物資而被禁止向外運送，天津的黨組織便從外國人手中買到了製作電臺需要用到的零件。黨組織知道了李時雨得到了通行證，並且由於他住在租界中，進出租界十分方便，便將這個艱鉅的任務交給了李時雨。黨組織先是派人將裝著零件和馬達的兩個箱子秘密送到了李時雨的家中。最初李時雨打算假裝剛辦完婚禮回家走親戚，進而將這些箱子帶出去，但發現租界口的日軍檢查十分嚴苛，便放棄了這個想法。

經過李時雨縝密的思考後，李時雨借用法院的汽車，在租界口亮了一下他的通行證，順利地透過關卡，將箱子拉到了法院，放在辦公室裡。過了幾日，又一個箱子被送到了李時雨家中。這時法院中已經沒有車子可以借出來了，李時雨思考良久，想不到完美的辦法，便決定賭一把。他僱了輛三輪車，在透過關卡時一手將箱子拎起，挺直了腰假裝很放鬆，讓對方認為箱子並不沉，一手亮出通行證，在人群的掩護下順利地通過了關卡。後來他秘密地將箱子交給了接應的同志。

第二個任務則是營救一名被抓住的黨員馮驥。由於馮驥是一名共產黨員，所以在當時的日偽軍領地內，很難將他營救出來。何松亭也只告訴了他馮驥的案子在天津高等法院審理，別的一無所知。而李時雨面對這個艱難的任務，百般思索，想出了一個可行的方法。

已升任書記官的李時雨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從負責馮驥案子的書記官那裡將關於馮驥的卷宗偷偷地裝進了自己的包裡，回家後便將這些卷宗燒燬。這名書記官發現卷宗丟了後便向李時雨彙報，李時雨就給這名書記官出了一個主意，讓他向上級說馮驥的卷宗在日軍的轟炸中燒燬了。這名書記官便如此向上級彙報，上級也因此沒有怪罪他。而得到了李時雨恩惠的書記官在之後幫助李時雨進入了監獄，李時雨得以單獨面見馮驥，並告訴馮驥讓他出庭時說是打架後被仇家栽贓陷害。

之後李時雨又跑去和兩個陪審說馮驥是自己的親戚，是被陷害入獄的，請他們催一下主審儘快審理。並且給審理這件案子的審判長送了禮物，在大飯店中請這些人一起吃了個飯，在吃飯時提到這個案子，他們都表示願意幫忙。開庭審理後，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再加上李時雨的暗中動作，馮驥被判無罪釋放。

潛入汪偽政府，為黨組織收集重要情報

汪精衛

1939年，汪精衛策劃進行賣國行動，建立偽政權。為了給計劃在上海召開的國民黨代表大會做準備，汪精衛派人到各地去找出席會議的人，李時雨也在這個行列裡。而得知訊息的李時雨立馬向黨組織彙報了這個情況。幾日後，黨組織令李時雨借這次會議蒐集情報。李時雨在會議中認真地記錄下了重要資訊，經過整理後向黨組織進行了彙報。

後來，李時雨被任命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並受到了汪精衛的接見。由於有了這些身份，在偽政府成立後，李時雨立馬升任到了偽政府的高層，併成為了立法院院長陳公博的重點栽培物件。

後來因陳公博升任上海市市長，李時雨也因此到了上海任職，並被授予少將軍銜。借用這個職位的偽裝，李時雨在與陳公博的談論中獲取到了諸多重要情報。並且李時雨和陳公博的秘書關係慢慢親近，李時雨從他的身上又獲得了很多情報。

1945年，抗日戰爭接近尾聲，黨組織計劃收復上海等城市，命令李時雨等情報人員將敵方的軍隊警察安排調查清楚。而隨著李時雨地下組織關係網的擴大，北京上海地區有大量的情報需要傳送。為了配合丈夫的工作，妻子孫靜雲將情報裝在了被掏空的肥皂中，並重新包裝，再由李時雨送出。

日本投降前，黨組織委派李時雨進行運兵的工作。接到了命令的李時雨，立馬開始制定方案。在當時偽政府在上海共有4個團，經過仔細考慮，李時雨決定與第一團團長劉鐵成等人接觸，向他們揭露汪精衛的賣國行為，並給他們分析了其中的利害關係。1945年，新四軍擊潰了偽政府第五軍，而李時雨接趁此機會向劉鐵成等人說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而三人願意投誠，幫助新四軍收復上海。

走出牢獄後終於穿上軍裝

日軍投降後，黨組織正在考慮要將李時雨撤回解放區還是繼續留在上海，正在這時，一名從前與李時雨結識的律師介紹李時雨進入了軍統工作，並被任命為上海區第二組組長。上海在國民黨進駐前由軍統控制，而李時雨則借職位之便獲取了大量的機密情報。偶爾遇到軍統抓捕地下黨組織的行動，他也能在保全自己身份不暴露的情況下將他們營救出去。

1946年，軍統逐個排查機關內的人，由於檔案資訊上的漏洞，李時雨被逮捕並關押起來。在獄中軍統特務軟磨硬泡，想讓李時雨說出他的真實身份，但對於早已做好準備的李時雨來說，這些都不管用。並且在獄中的幾個月裡，李時雨還時不時以國民黨地下組織人員的身份與特務過招，順便還向他們宣傳愛國思想。始終得不到想要答案的特務們只好作罷，將李時雨放在監獄中。

但是軍統對有關於共產黨的案件都下手非常狠，李時雨最終被以“漢奸”的罪名判了7年6個月。在獄中的李時雨始終保持著一顆愛國和革命的心，等待著未來能回到黨組織中。終於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李時雨被釋放。並在出獄後，遊走於上海上層社會中，向上海的上層人士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與政策。但有這麼多動作的李時雨難免會被人盯上，得知了李時雨此時境況的黨組織當即決定將李時雨調離上海。

1949年4月，李時雨聽從黨組織的安排，帶著妻子前往香港，並在抵達香港後與當地的黨組織接頭。並在幾天後，帶著在香港的共產黨員所交付的情報資訊乘坐郵輪前往天津，並迅速趕到北京。到達北京後，李時雨將從香港帶回的情報當面交給了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人。隨後他終於穿上了心心念唸的解放軍軍裝，公佈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後來李時雨被任命到中央社會部研究室工作，而妻子則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1999年12月28日，李時雨因病逝世於北京，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