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劼人誕辰130週年，這是一位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劉心武曾說：李劼人的文學成就，長期以來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其價值和地位被嚴重低估了。是時候撿起來了，他不能再被埋沒了！
李劼人不僅是中國現代具有影響的文學大師之一，也是知名社會活動家、實業家。從1925年起與友人共同創辦嘉樂紙廠開始，李劼人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二十七年與嘉樂紙廠息息相關，對他的生活、創作影響深遠。
龔靜染與李劼人外孫女李詩華在菱窠（李劼人故居）
成都作家龔靜染歷經四年時間，查閱上千卷檔案卷宗，整理親歷者的記述，寫出《李劼人往事 : 1925—1952》一書，大量珍貴的公私信函、會議記錄、往來電文、經營冊表等一手史料首次呈現，以紀念李劼人先生誕辰130週年。而此書剛一問世，就被選評為了2021商務印書館年度十大好書，這是國內出版界最有分量的讀書榜單之一。
《李劼人往事》
寫李劼人的緣起
2017年夏，龔靜染到樂山市檔案館查閱史料，第一次打開了嘉樂紙廠的檔案卷宗，發現裡面竟然有很多關於李劼人的東西，非常驚訝。
大量珍貴的公私信函、會議記錄、往來電文、經營冊表等就在他的面前，甚至在小心翼翼地展開它們的時候，好像李劼人才剛剛離開不久，那些墨跡中還殘留著他的氣息。實際上就在那一刻，龔靜染就下定了決心來完成這件事，而這就是他寫李劼人的由來。
李劼人從1925年起與友人共同創辦嘉樂紙廠，並長期擔任董事長一職，時間長達27年之久，這裡就封存了最原始、最豐富的檔案史料。但由於資料龐雜，加之檔案年代久遠，辨識和梳理工作量很大，必須花大量時間泡在裡面。後來龔靜染才知道，這批檔案史料的命運頗為曲折，它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嘉樂紙廠徹底破產後，從一個多年未開封的櫃子裡找到的，據說差點就賣給了收荒匠。而讓他再度震驚的是，這些史料被發現後也並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迴音稀落，問者寥寥。
1938年的李劼人。此時他已經完成了《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三部曲的寫作，並開始全身心投入到嘉樂紙廠的經營中。
但對龔靜染而言，卻是一次與歷史的相遇。他當即放下手中的寫作來專做此事，認為沒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我要感謝那個漫長的夏天，在無邊無際的蟬鳴聲中完成了李劼人經營嘉樂紙廠期間的檔案查閱，這無疑是一次獨身前往的歷史尋訪，而《李劼人往事：1925—1952》這部書呈現的幾乎就是那個夏天的全部收穫。 ”
對於李劼人先生，龔靜染評價：“毫無疑問，他是中國近現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但直到2014年在菱窠參加了紀念李劼人誕辰123年的活動，也從未想到要與之發生任何關係，我坐在現場的一個角落裡，就是個旁聽者。但世間的事，多有難測之處，沒有想到幾年後我居然承擔了這樣一件工作，也許這就是因緣際會的神奇吧。 ”
整理檔案史料是個漫長的過程，前後竟達兩年多時間。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寫、歸類，常常是弄得兩眼昏花、頭昏腦脹。雖然不勝其苦，但龔靜染也感謝這個有些煎熬的過程，因為書中諸多細節都是在其中發現的，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現，他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這個過程中，他也陸續在尋找書中的相關人物，雖然他們都已過世，但從李劼人、陳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謝勖哉、楊新泉等後人和友朋處也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口述史料，豐富和補證了不少史實。
等做完這些工作，才進入寫作階段，而時間又是一年。這中間經歷了新冠疫情，足不出戶的生活正好給了龔靜染安靜的寫作空間，由於前期的準備充分，寫作過程比較順利，洋洋三十餘萬字，一氣呵成。龔靜染回憶，當時商務印書館叢曉眉女士來成都，正是金秋時節，臨時起興到菱窠參觀。“那天我們一直在聊天，漫步在小院中，記得是正好走到李劼人塑像前，她突然對我說，這本書就交給我們來出吧。2021年春節前，書稿順利進入編輯流程，現在想來，又覺是種緣分。 ”
龔靜染在《李劼人往事》的序言中談到，李劼人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歷就在嘉樂紙廠這段。一是時間跨度長，二是對他的生活、創作影響深遠，而這是之前的研究者們沒有足夠重視的。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於深山，視野受到很大的侷限。在過去，絕大多數研究成果都是圍繞作品文字來展開的，鮮有對特殊環境下作家的創作以及作家與作品之間深層而細微關係的研究。在他看來這不僅相當重要，也非常有趣，而他做了一件從源頭引出活水的工作。
《少年中國》1923年7月，第四卷第五期，上面刊登了李劼人的小說《同情》
《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書主要是以嘉樂紙廠的興衰歷史為線索，是基於紮實的一手史料來進行的非虛構寫作，所以讀者會發現李劼人的這段經歷與他筆下的人物故事的關聯，甚至能在蛛絲馬跡中找到印證。“這也決定了本書是非傳記的文學性書寫，是在大量新鮮的史料中找到敘事邏輯，用史料本身來推動故事的講述。而講述選擇了比較直白和節制的方式，這樣的效果保留了歷史的端末，卻未必能取悅讀者，如果用電影來比喻，我認為它更像是質樸的紀錄片，而非偏重渲染的文藝片。 ”
談李劼人的遺憾
龔靜染認為，李劼人一生頗為傳奇，寫作、經商、從政均有建樹，這在同時期的作家中極為少見。他經商的時間最長，佔據了人生的重要時光，而三者又密不可分，可謂是生路步步緊逼，命運暗中牽引。他的寫作有兩個黃金時段，一個是從法國歸來不久的幾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間，他的不少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就寫於此；一個是1935年到1937年之間，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這兩段加起來大概在十年左右，也就是說，李劼人真正的文學成就主要在這十年中，而這兩段又互為因果，前者是後者的鋪墊，後者是前者的飛躍。如果要概括李劼人的文學，講這十年足矣，而這十年中間正好橫亙著一個所謂的“黃金十年”，大的時代背景與個人的文學創作交匯到了一個點上，這是他的幸運。
然而，這部書卻更多講到了李劼人的遺憾。因為他完全可以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創作“十部聯絡小說”的雄心，但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就被迫中斷了；到1952年，嘉樂紙廠實行公私合營，他就去當了成都市副市長，就更沒有時間和心境去從事文學寫作了，這確是讓人唏噓的事。但他究竟沒有忘記文學，仍然把文學當成其安身立命的依據，到了晚年，他還在醞釀一部 50萬字的長篇小說。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給林如稷的信中寫道：“我老早就有一個願望，打算《大波》寫完，準備寫下一部長篇。（現尚未定，到底循序而進，接著寫袁氏叛國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暫取名為《急湍之下》的好呢，還是大跳一步，寫《天魔舞》，即從抗戰緊急時候的大後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這部書稿的寫作計劃，而此時他已七十高齡。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給舒新城的女兒舒澤淞的信中寫道：“在將此三部曲寫完後，擬另起爐灶，寫一部反映民國二年到五四運動這一時代的東西，名字尚未擬定，暫時名之為《急湍之下》。到底擬寫幾本，亦未定。預計總不能少於五十萬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個月後李劼人就去世了，寫作此書的計劃也就成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沒有面世的機會。
1957年，李劼人同孫輩在菱窠家中。（左為李詩華）
顯然，晚年的李劼人還想讓自己的文學生命得以延續，遺憾的是他沒有能完成自己的夙願，這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大損失。他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時間用作了經商和從政，他的摯友魏時珍認為是耽誤了不少時日，為之惋惜。“劼人精明強幹，當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則其成就必遠勝當時，此我所以深為劼人惜也。” （魏時珍《未料強悍身先死》）
龔靜染說，未寫出“不能少於五十萬字”的《急湍之下》，也許是李劼人最大的遺憾。但是，這樣的遺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李劼人所獨有。縱有如椽巨筆，在時代大轉換之際，無論是名噪一時，還是泯沒於塵，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現於今世，作品的命運都是我們無法想象的。而李劼人是否真的如魏時珍所說的在人生選擇上稍有退讓就一定有更大的文學成就呢？
這本書或許就是一種解答，它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遺憾”從何而來，又是如何發生的，讓人們看到一個更為真實的李劼人。這些年中，關於李劼人在文學史上被嚴重遮蔽的話題也越來越多：遠離文化中心，慣用方言寫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義色彩重……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傳播不暢的原因，在長期受蘇聯創作模式影響下的文學評價體系中，它們永遠都是另類，不會受到重視。而現在的人們逐漸發現，其作品流淌著現代文學的優秀基因，是中國比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寫作，他應有盛譽遠在諸多如雷貫耳的名字之上。舒新城當年曾說他的小說“為民國以來第一部佳著”，也許就看到了這點，如果真要重寫文學史，李劼人的“被發現”幾乎是必然的。
但《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書並沒有討論這些話題，也非本書所重，接下來的事情應該交給專家學者們去做更深入的探討。“而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尋找李劼人先生筆下遺失的故事，以及那些早已沉睡的人物，因為我相信這本書在使用新史料的豐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對李劼人研究將不無助益。所以，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樂山市檔案館的大力支援，才促成了散落的人物和故事的重聚。”
龔靜染在序言最後表示：“我曾想，如果李劼人按他所願完成了‘十部聯絡小說’，他一定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而其中的一部必定會寫到嘉樂紙廠這段，對於棲身工商業多年的他來說，這將是一個非常厚重的題材，也是他人生無法繞過的漫長時光。但這個設想永遠也不可能實現了，在時隔近60年之後，特別是在他誕辰130週年之際，用這本書來紀念李劼人先生，卻多少是個彌補。當然，他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而我們只不過多了一份歲月的蒼涼而已。”
《李劼人往事》書封
專訪龔靜染
這是一本致敬之書，也是還原歷史之書
龔靜染的《李劼人往事：1925—1952》出版不久，紅星新聞記者在學者、作家止庵的朋友圈看到他推薦這本書：“我一直認為，寫出《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和《大波》的李劼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單以長篇小說論，他應該是第一好的，比茅盾、老舍、巴金都要好得多。然而李劼人一生事業，文學僅為其中之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推薦這本書，讀之可知李劼人文學創作之外作為實業家的事蹟——這實在是個少見的能人，他的文學成就多少為文學之外這種能耐所耽誤，但所給予讀者的已經不少了，剩下就是我們應該去讀他的作品，從而知道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有這麼有分量，有味道，結構好語言也好的作品，不因時間沖洗而退色。”
龔靜染（肖全攝於2018年）
紅星新聞：最近，你的新作《李劼人往事：1925-1952》正式出版，今年正值李劼人誕辰130週年，你希望藉以這本書表達對李劼人怎樣的情感，希望讀者可以從中讀到怎樣的新鮮內容呢？
龔靜染：首先這是一本致敬之書，李劼人先生是中國現代小說中巨匠級的人物，是一個真正值得好好研究的人，他的作品不應該再被漠視和遮蔽，這是本書的應有之義。其次，這也是一本還原歷史的書，它不是那種靠零碎的文獻資料拼湊出來的東西，在史料的豐富性和完整性上它是前所未有的，而真實性擺在了第一位。所以，我希望讀者能夠讀到一個真實的李劼人，讀到歷史的氣息，也讀到一個變革時代的風雲變幻。
紅星新聞：關於李劼人先生的研究專著也有不少，透過讀你的這部書，我們可以看到李劼人不僅僅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實業家事蹟。那麼，你透過這4年的創作，對李劼人又有了怎樣新的認識？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能否談一談你觀點？
龔靜染：李劼人先生其實是一個非常徹底的作家，他從年青時期開始的志向就是“自由著述”，雖然後期他大量的時間去經商、從政，這是生存的需要。但在他的內心一直是想堅持寫作的，並且為此有過很多掙扎和努力，比如他寫《天魔舞》的時候是1948年，正是國內最動亂的時期，民不聊生，工廠裡危機四伏，但他仍然給報紙寫連載，其實就是逼迫自己繼續寫作，不能放棄。
所以從社會角色上來看他長時間是商人、官員，但他骨子裡就是一個地道的文人，寫作素材都裝在了肚子裡，準備晚年來償還欠下的文債，可惜他沒有完成。
紅星新聞：你花了近兩年的時間來整理檔案史料，在這個漫長過程中，發現了哪些非常珍貴的資料？
龔靜染：很多。可以說在我這本書裡有大量的細節，都是靠一手的史料來支撐的。嘉樂紙廠的創辦是個比較複雜的過程，裡面涉及的人物故事很多，但大多在歲月中消失了，如果沒有對檔案史料的深度挖掘，它們可能永遠被埋在時間深處，不為人知。
我舉個例子，我找到了嘉樂紙廠幾個不同階段的股東登記表，這是非常重要的檔案資料，不僅把股東結構梳理清楚了，也把股東之間的關係搞明白了，這樣就對認識李劼人在嘉樂紙廠的地位和作用大有幫助，才可能有敘事中的客觀和真實。
紅星新聞：整個創作過程，肯定有一些東西給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請分享一些你覺得有意思的片段？
龔靜染：確實有很多，有件事值得一說。書在下廠印刷前，我恰好去拜見了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他就是李劼人的秘書謝揚青的妹夫。當時老人給我聊到了一件事，說謝揚青與向宇芳關係甚篤，他曾經就寄住在向公館裡。我才知道向宇芳是曾經做過24軍副軍長，後任四川省參議長的向育仁的兒子，突然就明白了在1948年李劼人女兒李眉被捕後，為什麼會透過向育仁去解救的原因。所以我馬上跟編輯聯絡，及時調整了這一段文字的敘述，同新發現的史實對接上了。這件事現在想來很幸運，沒有留下遺憾，這也許就是創作中的一點花絮吧。
紅星新聞：過去很多作家都說過李劼人的文學成就，長期以來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其價值和地位被嚴重低估了，你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而李劼人現在的文學地位如何了？你如何評價他的文學成就？
龔靜染：當時，李劼人除了在法國待的四年多，其他時間主要還是待在成都，處於文化的邊緣位置，失去了很多混圈子和找人吹捧的機會；另外，他的寫作一直堅持用四川方言，雖然非常生動、活潑，精彩絕妙，但也存在區域性的問題，外省人對川話未必領會其精髓；同時，在李劼人的筆下，沒有高大上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民間底層的各色人等，甚至主角都是些跑江湖的袍哥、不安分的女人等，缺乏時代需要的革命性人物，顯然就不會成為主流。再就是李劼人受法國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不小，對現實社會的描寫是客觀和真實的，這種沒有經過意識形態“篩選”和“過濾”的寫作，就會與蘇聯文學創作模式主導的寫作格格不入。但是，在經過了半世紀後，人們逐漸發現李劼人留下了真正的文學，不是那種喧囂一時、倏忽而過的東西，而是與世界一流文學接近的好文學。在我看來，他的文學成就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作家，他是那個時代真正的文學大師。
紅星新聞：你在序言中提到，李劼人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歷就在嘉樂紙廠這段。那麼，這段經歷如何影響了李劼人？
龔靜染：李劼人有27年的時間在與嘉樂紙廠打交道，從青年到壯年都耗在了裡面，可以說他的三分之一多的人生時光都跟這個工廠連在了一起。在經商方面，他其實有不小的貢獻，嘉樂紙廠是四川的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紙張的生產供應從客觀上支援四川的文化、教育等發展，這在抗戰時期尤為突出；同時，李劼人透過工廠的經營一定程度實現了他文化情懷，如支援辦刊、贊助辦學、救援貧困教授等。在文學方面，李劼人的商界經歷對他的寫作也有很大的影響，如對社會生活就有了新的觀察角度，對三教九流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接觸和理解。李劼人的寫作有開闊的氣象，有紮實的生活底蘊，就與他的這段經商生涯是分不開的。
紅星新聞：你曾出版了《橋灘記》《昨日的邊城》《西遷東還》等，擅長非虛構的寫作，那麼這部《李劼人往事：1925-1952》寫作有何不同，對於你而言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龔靜染：這是一部完整的非虛構歷史作品，三十五萬字，圍繞一個人去寫，在結構和材料上需要很大的體量，在其中的投入也要相應大很多，炒幾道菜與做一桌宴席肯定有區別。當然，作品的分量是絕對不一樣的，這是我遇到的難度最大、花的時間最長、涉獵的內容最為複雜的一部作品。過去，人們對李劼人的這段重要人生階段的認識比較模糊，一直是個“盲區”，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題材，考證的工作量很大，而這也給順暢的寫作帶來了諸多困難，有很大的挑戰性。但要還原歷史，這需要機緣，需要責任和激情，也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我想我已經努力了。
紅星新聞記者｜陳謀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段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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