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就力促中、美、英、蘇、荷建立同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41年12月23日，在重慶召開了中美英軍事代表會議，三國開始磋商聯合作戰計劃。12月31日在羅斯福的倡議下，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成立，他邀請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欣然接受，並提出可讓美、英兩國派代表共同組建聯合作戰參謀部，中美戰時軍事同盟也就此成型。
隨著日後雙方交往的深入和頻繁，問題和矛盾也時隱時現。在此之前中美交往中每遇分歧，或是中方主動忍讓配合，或是美方及時調整策略，雙方的步調基本能夠保持一致，大體上並未傷及中美關係大局。可史迪威將軍卻“來者不善”，他的赴任與隨後一系列的動作無疑掀起了中美關係的一場驚濤駭浪，以至於最終不得不以羅斯福將其召回而黯然收場。
蔣介石、宋美齡、史迪威
一
中國戰區成立後，中美軍事合作步入正軌。中國戰區需要一位美國將領來協調戰區內同盟國軍隊作戰。蔣介石出於這個目的在1942年1月4日指示宋子文請羅斯福總統為中國戰區挑選聯合作戰參謀長，同時派一位陸軍航空兵軍官來華指揮空軍。
在蔣介石看來，聯軍參謀長是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內執行戰區命令，具體處理軍事作戰事務的將領，雖可有戰區內中美英聯軍的行政權和指揮權，但蔣介石明確要求參謀長職位始終應在他本人之下。
1942年1月14日，馬歇爾將軍推薦由史迪威將軍出任聯軍參謀長。史迪威當時已近60歲，但他仍是一名精力充沛的陸軍將領，他曾以美國駐華武官的身份在1937年至1938年間研究過中日戰爭，對於中國軍隊也比較熟悉。
1月20日第一次緬甸戰役爆發，盟軍在中國戰區的作戰行動顯得更加重要。陸軍部高層在討論中迅速確定了將史迪威派往中國戰區擔任聯軍參謀長的事實以及史迪威赴華的使命。同時，陸軍部次長提出了由美軍將領指揮中美英三國軍隊在緬甸戰場的作戰行動的想法，對於這一要求蔣介石不願正面牴觸，只得暫時接受。
1942年2月2日，史迪威將軍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參謀長，聽命於最高統帥蔣介石。蔣介石在收到史迪威出任參謀長的訊息後表示歡迎，只是再次強調了參謀長地位和指揮權的問題。1942年3月6日，史迪威接受了蔣介石的召見。
蔣介石和史迪威
二
第一次緬甸戰役對中國的西南後方安全意義重大，但3月8日仰光淪陷使得蔣介石對參加緬甸戰役的態度已不再如過去那樣急迫。他現在並不情願將裝備精良的兩個軍送到緬甸戰場蒙受損耗。
蔣介石與史迪威兩人在9日和10日就緬甸戰局進行了兩次談話，蔣介石指出入緬作戰本以防守仰光為目的，但仰光的淪陷改變了局面，他擔心日軍借中國軍隊入緬之隙從越南攻入雲南，他有從緬甸撤回軍隊防守雲南的想法。但經過協商，蔣介石還是答應繼續入緬作戰，由中國軍隊防守曼德勒，英國軍隊防守曼德勒以南地區。3月11日蔣介石下令由史迪威指揮第5軍和第6軍入緬作戰，史迪威承諾他將按照蔣介石的指示行事。
在3月17日的會談中，史迪威試圖說服蔣介石將中國軍隊調往緬甸南部增援暴露在日軍火力之下的第200師，蔣介石當然不從，雙方發生了激烈爭論。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開始懷疑史迪威的軍事判斷力。
雖然蔣介石還是做出了讓步，但英國軍隊的我行我素打亂了中方的戰略部署，英國人對史迪威不屑一顧，英軍的棄守和節節敗退使蔣介石對其憂恨參半。很快，史迪威又和中國軍隊指揮將領發生衝突，蔣介石只得減少史迪威與中國軍官的接觸，並親赴緬甸前線告誡中國將士必須服從史迪威的指揮。他也將杜聿明撤下由羅卓英將軍充當中美軍事合作的潤滑劑，緩和指揮系統中軍人之間的矛盾。
1942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
緬甸戰局並未顯示出史迪威將軍“天才”的軍事指揮才能，日軍在4月進展順利，月底切斷了中國入緬軍隊的退路，對中國軍隊形成了兩翼包抄的局勢。
史迪威初次指揮作戰的失敗讓蔣介石大失所望，而5月初得知史迪威下令中國軍隊向印度撤退的訊息時蔣介石更是感到大吃一驚，但此時他還對戰局較為樂觀。而蔣介石尚不知緬甸戰敗中國軍隊入印的慘狀，複稱他對史迪威“始終信任與感慰”，有10萬名中國軍人在印度進行訓練。
到了6月18日，蔣介石在給熊式輝和宋子文的電文中發洩了他對史迪威的憤怒和不滿。他說他最近發現中國戰區成敗存亡對史迪威而言“無關痛癢”，他痛斥史迪威“不重視組織及具體方案與整個計劃”，“仍以十五年前的眼光視我國家與軍人故事，多格格不入”，他言明等羅卓英回國就能知道緬甸戰役失敗的真實原因了，他判斷此次失敗在於戰略失敗，雖然軍隊優劣也有一定關係，但不是主要。他抱怨史迪威把戰爭失敗“完全歸結于軍隊高階將領”，並且謊報羅卓英逃回保山，實際上史迪威自己從緬甸先撤退。
緬甸戰役中的史迪威
三
1942年6月下旬，布里爾頓接到美國陸軍部指令後率第10航空隊A-29洛克希德-哈德森輕型轟炸機和運輸機赴埃及參加作戰。當史迪威在6月23日得知這一訊息並在26日的會議上通知蔣介石後，引發了中美之間再一次糾紛。
蔣介石對史迪威沒有為中國爭取軍事援助和維護中國戰區利益而失望，也為未經他允許而擅自調動中國戰區空軍力量削弱防務而感到憤怒不已。
蔣介石在第二天向宋子文做了轉達，並告知已派威廉·格魯勃准將赴美彙報。29日，史迪威將羅斯福27日發來的電報交給蔣介石，羅斯福在電文中表示他已知曉抽調飛機赴埃及一事並解釋了箇中緣由。
蔣介石終於認清了羅斯福為了英美利益而不惜犧牲中國的真實面目，他決定做出反擊，當即提出維持中國戰區三項最低限度的需要：“一、美國三個師八至九月間運到印度協同中國軍隊恢復緬甸交通線；二、自八月起中國戰場之空軍組織必須經常有五百架飛機在前線作戰，並繼續不斷之補充；三、自八月份起必須每月維持五千噸重量之空中運輸量”。
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在6月至7月間進一步惡化。史迪威的盛氣凌人和不可一世給蔣介石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他不再相信這位年近六旬的美國將軍甘願做自己的參謀長，甚至以請辭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警示羅斯福。
蔣介石的強烈反應不得不引起羅斯福等人的重視，他很快派出居里訪華以求解決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大分歧。雖然居里訪華化解了“三項要求”的外交危機，但關於史迪威的職權問題只能是隔靴搔癢。
蔣介石最終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在第二次緬甸戰役中交出了指揮權，於1944年9月初同意賦予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的權力，而此時蔣介石表面上還顯露出對史迪威充滿信心。
9月間兩人圍繞租借援助物資分配權的爭奪使矛盾惡化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史迪威作為盟軍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擔負著租借援助物資的監管職責。對租借援助物資的分配權，本應由中美政府協商決定，但史迪威自始至終都希望牢牢掌握這一關鍵權力，當他察覺到蔣介石試圖透過放棄指揮權而奪取租借物資分配權時，他對蔣介石的反感與日俱增。
同時，蔣介石交出指揮權卻又得不到租借物資的分配權，這讓他對史迪威失去了最後一絲幻想。
9月下旬，蔣介石趕走史迪威的決心已定，此時他對史迪威已經徹底絕望，他明白告知赫爾利，兩人不能“互尊互信”，同時抱怨中國是“責任已盡權利未享”，並提議調換美軍將領來華繼續合作。
6日，羅斯福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同意解除史迪威聯軍參謀長的職務並不再安排他負責租借物資的分配。1944年10月18日，羅斯福總統宣佈召回史迪威，10月20日，史迪威在赫爾利的陪同下與蔣介石做簡短道別，21日下午乘機離開重慶，結束了他為期32個月的中國戰區工作。
四
史迪威被召回後，美國派出了魏德邁將軍接替他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史迪威事件表面上看是史迪威與蔣介石二人性格、認知上的矛盾，而內在的深層次原因則需要從中美軍事同盟的國際背景進行分析：
一是中國為反法西斯戰爭所付出的代價與其從租借援助和中美軍事合作中獲得的利益嚴重不平衡是中美同盟矛盾迭起的根本原因。
二是二戰後期中國戰場在盟軍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變化以及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決心的不信任給中國政府和政治精英們造成的心理落差是導致中美合作出現矛盾的重要原因。
三是美國在對華援助和中美軍事合作過程中秉承的“實用主義”原則，力圖以少量的援助和力量投入換取儘可能多的戰略利益，即實現“惠而不費”的具體做法刺痛了中國脆弱的民族自尊心，從而遭致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政治精英的強烈牴觸。
總之，就援華規模和運輸效率而言，史迪威事件以後的1945年，美國對華租借援助都史無前例地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換言之，史迪威來華是加強中美軍事同盟關係的關鍵措施，而史迪威的召回亦加強了這一同盟。原因即有客觀因素的推動，同時確不能忽視美國政府透過這次糾紛後部分認清了中美軍事同盟關係的複雜性進而改變以往態度的主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