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漢字在數千年前被華夏先民創造出來後，雖然在寫法上經歷了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多種字型的演變，但在形式上，大多數漢字是以“繁體字”的形態出現的，一直沿用到幾十年前。
繁體字由於筆畫繁瑣，字形複雜，在普通大眾中間，被調侃為“三多五難”，“三多”是指字數多、筆畫多、讀音多。“五難”是指難認、難讀、難記、難寫、難用。
這就導致漢字只能在文人中間流傳，普通大眾很少有機會和條件去讀書識字，這對傳播文化、普及知識、交流思想都非常不利。
從19世紀開始，“漢語文化圈”的各個國家掀起了學習西方文化的思潮，紛紛棄用漢字。在此影響下，國內不少學者也建議棄用漢字而使用拼音文字。
此時期，於內於外，都不利於漢字的發展。因此，改造漢字勢在必行。
1956年初，醞釀已久的《漢字簡化方案》終於出臺，採取三種方法對數千個常用漢字進行了簡化。
第一種方法，刪減俗體字的筆畫，讓寫法不再那麼繁瑣。
比如，関——關，覌——觀，縂——總，覚——覺。
第二種方法，根據古人在草書、行書中的寫法，對一些字進行“省變”，這種情況多出現在對偏旁部首的改變上。
比如，訁（訁），飠（飠），糹（糹），釒（釒），省變後的偏旁部首要比原來的簡單得多。
第三種方法，用同音字或近音字來取代複雜的字。
比如，稻榖的“榖”和山谷的“谷”，原本是兩個不相干的字，但為了省略筆畫，就統一用筆畫少的“谷”來替代。
如今，在“漢語文化圈”內，我國大陸地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人地區，使用的是簡化漢字，而我國港澳臺地區，日韓，以及國外其他華人地區，仍然在使用繁體字。
簡化字和繁體字到底孰優孰劣？到今天，學術界依然沒有爭論出所以然來。
不過，簡化字被推廣起來後，在各行各業發揮出巨大優勢，最顯而易見的作用是：讓普通大眾讀書識字更加便捷，對掃除“文盲”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毫無疑問，《漢字簡化方案》的實施，是非常成功的文化工程，對漢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意義非常重大。
在《漢字簡化方案》通過後的21年後，也就是1977年12月下旬，《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呼之欲出。被第二次簡化了的漢字，俗稱“二簡字”，是在簡化漢字的基礎上，進一步刪減一些漢字的筆畫，改變一些漢字的造型，而推出的一種新式的漢字字型。
可以看出，“二簡字”要比“一簡字”更加簡單、好寫，以至於從1978年4月到7月，教育部發出了好幾次通知，倡導人們在課本、教材、報紙、雜誌、圖書出版、板報、標語、書信等媒介上，全面停止使用第一次簡化字，而使用“二簡字”。
在那些年，所有平面媒介上出現的漢字，都是看起來有些怪異的“二簡字”。
為什麼說“二簡字”看起來怪異，大家看看它的造型就清楚了。
“二簡字”的簡化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種。
第一，用筆畫簡單的同音字代替筆畫繁瑣的字。
比如，“酒”簡作“氿”，“蔥”簡作“茐”，“籍”簡作“笈”。
第二，用原來字的特徵部分來代替原來的字。
比如，“貳”簡作“弍”或“二”，“柒”簡寫為“七”。
第三，對一些複雜的漢字只保留原字的輪廓，省略其中的部分筆畫。
比如，“堂”簡作“坣”，“停”被寫作“仃”。
第四，對一些原字筆畫複雜的部分，用簡單的筆畫（或單字）來代替，產生如同符號一樣的字。
比如，“割”簡寫為“刈”。
第五，以會意字的組合方式，把一個複雜的字，用幾個常用字（或偏旁）組成一個字。
比如，“矮”簡寫成“仦”。
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幾年，“二簡字”被推廣起來後，很快應用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寫起來簡單，但幾乎沒有起到正面作用。
比如，“副部長”會被寫成“付部長”，觀者很容易產生誤解，還以為是姓付的部長。“雞蛋”會被寫成 “雞旦”，對習慣了前一種寫法的人來說，看到後一種寫法一臉懵懂。
最大的麻煩體現在對一些姓氏的改變上。
比如，“蕭”姓被寫作“肖”，“廉”姓被寫成“連”，“藍”姓被寫作“蘭”，“戴”姓被寫成“代”，“閻”姓被簡化為“閆”，“詹”姓被簡化為“佔”，“虞”姓被簡化為“於”或者“餘”，等等。
姓氏是一個家族祖祖輩輩沿用下來的，代表了一個家族的血緣關係和宗族觀念，怎麼能說改變就改變呢？
“二簡字”的出現，給普通大眾的生活帶來了極大麻煩，弊端遠遠大於利好，甚至阻礙了社會的向前發展。所以，《人民日報》在80年代初，專門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來聲討“二簡字”，對其評價為：字形怪異，令讀者困惑。
1986年6月下旬，國務院宣佈廢除“二簡字”。至此，流行9年之久的“二簡字”終於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簡字”在當時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是：“一簡字”推廣20多年來，我國的文盲人數大大減少，全國大多數人已經能認識不少漢字，文化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因此，繼續簡化漢字的必要性已經不大，過度簡化漢字反而會適得其反，不但會降低漢字的文化內涵，還會增加學習成本，給人們的交流帶來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