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測繪山西大同善化寺普賢閣 1933年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南立面水彩渲染圖 梁思成 繪

梁思成考察測繪四川雅安高頤闕 1939年

梁啟超致梁思成信手稿 1928年

梁思成在病床上與林徽因討論國徽設計方案 1950年

　　近日，“棟樑——梁思成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文獻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啟幕。區別於人們“熟知”的梁思成，展覽沒有講述他與林徽因之間的愛情故事，而是將焦點放置在梁思成的求學經歷、建築成就與思想上。作為偉大的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究竟是如何成為建築學家的，具體研究是什麼，過程是怎樣的……這些並不為人們所熟知，而這也正是此次展覽舉辦的意義所在。展覽透過翔實的文獻資料：照片、錄影、圖紙、模型、書信、手稿以及空間裝置等，還原了梁思成既平凡又偉大的一生。透過展覽，觀者會了解到一個更真實豐富的梁思成，他的命運多舛和嚴謹治學態度，他的卓越成就和赤誠愛國之心——

　　舉辦這樣一個文獻展

　　是對梁先生最好的紀念和緬懷

　　“梁思成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他的貢獻與思考，以及他遭遇的挫折與留下的遺憾，都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思。他對中國古代建築所做的田野調查和科學測繪專注而嚴謹；回國後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交的書信中洋溢著飽滿的愛國主義熱情；參與創辦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學校的建築系；並創立了屬於我們自己民族的建築語言……”策展人蘇丹介紹，今年適逢先生誕辰120週年，舉辦這樣一個文獻展，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和緬懷。

　　蘇丹介紹，此次展覽最核心想要呈現的魂，是梁思成先生對中國精神、中國思想的傳承和發揚。展覽透過四個線索回顧了梁思成的一生。第一個是國學線索：1915年至1922年間清華學校的求學經歷可以說是這個線索的基礎；1923年先生因車禍休學的經歷則應歸入“提高班”範疇——在梁啟超先生親自指導下研讀《論語》《左傳》《孟子》《戰國策》《荀子》等，是令人羨慕的經歷。1925年11月梁啟超題贈給梁思成、林徽因的古籍《營造法式》，更是奠定了二人畢生重要的治學方向。第二個是語言的線索。列數如下：先生十一歲回國前的日文訓練；常年的英文訓練，參與翻譯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27年填報申請哈佛大學研究生表格中自述的三年德語學習和一年法語學習經歷，為先生構築了通識原著的根基。第三個是技能的線索。回到清華學校時代，先生曾任校軍樂隊隊長、校刊美術編輯，並在學校運動會上獲跳高第一名；帶我們走進史料緘默的個人世界的還有先生留下的一張自拍照。對於音樂、美術、體育的熱衷，加上對於一切新器材的嘗試，成就了先生動手的熱情和對測繪工具的諳熟。第四個是專業的線索。留美生涯進一步引領先生走進莊嚴的學術殿堂。殿堂前的臺基上，滿是縱橫的圖板和圖桌，滿是從草稿到成圖的皓首窮經的身影。

　　透過此次展覽，人們不僅僅可以看到梁思成的建築成就，其成長的經歷對於今天的教育也具有非常大的啟發意義：“梁思成沒有上過私塾，學習基本上都是其父親梁啟超所教。從展覽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學對人格形成和良好學習習慣的影響，梁思成做事情一板一眼不急不躁，不管是做學問還是做人，從他很多書信中，可以看到他在與人溝通時都是娓娓道來，所以說家風、家學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這對於當下教育有很大反思意義，現代通用教育會讓大家學習的東西都一樣，出來人才自然是扁平化的。反觀梁先生那個時代，人的差異性、獨立性正是當下最需要的。”而對於從事設計工作的一線建築師來說，這更是一場不容錯過的展覽，值得認真學習：“展覽呈現出來很多寶貴的經驗，像設計學科對科學性、藝術性、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綜合要求，我們能夠看到梁先生在求學和後來工作過程中專業的學習的態度、狀態和方法。”

　　彰顯民族文化歷久不竭的光芒

　　是比生命重要得多的事

　　1924年6月，梁思成去往美國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並於1927年拿到建築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取得建築師資格。他尤其感興趣中國建築在西方出版的著述，又向哈佛大學遞交入學申請，研究方向是“研究東方建築”，哈佛錄取了他。當年9月他離開費城來到麻州劍橋，在哈佛圖書館的豐富藏書中開始了密集閱讀，有關這段學習他在1947年評論說：“這些作者都不懂中國建築的‘文法’，他們以外行人的視角描述中國建築，語焉不詳。”當時他四處蒐羅有關建築的中文書籍，可惜藏書頗少，除了一些散頁外幾乎一無所獲。因為當時無數的宮殿、廟宇、塔樓、園林，中國人自己都還不曾根據近代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中國建築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佈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中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期間，梁啟超曾給梁思成寄去一本新發現的古書《營造法式》重印本。這是北宋京城宮殿建築的營造手冊，為宋徽宗時工部侍郎李誡所著。梁啟超在信中評論道：“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儘管當時梁思成還幾乎看不懂這部“天書”，但他卻非常理解了父親寄書的用意：透過對中國歷史建築的探幽發微而闡揚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由此，他做出一個幾乎改變中國建築史書寫的重大決定：以畢生之力破解這部“天書”，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建築史”。梁思成的決定使同學大吃一驚，因為當時建築設計師工作舒適、收入優厚、社會地位很高。而研究古建築，那是沒有人願意做的苦差：野外調查不僅沒有常規經費來源，而且極其辛苦危險，稍有不慎甚至有危及生命之虞。但是對梁啟超、梁思成父子，以及同時代許多跟他們一樣的知識分子而言，彰顯民族文化歷久不竭的光芒，是比生命重要得多的事。至此，梁思成立志，回國研究中國的古典建築，解答未解之謎。

　　作為中國建築史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梁思成與中國營造學社同仁篳路藍縷，考察了中華大地上數以千計的古建築，發現、測繪、研究了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唐代建築，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山門、應縣木塔等遼代建築，正定隆興寺摩尼殿與轉輪藏殿、太原晉祠聖母殿等宋代建築，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橋——趙州橋等眾多中國建築史上的經典傑作，並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級學術水平的論文。梁思成極為重視古建築測繪，甚至在1933年9月測繪應縣木塔時不顧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鐵鏈測繪塔剎。他與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築測繪圖，成為迄今無人超越的典範。透過長期的田野考察與資料積累，梁思成與學社同仁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於四川南溪縣李莊，在貧病交加的環境中以巨大的毅力完成了《中國建築史》和英文版《影象中國建築史》兩部鉅著，同時用石印法恢復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一、二兩期。其中，《影象中國建築史》中有大量的建築插圖，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等人利用人工控制墨水量的鴨舌筆和墨線等簡陋的製圖工具，繪製出當時達到世界先進水準的建築圖紙，構圖之精準、細節之精細、圖片之精美，都令人驚訝不已。他們筆下的中國古建築測繪圖，一方面秉承了西方建築學的製圖手法及其蘊含的西方古典主義美學精神，另一方面又創造性地融入了中國傳統工筆和白描的技巧，更好地呈現出中國古建築獨特的美感，這在世界建築史經典著作的插圖風格中也可謂獨樹一幟。同時，這本書也是梁思成生平唯一的英文著作，透過精心繪製的手繪圖和建築實景照片，以及十分簡明扼要的文字，給予西方讀者一個關於中國古建築的簡潔明晰的概括性認識。

　　對古代建築歷史的研究

　　一貫面向中國建築之未來

　　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研究，是其文物建築與古城保護思想的基石，也是他在建築設計中探索“新而中”創作思想的源泉，同時又是他融匯中西的建築教育理念得以產生的淵源之一。梁思成對建築歷史的研究一貫面向中國建築之未來——正如他在《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1944）中所言：“研究實物的主要目的則是分析及比較冷靜地探討其工程藝術的價值，與歷代作風手法的演變。知己知彼，溫故知新，已有科學技術的建築師增加了本國的學識及趣味，他們的創造力量自然會在不自覺中雄厚起來。這便是研究中國建築的最大意義。”

　　梁思成的建築設計作品與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條探尋中國現代建築之路的主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追求“新而中”。透過其建築設計實踐與理論，梁思成為復興中華建築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勾畫出廣闊的發展前景，也做出了高超的示範，可謂既開風氣亦為師。梁思成三十餘載設計的近二十個建築專案，正如他的學生關肇鄴先生所總結的，“從建築類別、地域、標準和風格等多方面來看，都具有極大的跨度：從國家最主要的紀念碑到商店店面；從盛唐風格的紀念堂到屬於當時最新現代風格的校園建築；從國際最高水準的現代派會堂建築到山區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此外，還包括他分別為父母、愛妻以及三弟設計的墓碑，飽含至親的情感和知音般的理解，感人至深。

　　比如《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梁思成就設計問題，向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寫信，談了最終確定的三種形式的利弊，與建築設計組最終提交了將碑座提高，內設陳列室可進入，碑身呈矩形，碑頂為四坡頂的方案。當時彭真市長傾聽並採納了梁思成教授的建議，改掉了“大大違反結構常理”的“大平臺，下面開三個門洞”的送審方案，吸收了“做成實體碑身更顯莊重”的意見。根據這個意見，後來取消了大臺基陳列室，形成了現在的碑形。信件原稿在此次展覽中也有展示，此外，在展覽中還可以看到聯合國總部建築設計的紀錄片，梁思成是唯一一位中國的建築師受邀參與並提交了自己的設計方案，整體佈局採用了中國四合院的形式，他希望在裡面辦公的人們能夠更好地享受到陽光、新鮮的空氣。

　　梁思成的建築設計觀廣闊而博大：他是將建築設計置於綜合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情形下來思考，將個別的建築設計問題置於都市計劃乃至人類“體形環境”整體中來思考，將建築藝術創作置於輪廓、比例、尺度、質感、節奏、韻律、色彩、裝飾等方面的綜合把握中來思考。他的建築設計觀植根於祖國建築遺產的土壤，植根於強大的社會責任感，植根於對祖國和人民深切的愛。梁思成曾經這樣評價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大師：“他們不是文化大海里的盲目漂泊者，他們對於自己的創作有種自覺，他們知道他們的創作與祖先遺產的關係。” 如此的形容，亦是其自身建築師從業之道的寫照。同時，梁思成還一手創辦了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個建築系，為祖國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是中國近現代建築教育的開創者之一。本次展覽除了呈現梁思成建築教育思想的歷史演進之外，還著意展示了他在教學活動中的場景——這些身處學子們擁簇中的音容笑貌，使觀眾更能貼近作為“師者”的梁思成。

　　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開拓者

　　和永不妥協的守護者

　　同時，梁思成先生是中國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的先驅。

　　1946—1947年赴美考察歸國後，梁思成更加重視城市規劃，於1950年起擔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為首都的規劃建設殫精竭慮。關於北京城的保護以及規劃，梁思成曾說：“我想在城市建設方面，我們應當借鑑工業發達國家的經驗。有人說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我認為正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各國有益的經驗，因為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領導，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實現統一的計劃。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城市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業發達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環境汙染問題，複雜的交通問題，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帶來的居住問題，貧民窟問題，等等。英國的倫敦，美國的紐約不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鑑嗎?我們絕不能步它們的後塵。我們為什麼不能事先防止呢?‘處處都是煙囪’的城市將是什麼樣子?於是我就老老實實地把我的想法和盤托出。我認為華盛頓作為一個首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可資借鑑的好典型，所以我希望北京也能建成像華盛頓那樣風景優美、高度綠化、不發展大規模工業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古代文物建築集中的城市，因此它能成為像羅馬和雅典那樣的世界旅遊城市。”

　　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開拓者，更是永不妥協的守護者，他所預言的眾多大城市病在今天一一呈現，不禁令人唏噓和感慨。

　　在展覽現場還可以看到，由梁思成主持或參與的曲阜孔廟、故宮文淵閣、景山萬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閣等古蹟的保護修繕工程（或方案），以及他提出的“整舊如舊”的保護修繕理念，皆成為此後文保界長期遵循的範本和原則。他在抗戰與內戰之際，為作戰方分別開列了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即《戰區文物儲存委員會文物目錄》（1945）及《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1949），為中華文化遺產的儲存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了保護北京古城，梁思成更是奔走呼籲、竭盡所能、屢敗屢戰。他所撰寫的《北平文物必須整理與儲存》《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皆成為研究北京城市規劃與歷史的經典。

　　本文圖片來源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