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為了適應廣大領域的統治，元朝統治者在郵驛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把蒙古的驛路一直橫貫到歐洲，形成聯絡歐亞大陸的一條長長的驛路。
“站赤”制度
元朝建立了嚴密的“站赤”制度。“站赤”即是蒙古語“驛傳”的譯音。元世祖曾制定了一份《站赤條例》，這是當時有關驛傳的基本管理條令。
國際驛路
元朝透過驛路和西方有頻繁的往來。當時中西國際驛路共有三條：一條從蒙古通往中亞；另一條是通往葉尼塞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上游的驛路；第三條為經過甘肅走廊通往中亞、歐洲的傳統絲綢之路。據統計，元朝全國1119處驛站共約有驛馬45000匹。東北地區北延伸到黑龍江入海處的奴爾干城，南抵高麗王都開京(今朝鮮開城)，共轄有135個驛站，管理驛馬6515匹，驛車2621輛，驛牛5259頭，驛狗3000只。通西域、中亞甘肅地區，有驛站47處，有的驛站擁有驛馬300匹左右，最少的也有30匹(《經世大典·天下站名》)。
元代官修政書，又名《皇朝經世大典》
正是這樣龐大的郵驛制度對交通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誕生了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
急遞鋪
元朝在急遞鋪上有了發展，每10裡至25裡設定一處。《元史·兵志》上說，鋪兵走遞時，“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帶)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可見是晝夜疾行。
元代急遞鋪令牌
繁重的賦役
元代驛站繁多，所需費用也很浩大，元代統治者便把這些負擔轉嫁給“站戶”，讓一些人戶專門承擔驛站差役的費用。他們承擔著十分沉重的驛站賦役。要供應各驛站來往官員的飲食，還要供應使臣的交通工具，負擔驛站的勞役，不僅無償，還要自備飲食。
明
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了明朝，在他稱帝的第22天就下令整頓和恢復全國的驛站。
龍場九驛
西南貴州地區開鑿了著名的“龍場九驛”。從此，有寬敞的驛道直達雲貴邊疆。東北、北部和西北邊疆地區，都開闢了驛道，設定了驛站，使中央和邊疆地區的聯絡大大加強。明初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先後設定了9個軍事重鎮，號稱“九邊”。沿邊8000多里地方，都設定了驛所，互通訊息。
開鑿龍場九驛的明初女政治家奢香夫人
明代邊疆郵驛
相關規定
鑑於元朝驛站混亂的教訓，明朝用嚴法對某些特權者進行了限制。規定“非軍國重事不許給驛”(《昭代王章》)。1393年，頒佈了《應合給驛條例》，規定加上附加條件共12條，限定了符合用驛馬驛船條件的人員。
改革
明朝中後期政治日益腐敗，郵驛制度也產生許多弊端。萬曆年間，宰相張居正從限制官員特權入手進行了改革，提出了六條對官員的限制。經過整頓後，全國共省減郵驛經費1/3左右。
張居正像
民間通訊
明朝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少大商人之間需要業務聯絡，這便有了專門的組織興起，也就是明朝郵驛制度最大的創舉——“民信局”。正式開始了我國的民間通訊組織。
清朝時候，上海、寧波等地開始把這種組織稱為“民信局”，遞轉民間的信件，成為業務的一項重要內容。清朝中葉以後，民信局大大發展，達到最盛期。不僅遍及國內各大商埠，還把業務擴大到東南亞、澳大利亞、檀香山等華僑聚居地帶。
寧波博物館資料
清代民信票據
清
“郵”“驛”合併
清代郵驛制度經歷了重要改革，其最大的特點是“郵”和“驛”的合併。驛站從間接地為通訊使者服務，而變成直接辦理通訊事務的機構。這樣，實質上通訊系統比先前簡化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清朝驛務的管理，歸於中央兵部，專設一車駕司，任命官員七人，主管全國驛道驛站。
順治十六年 兵部火票
驛路網路
清朝時候，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得到進一步發展。清政府在東北、北部、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開闢了許多新的驛道，新設了若干郵驛機構。黑龍江通往北京的直達驛道共有五條，各從齊齊哈爾、璦琿、珠克特依草地為起點，都長達3000裡左右。青海地區在清朝統治時期，郵驛也有很大發展。到乾隆時，已建成五條主要驛道，全青海共有驛站24個，遞運所三個，驛夫所夫共480餘名，驛馬592匹。清朝在西藏的郵驛機構稱做“塘”，全藏共有近70個。塘馬共為300多匹。西南邊疆地區，到乾隆時，貴州境內驛站達到23個，
黑龍江璦琿的古驛站
傳統郵驛衰敗
清朝中葉以後，封建社會進入了崩潰期。隨著封建制度發展的舊式郵驛，自然也出現了許多無法彌補的弊端，腐敗猖獗。在形勢的逼迫下，清政府於1896年開始辦新式郵政，驛站逐漸被代替。
上海朱家角郵局
到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北洋政府終於宣佈將驛站全部撤銷。古老的中國，在郵驛制度上，經歷了一次實質性的大變革。新式的郵政時代從此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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