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於滇池和玉溪“三湖”周圍興起，司馬遷短短300餘字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成了後人瞭解滇國為數不多的重要史料，這座神秘古國的蹤影在史書中寥寥可尋，逐漸湮沒於歷史長河中。
1972年及1991年，在江川區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銅器成為記錄古滇國的“無字史書”，它們展現了春秋末期至秦漢時代孕育出的古滇國青銅文化，以精湛的製作工藝和濃郁的民族風格享譽海內外，勾勒出了屬於雲南的青銅時代輝煌盛景。
如今，一件件陳列在博物館內的青銅器，成為江川最具特色的符號。
觀 青銅時代輝煌盛景
1972年1月至5月，由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對玉溪市江川區李家山進行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共清理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套），其中包括牛虎銅案、銅枕、葫蘆銅苼、銅線盒、銅貯貝器、銅鼓等典型滇式器物。
1991年底到1992年初，省、市、縣聯合組隊對李家山進行搶救性發掘，第二次發掘及其之後零星清理出土的銅鼓、貯貝器、俑、編鐘等銅器繁多，鑄造工藝高超，金劍鞘、金釧、金腰帶、動物形扣飾等器物熠熠生輝，極大地豐富了古滇文物內涵，奠定了李家山墓地在古滇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李家山是塊風水寶地，從遠處眺望，那一堆小山勾勒出了一個金元寶模樣。”在當地生活了半輩子的黃嚮導帶領記者一行來到玉溪市江川區江城鎮早街村前，遠眺村後的李家山。背靠多依山，面向星雲湖，數千年來，李家山安然沉睡。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數量多、檔次高的精美文物，其中如牛虎銅案，已成為古滇國青銅文化，乃至雲南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誌。”據江川區文物管理所所長張庭隆介紹，李家山出土的青銅器勾勒出了屬於雲南的青銅時代輝煌盛景。
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館長李紅成認為，李家山出土的文物中使用青銅器的數量多、範圍廣、種類齊全，造型風格與其他地區相比，有很明顯的地域文化特徵。同時，它吸納了中國青銅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鑄造技術。李家山青銅文化雖然晚出，卻是中國青銅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
賞 古滇特色國寶重器
雲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牛虎銅案是雲南青銅文化藝術的傑作，它出土於江川李家山墓葬群1972年第一次發掘時墓坑最大、隨葬品最多的24號大墓。
“牛虎銅案是滇青銅文化的重要標誌之一，世界聞名，它不僅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而且還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樊海濤在其《牛虎銅案新解》一文中如此評價。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北有馬踏飛燕，南有牛虎銅案”這樣的美譽。
參與過第二次發掘，對李家山情有獨鍾的李洪海認為，寫實性和敘事性是李家山青銅文化藝術最鮮明的風格和特徵。各種形狀的扣飾、金銀玉石裝飾品等古滇青銅文化中常見的裝飾幾乎悉數登場；貯貝器蓋上反映戰爭、祭祀、剽牛、獻俘、紡織等宏大場景的作品大量出現；線雕、針刻、淺浮雕、高浮雕、圓雕、透雕及鑲嵌、鎏金、鍍錫等藝術表現手法也幾乎全部上陣；銅葫蘆笙和銅編鐘的出現，象徵著音樂和舞蹈藝術上升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古滇國的青銅藝術在李家山出土文物上體現得更趨繁榮，更趨登峰造極。
聽 青銅物語感江川之古韻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銅鼓形貯貝器蓋上，生動展現了滇國的一次“籍田”活動。據江川區文物管理所副所長伍琴介紹，貯貝器蓋上的場面雕塑具有典型性、情節性、故事性，“籍田”“初耕”多次在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貯貝器蓋上出現，體現出滇人這個稻作民族特殊的歷史發展程序。
滇人雖沒有系統的、成熟的文字來記錄歷史，這些青銅器自然承擔起了“史書”的使命，以其直觀鮮活的群像訴說著那段令人神往的歷史。
江川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的資料顯示，目前江川全區共有87處不可移動文物。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處：李家山古墓群、江川文廟、甘棠箐遺址；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處：一早街金甲閣；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處：魯子材墓地、海門界魚石、光墳頭遺址、江城文星間、舊州大雄寺、曲煥章故居、柏池古云開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處：李忠村建址、台山書院、雲巖寺、江川一中龍王廟、江川烈士墓。
“根據文物分佈情況和文物保護工作實際，江川逐步建立了區、鄉鎮(街道)、文保單位負責人三級文物保護體系。”據江川區文物管理所所長張庭隆介紹，目前全區初步形成了以區文物局為中心、輻射全區的文物保護網，文物保護工作逐步向全社會延伸。
“看護李家山古墓群是我生活的大部分，我的日常除了種田就是守衛李家山，從小生活在這裡感受著它的獨特。”年近半百的寧躍東除了是山下溫泉村的村民，也是李家山古墓群警衛中隊的一名警衛員，他清楚地記得走進李家山古墓群，守護這片土地的日子。
18年過去，潛移默化中古滇文化的厚重底蘊烙在了他和每一個江川人的血液裡。
本報記者 李蘇榕
來源： 雲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