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奧多·羅斯福第二任期宣誓就職之前，他和威廉·詹寧斯·布萊恩以及其他公民美德的宣講者就已經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宣講全國“復興”。後來，這場“復興”席捲了全美國。隨著鐵路公司、企業和勞工透過合併和集中的方式越來越強大，托拉斯的威脅日漸顯現，同時被誇大。人們認識到，巨大的經濟利益與政治之間的聯絡威脅到了公眾利益。
1889年到1897年之間，以建立“民治”政府為目標的政府機制改革再次啟動。人們普遍認為美國存在一個邪惡的剝削階級因而更加相信改革的力量。
僅僅將托拉斯運動解釋為現代通訊不可避免的發展方向是遠遠不夠的。人們認為，托拉斯運動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演變，還傾向於把道德責任歸於個人或個人群體身上。托拉斯帶來一系列問題紛紛被揭露或曝光。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讓公眾憤怒有處發洩。反資本家統治運動再次爆發以反抗資本主義的壓榨。
艾達·密涅瓦·塔貝爾是一名歷史系的女學生，因為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特殊的視角解讀拿破崙和林肯的人生而獲得讀者關注。1903年，她在《麥克盧爾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標準石油公司歷史的文章。她總結了運輸業與石油業壟斷之間的聯絡，揭露了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透過回扣來控制如油罐車或輸油管道等運輸工具從而建立巨型托拉斯的真相。她還展示了一種在各行各業都很常見的惡性競爭方式，但在壟斷企業中，這種惡性競爭被放大了。不久之後，華盛頓·格拉登寫道：“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場新的災難，深埋在這片土地下的罪惡終被揭開……我們發現，在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旗幟下，沒有什麼型別的社會能比民主社會更快地走向地獄。”
艾達·密涅瓦·塔貝爾
在艾達·密涅瓦·塔貝爾揭露托拉斯罪行三年前，耶魯大學校長亞瑟·特文寧·哈德利就曾指出，社會排斥或社會汙名可能會成為一種有效的改革工具。其他作家也使用了這個工具。林肯·斯蒂芬斯在一系列關於“城市恥辱”的文章中揭露了貪汙與政治之間的聯絡。托馬斯·勞森以極其誇張的手法將這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歸因於“瘋狂的金融”。
《科里爾週刊》揭露了專利藥品貿易中的卑劣手段和欺詐行為。許多揭露者也開始借小說發表自己的觀點，而一本本公開發表的小說將他們所描繪的物件呈現在公眾面前。溫斯頓·丘吉爾所著的《科尼斯頓》寫的是一個鐵路公司老闆如何控制一個州的故事。厄普頓·比爾·辛克萊在小說《屠場》中揭露了肉類企業主的罪惡。
同時，新聞業在揭發社會問題方面也功不可沒，而公眾揭發醜聞的熱情和對曝光文學的渴望也推動了新型新聞事業的發展。19世紀90年代末，在“黃色”報紙的影響下，新聞業重新發展起來，而聳人聽聞的新聞報道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商品。這種現象前所未有。然而，日報的發行範圍被限制在幾百英里之內，因此不可能獲得全國性的影響力。
一種類似於前文學月刊的新型期刊文學憑藉大量及時的新聞報道迅速發展，並在全國發行，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塞繆爾·西德尼·麥克盧爾就是該期刊文學的先驅之一。《人人》《世界主義者》《芒西》《美國雜誌》，以及像《科里爾週刊》和《展望》這樣的刊物都是傳播觀點和提倡改革的有力平臺。除此之外，一大群效仿的刊物也在一段時間內豐富了揭露黑幕的期刊文學。
新聞業在引導美國復興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私家偵探提供了許多事實證據。公共訴訟標誌著對黑幕採取行動並探尋解決方案的開始。密蘇里州的約瑟夫·溫蓋特·福克檢舉了一批聖路易斯的受賄者。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他就晉升為政黨領袖和他所在州的州長。1903年，建立在真憑實據的基礎上，隸屬於新商務與勞工部的公司局發表了一系列報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是對標準石油公司索取回扣的指控，以及對肉類企業主在不衛生條件下加工肉類的指控。
在公眾曝光的鉅額融資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檢點和不道德行為發生在紐約州。1905年，紐約州一場關於公平人壽保險公司管理情況的爭論導致所謂的阿姆斯特朗委員會立法調查。該委員會聘請的律師之一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很快就成為檢查小組的靈魂人物。
他把保險公司的官員一個接一個地傳喚到證人席上。雖然他們極不情願，他還是從他們口中詢問出了他們與銀行、投機金融以及政治的關係。經他披露，銀行家中有一群人與貨幣托拉斯並無二致，並證明至少在三次全國競選活動中，保險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樣給競選基金以大量補貼。這些補貼有時是給兩黨，但大多數時候是給共和黨的。
每當一名調查員能夠產生這樣的影響力並且建立起正直、卓越的聲譽時，公眾就會希望他在政治上發揮作用。1906年9月，紐約州的民主黨人提名最會聳人聽聞的新聞記者威廉·魯道夫·赫斯特擔任州長。就在同一天，因為黨內並沒有提出其他候選人，在沒有提前授意的情況下，共和黨代表大會提名查爾斯·埃文斯·休斯為紐約州長。1906年和1908年，儘管共和黨領導人耿耿於懷，但查爾斯·埃文斯·休斯還是當選紐約州長。他領導下的州政府對政治中出現的新精神早有預知。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調查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是以前就提出過的，只在對違法者嚴格執法這一點上提出了要求。其他問題都很簡單，這些問題也都有相應的解決方案。1907年，針對企業為競選活動捐款的亂象，一項法律得以透過，禁止國家銀行向任何選舉活動捐款，或任何企業向總統或國會選舉捐款。1906年，法律禁止州際鐵路用免費鐵路通行證行賄。1908年，總統候選人承諾在競選捐款問題上保持廉潔。在1908年和1912年，為資金問題所困擾的競選管理人員抱怨連連。這表明，法律得到了嚴格的執行，但還存在一些引發科學調查和立法關注的大問題。
對肉類企業主的調查揭露出肉類加工行業的種種亂象，引發了一場純淨食品運動。多年來，該運動一直擁有大量支持者。隨著食品生產的集中和“包裝產品”消費的增加，消費者們不再選擇自己加工食物，而把這一環節交給商人。1880年，美國眾多典型的家庭產業得到了整頓與分類。縫紉業交給了血汗工廠，烘焙業交給了公共烘焙坊，洗衣業也正在調整，肉類的屠宰和儲存以及罐頭蔬菜和水果加工的分類也都基本趨於穩定。人口跟隨從事行業所在的工廠而移動。鄉村生活變得單調乏味，失去了吸引力。農村人口根據身體健康狀況及個人意願紛紛湧向城市。
1906年，因為公眾對製造商的強烈反感，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嚴格的法案，主要針對屠宰場肉類檢驗以及對食品和藥品生產標籤的制定。此後，農業部就成了調節人民和食品之間關係的部門。自1897年以來，艾奧瓦州的詹姆斯·威爾遜一直擔任農業部長，直到1913年才卸任。他和他的下屬，特別是負責純淨食品工作的哈維·華盛頓·威利博士，在消費者的刺激和製造商的抗議聲中執行著這項法律。儘管要面對許多抱怨，但由於集中控制，商業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順利地適應了新的需求和標籤制定的相關規定。
反鐵路運動讓公眾認識到1887年的《州際商務法》並不是一項完善的法規，該法的實際作用遠達不到制定者的預期。司法解釋限制了它的適用範圍，州際商務委員會無權定價，也無權強制鐵路公司實行統一的記賬制度，也就無法進行科學的定價。1903年和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針對這一主題發表了演講。作為對這一公眾焦點的回應，國會開始針對鐵路制訂大量法案。1905年，其中一項法案在眾議院得到透過，但在參議院卻被擱置，因為當時正在進行繼1885年謝爾比·摩爾·卡洛姆的調查之後最徹底的一次州際商業調查。1906年，《赫本鐵路法案》透過。該法案的主要條款賦予州際商務委員會調控運價的權力，規定鐵路公司以統一的方式記賬，並禁止鐵路公司發行免費通行證或佔有他們所運的貨物。
威斯康辛州的新參議員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發表演講並由此引發了一場關於鐵路的漫長辯論。他曾借用這一議題來競選州長，並因此與威斯康辛州鐵路公司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強調，如果不對鐵路進行初步的實體評估，那麼政府參與定價就無從談起，因為只有預先評估才能顯示出鐵路公司的實際資本總量。他經常談論這一問題，談到參議院已經沒人有耐心再聽下去，從座位上離開。但他預言，那些因忽視而空出的坐位很快就會由新的參議員填補。在假期時，他就同一主題發表公眾演講，並透過“點名”的方式告訴人們，他們的代表是如何投票支援或反對商業特權的。隨著權力的擴大，州際商務委員會在反補貼和反歧視方面取得了飛速進展。
1905年，復興的勢頭席捲了全美國，但每個月都有聳人聽聞的醜聞傳出。在滿懷期待的公眾的引導下，眾雜誌大量曝光醜聞以滿足閱讀市場的需求，而此時不理性的憤怒往往取代了理性的調查分析。改革的真正需要面臨著被大量譴責聲淹沒的危險。1906年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向公眾疾呼，停止不分青紅皂白的謾罵。他借約翰·班揚“揭發醜聞的人”作為演講主題，指出指責和曝光的使命已經完成，並呼籲透過執法將其造成的破壞變成一種建設。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做出大量努力以“喚醒這個國家沉睡的良心”，現在他希望黑幕揭發運動可以轉變為一個永久性的優勢。
公眾批評的勢頭威脅到了政黨利益，因為正是在政黨領導下，企業的各種醜惡才日漸增加。因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個人影響力，以及他的同事，伊萊休·魯特、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菲蘭德·蔡斯·諾克斯和查爾斯·埃文斯·休斯的共同努力，共和黨才沒有倒下。1906年，國會競選活動的主題是保持繁榮，對所有違法者嚴格執法，並加強政府權力。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寫下了這個政治綱領的核心內容，並且從1896年開始，共和黨就連續六次獲得了國會的控制權。遊說活動結束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一反先例，離開美國去巴拿馬地峽視察運河建設工作。
1903年，《巴拿馬條約》簽署六個月後，美國就佔領了運河區，並開始了挖掘工作。美國必須學習如何管理熱帶地區的工程。首席工程師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這項工程，專家對於選擇海平面式運河還是水閘式運河意見不一，而國會的立法也不充分。
1906年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與曾被從菲律賓召回任戰爭部長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達成一致，決定修建水閘式運河。1906年11月，對工程實地考察後，在回國的途中，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向國會發了一封附有插圖的電報說明了工程進度。1907年，喬治·華盛頓·戈瑟爾斯將軍從軍隊中被選派做“仁慈的獨裁者”和運河區的工程師。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多次訪問，工人們得到極大的鼓舞，工程進度突飛猛進。1908年，著名的英國外科醫生弗雷德裡克·特里夫斯爵士參觀了運河工程，認為那不僅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而且也是主管衛生的官員威廉·克勞福德·戈格斯上校在預防醫學上取得的勝利。
自1898年以來，世界各國對美國的關注主要集中在運河工程和持續、活躍、開放的美國外交。1904年2月，俄國和日本無法就俄國在滿洲地區的行為達成一致，並且發動了戰爭。持續的戰爭讓俄國名譽掃地，日本金融界動盪不安。1905年6月，美國向交戰雙方發出邀請，稱可以促成雙方和解。交戰雙方都接受了這一邀請。1905年夏，俄國和日本的特使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朴茨茅斯會面，最終達成和平條約。1906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因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和平方面做出的貢獻而授予他該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俄國和日本的特使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朴茨茅斯會面
1905年至1909年之間，美國對外關係和平而友好。為了表達自己的誠意，英國派出了最合適的大使人選詹姆斯·布萊斯。在他周全的處事方式下，接下來的五年裡，人們見證了美英之間前所未有的友好關係。那些對美國的管轄總是很敏感的南美國家，與美國的關係也開始緩和。在此之前美洲國家曾召開過兩次會議，一次是1889年在詹姆斯·吉萊斯皮·布萊恩的倡議下召開的，另一次是1901年在墨西哥召開的。1906年7月，美洲各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美國國務卿伊萊休·魯特在會議上提出建立友好關係的倡議。他從里約熱內盧來到南美洲其他國家的首都進行公開演講，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泛美會議是美國為舉行一次更大的會議而做的初步準備。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同意在海牙舉行第二次會議。在日俄戰爭中，他負責談判事宜，並應沙皇的建議推遲了談判，然後等著後者發出正式的邀請。1907年，該會議召開，美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二次海牙會議上，美國代表團由美國律師協會主席、前駐英國大使約瑟夫·霍奇斯·喬特帶領。在整個會議期間，美國代表團促使各方進行討論，促進了常設仲裁法院權力的加強，但沒能達成禁止各國交戰時在公海搶奪敵方物資的協議。1906年1月，美國在阿爾赫西拉斯召開會議，討論摩洛哥危機，也調和了東方戰爭中的緊張關係。藉此，美國政府也加強了其在國內的地位。美國不再對歐洲事務漠不關心，因為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強國。
1907年，美國作為一個強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明顯。自從因《朴茨茅斯條約》與日本就對待太平洋海岸的日本僑民問題產生摩擦以來，杞人憂天者就已經描繪出一場可能的戰爭。1907年末，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宣佈美國海軍將進行一次全方位的巡航演習，繞過南美洲駛入太平洋。1907年12月，他檢閱了艦隊，並在漢普頓錨地為艦隊送行。美國艦隊受命從太平洋開始環球航行，訪問了日本和中國，所到之處極受關注。1909年，美國艦隊返航，創造了零故障和零事故的記錄。
當艦隊進行環球航行時，美國商業正在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建設性法律，一個長久以來困擾美國的問題正式結束了。一度使印第安人問題升級的部落主權問題得到了解決。1887年，《道斯法案》的相關規定取代了印第安部落的土地私有制度。該法案通過後，俄克拉何馬準州就在第一批割讓的土地上建立起來。因為鐵路的縱橫交錯，俄克拉何馬準州的發展速度比以往任何一個準州都要快。1900年，俄克拉何馬準州申請成立為州。1906年，該準州得到了授權，1907年，正式成立為州。俄克拉何馬州擁有美國最長、最激進的州憲法。對企業財富的恐懼和政府部門的不信任幾乎都寫進了憲法的每一項條款。
1908年春，美國的四十六位州長几乎都在白宮會見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並提出另一個問題，引發的騷動和啟示引起了公眾的反思。1900年和1902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事件促使人們關注政府與煤炭供應之間可能存在聯絡。在1902年開始的開墾工程中，公共開墾活動因為大量的私人和企業用水而受到阻礙。美國的自然資源一直都服從所有商業活動的需要，並漸漸習慣了為大公司所控制。煤炭、木材、土地和水的浪費也極不合理。山上的亂砍濫伐導致河流沿岸洪水肆虐。現在，由於自私自利的開發活動成了氣候，美國的未來變得越發黑暗。在州長會議中，一場自然資源保護運動發展起來，但當時還沒有得到國會的支援。
透過大眾教育，實行新的行政政策以及建設性法律，政府正努力適應現代工業的需要以維護社會穩定。企業因為自身利益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便企圖阻礙這一程序。而司法部長菲蘭德·蔡斯·諾克斯和他的繼任者查爾斯·約瑟夫·波拿巴根據《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提起的一系列訴訟加劇了商界的反對情緒。在該法剛透過時，從來沒有人想要檢驗它的價值，而在北方證券案出現之前，也沒有人抨擊聲名狼藉的托拉斯。在後來的幾年裡，法律轉而針對牛肉包裝商、標準石油公司、菸草托拉斯、糖業托拉斯和美國鋼鐵公司，而大量的鐵路公司和小公司則面臨起訴。法律的執行引起了許多受害者的盲目反對，並引發了關於限制企業規模是否符合國家政策的質疑。在關於是否禁止托拉斯和壟斷的辯論中，爭論雙方很難分出勝負。個人對政府實施的法律的敵意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執政最後兩年的特徵之一。
1907年，從威廉·麥金利當選總統以來，美國已經經歷十年的繁榮期。金融業是伴隨著工業和貿易發展起來的，各企業需要處理數以百萬計甚至數億美元的資金，從而導致銀行合併，金融權力集中在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控股公司極大地促進了這種資本的集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核心集團代表是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他們的投機和投資活動因公信的削弱而處於尷尬境地。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全部盈餘資本將會投入永久性的建設活動。在1837年、1857年和1873年的繁榮時期之後，這樣的時期都曾出現。
在清算期間發生的一些意外事件很有可能會引起恐慌。在1902年至1907年期間的揭發檢舉運動中，人們對控制商業的代理人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又被聳人聽聞的新聞誇大了。1907年秋，一批看似強大的銀行因為欺詐行為和投機管理失敗，使這一懷疑達到了頂峰。國家商業銀行的倒閉和紐約的尼克博克信託公司的暫停營業導致了1907年10月22日的危機。票據交換所、約翰·皮爾龐特·摩根、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和美國財政部之間堅決而又愉快的合作減少了公眾的損失，但對所有人來說，一段強制經濟時期開始了。
大企業的經理們把恐慌歸因於“愛管閒事的西奧多”。他們聲稱自己的企業是健全而可靠的，而這種劇變是由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煽動起來的。他們認為，總統對商界的攻擊摧毀了他們的信心。聯邦的起訴、新的法律以及嚴格審查純淨食品法規的執行，使企業無法生存。他們疾呼道，“讓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一小部分美國人只說服了自己。自1902年以來，不考慮黨派因素，面對商業的發展趨勢，美國公民開闊了眼界，認為政府當局必須振作起來捍衛民主。在越來越多的案件中，投票脫離了任何黨派的控制獨立進行。美國的舊觀念認為，民主意味著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這一觀點現在讓位於新觀點，即民主機會依賴於對壟斷的限制。從總統到各級官員，再到領導人，他們在表面上都是支援這種新觀點的。而如果沒有他們，同樣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還會繼續存在。金融利益集團和華爾街的攻擊只會讓人們相信，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總體而言就是人民的政策，個人利益和政黨機器必須讓位於人民的利益。
